伊朗的做题家们

在大多数现代国家，博士帽代表着学术巅峰。但在伊朗，那顶真正决定命运的帽子，不是学士方帽，而是包头巾的“阿亚图拉帽”。这是一个高度宗教化却又充满“考霸内卷”的国家，一个由“神学做题家”治理的共和国。若要理解伊朗今日的权力结构，必须先走进库姆、马什哈德、设拉子的经学课堂，看看那些从讲台背后走进办公室的人，是怎么靠“做题”一步步爬上权力金字塔的。

什叶派的伊斯兰法学者体系，既像神职等级，也像学历学位职称体系：毛拉→乌莱玛→霍贾特伊斯兰→阿亚图拉→大阿亚图拉→马尔贾，分七个等级。

从“毛拉”（乡村教书先生）一路升级到“马尔贾”（大导师）。每一级都需要年复一年的学经、讲课、写论文，并通过各种宗教学术委员会的严格审核。说白了，这是一个典型的“宗教科举”系统，题库不但深，而且活。

考一个阿亚图拉，平均要读25年经学，写几十本论文，登台讲学，接受无数同辈与师长的质询。如果你的师父还活着——对不起，你还得等。

入门级 "毛拉" 需用十年时间死磕《古兰经》与圣训（哈迪斯），通过 20 门基础教义考核才能在乡村清真寺谋得教职。2024 年库姆神学院数据显示，6 万在读生中超 60% 止步于此，最终能进入中级考核的不足 1.2 万人。比明清童生更残酷的是，他们需用波斯语、阿拉伯语双语文本背诵数百万字经文，相当于同时掌握两套 "科举教材"。

成为 "乌莱玛"（宗教学者）后，需精通 12 世纪形成的伊斯兰教法（沙里亚）体系，而 "霍贾特・伊斯兰" 头衔则相当于 "宗教举人"—— 不仅要通过 50 门法学课程，还要在聚礼中完成即兴经义演说。1979 年革命前，全伊朗霍贾特・伊斯兰不足千人，如今虽超 5 万，但竞争激烈程度堪比明清乡试：2023 年马什哈德神学院的晋级答辩中，300 名考生仅 17 人通过。

冲击 "阿亚图拉"（意为 "真主的迹象"）需耗时 25 年以上，完成至少 10 部教法专著，门徒数量突破 5000 人。2024 年库姆神学院仅有 12 人通过答辩，录取率低至 0.02%，比中国古代状元及第的概率还低 3 倍。

而 "大阿亚图拉" 需额外通过 "独立创制教法"考核，全球仅 20 余人获此头衔。更严苛的是 "师门封印" 规则：若恩师在世，弟子不得考取大阿亚图拉，霍梅尼生前，其数千名弟子均被这一规则锁死晋升通道。

支撑这套体系的是庞大的经济网络：信徒需将收入的 20% 作为宗教税（khums）上交，而宗教基金会（waqf）掌控着全国 30% 的土地与 40% 的民营经济。2023 年库姆神学院年度经费达 58 亿美元，超过伊朗国防预算的 1/3，形成 "经文背诵 - 财富积累 - 权力扩张" 的闭环。

如今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什叶派学界其实并非重量级人物。他的宗教资历与库姆那些日夜苦读的“大考霸”们比起来，只能算是中等水平。他的“阿亚图拉”称号据说是为其特事特办，1989 年霍梅尼去世时，他仅为 "霍贾特・伊斯兰"，被专家会议特批为阿亚图拉，跳过了至少 10 年的常规考核期，有点像“带职读博”加特招晋升。

更尴尬的是 1994 年冲击大阿亚图拉时，他成绩刚过及格线。按传统，候选人需获得至少 5 名资深学者背书，但哈梅内伊一看排名便弃考，至今顶着 "阿亚图拉" 头衔统治伊朗。

结果是——伊朗的最高领袖，按宗教传统，其实并没有资格统领全国宗教权威。这在什叶派世界尤为敏感，因为“法基赫治国”本就是“教法专家治理国家”的制度。法基赫者，意即“最懂教法的人”。而哈梅内伊偏偏不够懂。

对比之下，伊拉克什叶派宗教领袖西斯塔尼是正儿八经的大阿亚图拉，而伊朗国内百岁老人萨菲・戈尔帕伊加尼更拥有 "王中王" 的马尔贾头衔，神学威望远超哈梅内伊。

所以他做了个聪明选择：不再考了，转而以政治统战的手段巩固地位。在宗教学界话语权不足，那就扶持安全部门、革命卫队、宣传系统。于是，一个“阿亚图拉”级别的人，领导了一个只该由“大阿亚图拉”甚至“马尔贾”执掌的体制，成了什叶派世界里的一种“制度悖论”。

与哈梅内伊不同，霍梅尼是真正的“卷王之王”，他的称号是硬核学术打出来的。霍梅尼在流亡巴黎期间，凭借十万弟子、数十本著作和无数讲义录音带，在伊朗街头点燃了整个神学界对“现代化巴列维政权”的反抗，革命后亲自设计 "法基赫体制"—— 规定教法专家掌控司法与媒体。

