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资面试失败后，我坚定了投身教育的决心

　　教师资格证面试成绩已出，不知为何没有通过，具体得分也没有，自然无从查证了。

　　实际上，无论是笔试还是面试，实时通过率和给出的历年数据没有直接关系。而每次考试结束之前，场外 “百分百包过”小广告和培训机构在网上发布的“内部名额免试通过”其实已经给我们提了一个醒。这所谓的资格认定考试，实际上更像多方综合的创收手段。只要掏钱，总能钻到空子，无论是不是所谓的国考。如果不一次多掏点，那就不得不多去考几次，累计的报名费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这样一来，我们不禁要思考一个问题，在认定资质阶段被迫大量掏钱的教师，真正走上了教学岗位后，究竟能教给学生什么东西？

　　回到考试本身。我们从考试的内容来分析，笔试就是死记硬背一堆知识点，答题时往上面套罢了，学到的这些教育知识，真正去教学生往往用不上——就算没当过老师，好歹也上过学，知道当年的老师做法和记忆的知识点能匹配多少。违心地讲一堆大道理，真正走上教学岗位，那些大道理究竟能用上几何？所谓素质教育，能否在这个追求升学率和不得不面对教育分流的大环境下落地并站住脚跟？面对同学生的意见分歧究竟是漠然视之，一刀切还是花费大量时间去做到可能两面不讨好的教育民主？班级里面出现纷争时秩序和对错哪个重要？究竟能不能做到永远不辱骂学生和对学生使用暴力……这些棘手的问题是每一个教师不得不面对的，而考试，永远只会将这些与现实所脱节的概念一次次变着花样来刁难应试者。究竟有多少人能意识到，需要精心呵护的素质教育花朵不可能绽放在追求效率、尖中掐尖的土壤中？

　　面试的环节则是对着几个老师进行课堂表演，在一个没有学生的教室里，拼命装作和不存在的学生进行无用的互动，然后等待评分。这种表演本来就毫无意义，拟真环境并不能代替一线课堂，教师是否被认可不应当只有评分的教师，而教学活动面向的主体学生则处于缺位状态。未来的讲课者的滑稽表演被另外一些已经在讲课的人武断地评判，然后作为是否符合资质的全部依据。这倒是也符合了当下教育“少数人定大纲，死要求和权威至上”的刻板印象。这样一来，能经过这一道考验的人，如果稍有动摇，想必也很容易和曾经评判自己的人走到同一条道路上去罢。一切都有标准答案，而制定答案的人不用对寻求答案者和未来从答案框架下走出的人们负一丁点责任。毕竟总的来说，当下的教育塑造的并不是如所谓“素质教育”那般要求的“全面发展”的人，而是学一堆杂乱知识的、只会听从命令的螺丝钉。这点对于教师和学生来说是一样的。

　　笔者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知，多年来也经历了不少变化。记忆里面祖辈的教师是乡村教师，有一位教书技能出众，但是在特殊时期被学生批斗，最后自我了断；父辈接触过的教师非常受家长尊敬，那时候无论是乡村还是城市，都对“知识改变命运”十分认同，同意教师以各种手段管制自己家里不听话的学生，包括暴力。由于当年地方工作尚且包分配，是否接受专科教育也成为了一线工人和机关干部的分水岭。

　　到了笔者这一代，教师的特征开始多样化，总体来看则是渐渐走向两个极端——要么非常热心，对学生严格要求，要么冷漠处之，对课堂任务之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阶段学生、家长和教师之间的冲突越来越被关注。父辈们难以理解为何家庭不全力配合教师工作而产生摩擦，而笔者这样的学生在接触了素质教育的说法后对割裂的现实产生了反抗，但在中考高考前还是不得不低头——这样的反抗多是一阵划破夜空的惊雷，却没有多少落地的雨滴，触动不了面前黑洞洞的庞然大物。

　　事实上，父辈的与笔者这代的思想变化并非无迹可寻，当年大多数相信“知识改变命运”的人多数是“改变了命运”，因此要求子女进一步“改变命运”，或者是旁边有人“改变命运”而自身未能成功，从而将希望投射到子女身上者。笔者的学校生活多数是被写不完的作业和考试压得抬不起头，就连很多老师都在看自习时有意无意地表示“你们太苦了”。以前功课压力小，学生活动的机会更多，虽然不少是为家庭劳动；而后来大多数学生的生活基本上被预习复习作业塞满。仅近视率一点就比几十年前不知翻了多少倍，而学生的体质普遍变差，体测标准不断下调也同样是一记警钟，拷问着我们除了坐在教室以外还能干什么。

　　近些年很多家长开始反应过来，希望自己在书山题海里苦苦挣扎的孩子能够减轻点压力，开始放松对于娱乐的管制；家里有条件的则另辟蹊径，想办法用资源让自己孩子走上别的赛道。但学校方面终究不可能松口，毕竟重压堆起的升学率和评价不仅是自己的门面，更是调拨经费的决定因素。这样一来，学校与家庭之间的暗流开始涌动，矛盾的发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同时，学生数量的增加也对教师岗位的数量有所要求，教师的录取标准一再降低，越来越多报名涌入的人冲击着传统教师行列，使得教师队伍良莠不齐，为一些教师学生个人之间矛盾的发展埋下种子。

