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对等关税越权，“纸面胜利” 能否终结关税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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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 月 28 日，美国国际贸易法院作出裁决，判定特朗普政府于 4 月 2 日宣布的 “对等关税” 政策属于 “越权” 行为，要求停止执行。看上去这个判决很振奋人心，好像美国的司法系统能够以宪法之名去约束总统的违法行为，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在由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大法官占据绝对多数席位的最高法院内，这场围绕关税政策展开的法律攻防战，最终大概率会沦为一场“纸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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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审理中认为，特朗普以“贸易逆差”为由绕过国会，单方面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对全球商品加征关税，而该法案仅授权总统应对突发紧急威胁，贸易逆差作为长期经济现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紧急状态”，且宪法明确将关税立法权专属授予国会，特朗普作为总统无权擅自突破权限实施此类全面关税措施。因此，裁定特朗普关税政策“越权”，必须立即停止。然而，这个判决的象征意义远大于实际效力。法院虽能宣布政策违法，却无权强制执行；即便裁定关税政策无效，行政分支仍可通过拖延战术、上诉程序或重新立法来消解判决影响。这种“宣示性胜利”恰如给总统套上法律枷锁，却未提供开锁钥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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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说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叫停特朗普对等关税的判决，最终大概率是一场“纸面胜利”，这要从美国的司法体系说起。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在美国法律体系中处于联邦专门法院层级，与联邦地区法院同级，它专门负责审理与国际贸易相关的诉讼，并对相关的行政裁决行使管辖权。如果对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不服，可以向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是美国13个巡回上诉法院之一，专门负责审理来自联邦地区法院、联邦索赔法院以及联邦国际贸易法院的上诉案件。如果对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仍然不服，可以向美国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但美国最高法院对上诉案件拥有完全的自由裁量权，通常只会选择那些具有重大法律意义或全国性影响的案件进行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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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最高法院是美国联邦法院系统的最高审判机关，由 1 名首席大法官和 8 名大法官组成，大法官一经任命，除非去世、辞职、自愿退休或遭到众议院弹劾及参议院定罪，才会被撤销职务，实行终身任职制。目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中，5 人为共和党总统提名，3 人为民主党总统提名。特朗普在任期内任命了 3 名最高法大法官，使共和党任命法官在最高法院中占据绝对多数，彻底改写了最高法院的权力版图。大法官的 “党性”，使得最高法院成为共和党政治议程的 “超级立法机构”，让他们在处理诸多社会争议问题过程中作出截然不同的决断。例如，在拥枪、移民和堕胎等议题上，保守派大法官可能作出更符合保守派理念的判决，为共和党的政策进行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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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特朗普不服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直接把关税政策上诉至最高法院后，保守派阵营极可能采取两种策略：一是以“国家安全”定义模糊为由，为总统保留政策灵活性；二是通过技术性程序拖延审理，使关税政策在诉讼期间持续生效。毕竟，最高法院每年受理案件不足百件，对行政争议往往采取“能不审就不审”的回避态度。即便最终判决总统败诉，漫长的司法程序也足以让政策目标部分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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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法律战暴露出美国权力制衡体系的深层矛盾：立法权长期虚化，国会将贸易权外包给总统，导致关税立法权事实空心化；司法权被迫妥协，最高法院大法官虽为终身制，但提名过程高度政治化，民主党任命的自由派大法官常被指责“司法能动”，共和党任命的保守派大法官则被诟病“党派工具化”；行政权持续膨胀，总统通过“国家安全”标签将经济政策武器化，司法系统若全面审查，将陷入“政治雷区”，若放任不管，则宪法分权原则形同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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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国际贸易法院的判决，恰似一记重拳打在棉花上——法律层面的铿锵有力，难掩政治现实的软弱无力。在三权分立已沦为“三权博弈”的当下，司法系统试图用宪法文本约束总统权力，无异于用道德说教对抗权力本能。这场法律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判决能否执行，而在于它撕开了美国政治体制的遮羞布：当制度设计沦为党派利益的遮羞布时，任何“越权”指控都不过是权力游戏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