霍梅尼钦点的接班人蒙塔泽里是 "大阿亚图拉"，却因 1988 年反对处决 5000 名政治犯被软禁至死。临终前，他在秘密录音中质问："我们推翻国王，难道是为了建立一个更难推翻的神权独裁？" 这段录音 2009 年被泄露后，引发伊朗知识界对法基赫体制的集体反思。

伊朗的“做题家”不是光靠背诵经典。他们要讲课，要出书，要积累弟子。成名后，每位“大阿亚图拉”可在全国乃至全世界拥有十万以上追随者。弟子分布于媒体、司法、安全、国企等系统，形成庞大的人际网络，支撑老师在政教合一体系中的权威。

不写论文不行，写了没人读也不行；门徒不够忠诚更不行。谁敢批评“大阿亚图拉”，就是“污蔑圣人”，属于刑事罪行。也就是说，成为“大阿亚图拉”，既是学术巅峰，也是一种政治护身符。伊朗的这套体制，让做题家获得了极高的社会回报。

在伊朗，神学成就从来不是孤芳自赏的学问。2023 年库姆神学院出版量超 1.2 万种，比伊朗国家图书馆的世俗书籍年出版量还高 40%。更关键的是 "弟子网络"，形成类似中国古代 "座师门生" 的权力裙带。2022 年，改革派阿亚图拉萨内伊因批评哈梅内伊被软禁，罪名是 "质疑大阿亚图拉权威"—— 这在神权体系中等同于 "欺君之罪"，其门下 300 余名法官随即被调岗。

黎巴嫩真主党领袖纳斯鲁拉曾是库姆神学院学生，伊朗通过神学纽带每年向海外输出超 20 亿美元资金。2024 年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导弹上，仍喷涂着库姆大阿亚图拉发布的教法口号。伊拉克的小萨德尔更出身宗教世家，父辈在黎凡特地区拥有百万信徒，每月可募集 1 亿美元 "慈善捐款"，用这些资金组建了 3 万人的武装部队，其军费规模超过黎巴嫩国家预算。

哈梅内伊的 "学术短板" 使其无法在神学界形成绝对权威，2009 年总统选举成为权力博弈的活标本：

内贾德阵营：抱紧恩师叶兹迪阿亚图拉大腿，获库姆神学院少壮派与革命卫队支持，叶兹迪直接下令安全部队 "维持选举秩序"，其门下 500 名神职人员在全国 1000 个投票站 "监督" 计票；

穆萨维阵营：得到大阿亚图拉蒙塔泽里（霍梅尼原定接班人）支持，蒙塔泽里公开发表《致最高领袖的公开信》，质疑 "法基赫体制是否违背人民主权"。

这场冲突暴露神权体制的深层矛盾：当不同派系的阿亚图拉支持不同政治势力，最高领袖的权威便形同虚设。哈梅内伊最终靠等待蒙塔泽里去世（2009 年去世），再出动巴斯基民兵清场，才勉强稳住局面。

神权体制的光鲜之下，是现代治理的全面溃败。2024 年伊朗通胀率达 40%，失业率 15%，但革命卫队控制的企业却攫取了石油收入的 70%。调研显示，70% 的 90 后渴望世俗化，2022 年马哈萨・阿米尼因头巾问题死亡引发的抗议中，德黑兰街头高喊 "女人、生命、自由"，年轻人用 TikTok 传播抗议视频，撕碎了神权的遮羞布。

神学院的故步自封更显荒诞：2024 年库姆仍在讲授 12 世纪的教义辩论术，将进化论列为禁学，新开设的 "伊斯兰 AI" 课程不过是给《古兰经》套上科技外壳 —— 课程大纲要求 "用机器学习验证天使存在的科学性"。与此形成反差的是，伊朗女性占高校学生的 58%，纳米技术全球排名第四，现代文明与神权压制的撕裂，如同德黑兰街头的摩天大楼与清真寺宣礼塔，彼此对峙却无法融合。

哈梅内伊呼吁 "圣战"，却遭群嘲："他的神学论文能算出导弹轨迹吗？" 国内反战情绪高涨，年轻人宁愿刷 TikTok 挑战 "头巾摘除"，也不愿为神权赴死。当 86 岁的哈梅内伊被传患癌，其子莫杰塔巴与阿亚图拉礼萨伊的接班之争，本质是不同 "做题家派系" 的权力再分配 —— 但无论谁上台，都难以回答那个核心问题：在无人机与互联网的时代，12 世纪的教法注释还能作为治国的标准答案吗？

巴列维王朝并非一个完美政权，但它确实为伊朗留下了现代化的火种。七十年代的伊朗，不仅是中东的工商业强国，更是发展指标优于同时期韩国的国家。那个时代的德黑兰，地铁在建，女性无头巾，大学讲法语，国家拥有充沛的石油美元，连“波斯猫”都出口欧美。当时伊朗的经济增长非常夸张，最低年增长率也有7%，最高达到28%，到1978年，伊朗成为了世界第九大经济体，伊朗的人均GDP增长了13倍，从不足200美元暴涨到2500美元，以黄金为基准，相当于现在的3.5万美元。在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下，伊朗本是受益者之一。如果能够再坚持几年，等到美苏争霸分出胜负，凭借与美国深厚的战略联系和丰富的能源储备，伊朗本有可能成为“西亚的日本”。