　　教师的光环逐渐褪去，越来越多的人选择教师岗只是为了待遇，把教学当成普通的工作，对学生并不想过问。笔者不好评价这一现象的正确与否，只能说这些现象是同教育方向基本契合的。“灵魂的工程师”不再能塑造多彩的灵魂，只是生产流水线上千篇一律的容器，无论当事人愿不愿意，这就是很多教师不得不做的事——为了生计。

　　除了学校，补习机构曾经似乎也是一条可选的道路。在“双减”之前，针对中小学生补习机构随处可见，越来越难的考试也使得补习老师要价水涨船高。在红火的时候，补习老师不需要资格认证，能够讲课，让学生听懂提高成绩家长就会买账。本人听说过有几家补课老师就是职工兼职补课，并非教育专业出身，但是补课效果斐然，后来渐渐把补课作为主业去发展，赚的盆满钵满。这个时候开始，但很多拿着固定工资的学校老师对这个潜力巨大的市场有了想法，在课后去兼职赚取外快。更有甚者，在学校课堂上不再用心，而课后却指明了课上没讲的东西是“付费项目”。这样一来，或许家境尚可却无力逃离的学生家长还能忍气吞声，而苦了家境并不富裕的群体。不过二者有一点是相同的——对教师队伍的认同下降了许多。再后来，随着“双减打碎补课梦，长官我是减负人”的来临，补课产业除了某东方这样的大头还能苟延残喘，那些瑟缩在写字楼中的中小机构则遭受了灭顶之灾。同时对于教师资质的审查也越来越严格，这样一来，教育资质考试培训成为了一个新的市场，很多老教师也不得不从头学起，更别说那些新教师了。不过“双减”的结果我们也是有目共睹，并没有改善中小学生的负担问题，而幸存的补课机构在经历了寒冬期后转入地下，由于其稀缺性，他们要价自然是更上一层楼。

　　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尚且如此，而教育欠发达地区又是怎样一个场景呢？

　　笔者曾经在某西南山区村小学执教过一段时间，学校建在山上，只有三座平房，一间教室，一间教师宿舍和厨房，一间仓库，三座平房环绕的地方就是操场。因为人数较少，所以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共三个班级。那里的学生除了上课，课余时间还要为家里干活，这倒是挺符合老一辈人描述的村小学的情况。这里的平均分远低于城市，比笔者曾就读的小学至少低了三分之二。但是能看出来学生们多数还是愿意和老师学习交流，学生家长对老师也十分尊重。但是态度并不能补足客观条件上的差距，城市里的家长基本上能辅导自家的小学生，这边的学生多为留守儿童，务农的家长要么繁忙，要么文化水平确实难以辅导自家孩子——很多人初中都没读完。

　　课上能感觉出来学生的水平差距很大，有的爱学习的学生一点就通，不比城里的所谓聪明学生差；也有学生对学习没那么上心，同时缺少家长督促，导致学习上脱节，渐渐赶不上进度。后来笔者想到的办法就是改变传统的课堂为主体的教学方式，保证课堂目标能完成的情况下去每一个学生家里家访，弄清楚每个学生的学习水平，制定不同的学习目标，这样才有可能保证每个学生能够有所进步。同时和学生家里的长辈聊天，能够更清楚地了解到当地与我原来生活城市的差别，以及存在的各种问题的深层原因。这是一举两得的事情。在此期间我了解到，学生父母外出务工很常见，留下的基本上就是完全务农，一年只有勉强四位数的收入者不在少数。

　　而且少数民族由于不受计划生育的限制，基本上村里没有独生子。子女多意味着更大的供养压力，很多学生读完初中就离家打工，结婚，然后继续从事他们父母曾经从事的事情；移风易俗仍然任重道远，迷信尚未根除的土壤中高价彩礼等城市的病症又悄然进入；地区医疗状况也十分堪忧，镇上仅有一个卫生所，疑难杂症只能去往县医院或者市医院，我了解的一个家境不好的学生就被肿瘤夺去了姣好的容颜，伙伴们一个个离去，苦苦挣扎几年后病情恶化，仅仅十三岁就流着眼泪离开了这个痛苦的世界。由于地区位置的特殊性，在这边大量潜伏着HIV，滥用管制违禁药物、近亲结婚等问题也很严重。在各种夹缝中求学的学生，艰苦环境中很难留下的老师，在这苦难的群山中谱写着一首教育的哀歌。

　　归来后，笔者决定投身向教育领域，尝试探索出一些能够印证笔者思想的事物，这是后话了。

　　回到当下，笔者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一向推崇教育不是脱产者的象牙塔狂欢。教育本身就是有力量的，是为生产生活服务的尖兵。而作为表演的教育，更像是穿着蕾丝裙跳舞的拳王，荒谬到令人大跌眼镜。真正的教育者不应该让课堂成为自己和学生的监室，课堂只是偌大教育的大厦的一个隔间，还有更广阔的其他房间等着探索。如果学生能够用自己喜欢的学习方法接触到自己感兴趣的知识，那么原本灌输的重压将不复存在。学生们能从学习中领悟生活的细节，欣赏生活的美好，不再担心身体变得更糟。这样的美好蓝图前人曾经短暂地探索并实践过，而如今的种种却使得过去的现实更像遥不可及的未来，令人望而兴叹。

　　虽然没有获得权威的资格认定，但是从今往后，笔者将在行动中来验证并完善自己的思想。真正向往在教育上实现理想的人不应害怕被教育，凡事都有两方面，当现实将拳头打了过来，击倒了我们，颓废沮丧并不能改变什么。不如同其他被打倒的人一起，研究它出拳的方式，看清战斗的技巧，然后如数奉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