讽刺的是，恰恰是在美国如日中天的年代，伊朗却选择反美为旗帜，将自己推入了一个与世界对抗的深渊。而这一切的催化剂，正是白宫里的那位“人权总统”卡特。在他的施压与“道义外交”下，迫使巴列维限制维稳力度，甚至在局势濒临失控时，还要求其出国疗养，伊朗的将军们联名请求强力反击，卡特却选择背对盟友，最终使伊朗滑向了神权统治。

霍梅尼是法国人用专机从巴黎送回去的。法国人以为自己在践行自由民主，实际上却是在把“原教旨的龙头”从欧陆装箱运回波斯。当霍梅尼踏上德黑兰机场，伊朗人夹道欢迎，以为他们迎来的将是全民协商、权力分享的新时代。

结果呢？图穷匕见，各派别都以为“先干掉国王再谈建国”，却没想到霍梅尼直接抄起革命卫队的枪杆子，把这些跳出来的左派、世俗派、民族主义者统统清洗。人民圣战者、图德党、民族阵线纷纷被打入冷宫，甚至连当初最早支持革命的温和派神职人员，也被“革命的车轮”碾压而过。

巴列维时代的伊朗发展远高于当时中国和韩国。但极端派不讲GDP，他们只讲“堕落”、“亵渎”与“圣战”。有些人就是用圣人的标准要求改良派，用野兽的标准要求极端派。不说别的，西欧、北欧够富有了吧？政治够民主了吧？贫富分化够小了吧？极端派在这些地方消停了吗？他们在21世纪的北欧、西欧都要折腾，要求上世纪70年代的巴列维做到让他们满意？

七十年代，中伊关系发展颇为顺利。联合国2758号决议中，伊朗明确投票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常任理事国席位。巴列维的王后、两位姐妹，王储，都访问过中国。1978年，中国国家领导人华国锋在回国途中顺访伊朗，成为在巴列维王朝倒台前，最后一位访问该国的外国元首。

巴列维王朝其实已开启了“自我革命”的进程。他的“白色革命”推动土地改革、妇女解放、教育普及，试图在君主体制内部完成国家现代化。虽然进程缓慢、分配不均，但无论从路径还是结果来看，巴列维试图让皇权完成一次自我更新。这种自上而下的变革未必完美，却具备可持续性。

人们常说，威权政府的问题在于腐败与贫富分化。可我们真的见过哪个发展中国家没有这两样？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呢？明治时期的日本呢？朴正熙的韩国呢？这些国家后来走向了现代化。而伊朗今天仍然贫富悬殊、腐败横行，问题更严重。

巴列维政权倒台的第二年，霍梅尼便将国家推入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死伤八十余万，经济崩溃，社会凋敝。有人说战争是伊拉克挑起的，但如果当初的伊朗还在王政治理之下，萨达姆根本不敢轻举妄动。

今天的伊朗高层仍然喊着“反美”、“反以”的口号，其实早已习惯了利用这些外部敌人来塑造内部团结，以“外部压迫”来掩盖治理失败。而底层年轻人早已看透，如今的伊朗人，尤其是有文化、有收入、有智能手机的一代，往往悄悄在相册中藏着国王与王后的照片。他们怀念那个可以自由着装、可以赴美留学、可以看西方电影、可以在街头跳舞的时代。他们知道——无论王权如何专制，至少它还会谈进步、讲制度、信技术，容得下多元。而如今，权力属于穿长袍者，财富集中于300个教士家族，教义取代法律，口号掩盖真相。于是他们默默做起了摩萨德的线人，只为早点换来一点自由与体面。这一切讽刺至极——伊朗如今靠压迫本国人民来换取“革命纯洁性”，靠被制裁来证明“正义在我方”，靠把女性压在头巾下遮盖国家的崩溃。

神学院里的考试仍然在继续。有人继续背诵阿里·本·阿比·塔利卜的事迹，也有人琢磨怎么在论文里把“互联网”解释为一种伊斯兰智慧。宗教与现实的鸿沟，正被一张张考卷、一次次“论道大会”维持着表面的和谐。

问题是，这种靠背诵与考试选拔出来的治理者，能否管理一个面对现代经济、技术与文化冲击的国家？答案在过去四十年里并不理想。伊朗在霍梅尼去世后，宗教学者全面主政，革命卫队以“护教名义”掌权，经济衰退、腐败猖獗、年轻人普遍对体制失望。拥有博士头衔的总统一个个上台，却都无法解决民众最关心的通胀、失业与对外孤立问题。

伊朗的“做题家们”，用最古老的方式支撑一个自诩为现代共和国的国家。在这个系统里，考试是通往神权的门票，弟子是构建权威的砖石，论文是延续统治的保证书。

或许他们该担心的，不是试题太难，而是考试本身已经成了问题。

伊朗百年血与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