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雀》中教师的误判看德育惰性

央视八套热播的电视剧《黄雀》有一个特点，每集开头都回忆剧中人物的的童年往事，提醒观众思考人物现状与过去经历的关系。

第十九集展示的是佛爷盗窃集团三号人物财神（张志铿）小学五年级的一段经历，看了让人心绪实在难平。

让我们回到小学五年级的教室，进入张志铿一生的梦魇。

课间，张志铿在操场上开心地逗蟋蟀。上课铃响，大多数学生进入教室坐好，苏敬伦最后走进教室，眼睛看向最后一排的张志铿。冯老师紧跟其后进来，说：苏敬伦同学丢了一支笔，钢笔，很贵的钢笔。勿以恶小而为之，这件事情我不想搞大，班里的事情就在班里解决，谁拿的？下课以后找到我交出来，我既往不咎，我相信是哪位同学不小心装错了书包，咱班同学的人品还是靠得住的。

说话时，偏头看向张志铿，暗示后者下课后主动上交钢笔。后者面色如常，一脸从容。没做亏心事，不怕老师看。

镜头转向教师办公室。

师：蟋蟀，你在哪儿玩蟋蟀？

张：我一直在外面玩，我都没有去过他的课桌，怎么可能会是我拿的。

师：好好想想，是不是记错了？之前呢，刚下课那会儿。

张：我没记错，我肯定。

师：我肯定是相信你的。你说没问题，可他东西又找不到，我只能报警，等派出所的同志来问，就没这么耐心了。明白我的意思吗？

张：我明白，我没拿。

师：苏敬伦（提示苏指控张）。

苏：（站起来看向张）就是他！

张：我没有。

苏：我看见他在我课桌边上待过。

张：（大声地）你看见什么了？我没有。

师：你倒发火了！我这么平心静气地劝你。你说没问题又找不到，我只能去报警了。

张：（大声地）我没有，你去报警吧！

没有交待事情的结局，但从张志铿后来气愤地在每一个同学的毕业纪念册上写“钢笔不是我拿的”并署上“张志铿”之名可以看出，他的小偷之名已在老师同学的暗示和明示被坐实。

苏敬伦坐在第一排，文质彬彬，家境好（有一支很贵的钢笔），成绩好。在冯老师眼中成绩好就表示品德好，他说张拿了钢笔，就是拿了。

张志铿贪玩，家境一般，学业一般可能还比较差（坐在最后一排），在冯老师眼中，成绩不好，家境一般的他看见“很贵的钢笔”难免经不住诱惑。

这是老师依据经验得出的结论，这是冯老师的逻辑，至于张志铿究竟有没有在冯同学课桌边停留，老师只相信冯同学的一面之词，再说，就是停留了，就一定偷钢笔了？

冯老师振振有词地，道貌岸然地以表情、动作、语言暗示张志铿，你赶紧承认吧，回头是岸。

没有调查，罔顾事实，也听不进张的辩解。

张志铿当然是冤枉的，从他坦然、从容的表情能够看出。但是，从老师把他叫进办公室开始，不，从苏敬伦告状开始，一个清白少年的命运之轮开始向着深渊滑动。

拍毕业照时，张志铿落寞地站在最后一排，所有的同学都开心地笑着，除了他。

这一段经历成为他挥之不去的阴影，长大之后的同学会上，他想向大家证明自己并没有拿那枝笔，想洗清自己的冤屈，但没有人听他的辩白。苏敬伦说：我以为什么大事呢。无所谓，都过去多少年了。老师对他的“偏执”更不以为然，他对苏敬伦说，这么多人里，你发展得最好，我们喝，不要理会有些人。

老师和同学们言笑晏晏，推杯换盏，张志坚独自呆坐，表情阴郁。片刻，他脸现笑容，拿走苏敬伦的手机，扔进了河里。

第19集中，张志铿偷窃玉扳指不成，公然抢窃，暴露在警察视线之下，为保全自己，团伙头目设计撞死了他。

他一边试图反抗群体加于他的罪名，一边用行动不断验证预言，在泥潭中越陷越深，最后走完了他矛盾的一生。

“钢笔事件”对张志铿的人生轨迹产生了深远且不可逆的负面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塑造了他的性格与行为模式，更将他推向了一个自我实现的悲剧预言。 

“钢笔事件”中冯老师的行为，表面上源于认知偏差造成的刻板印象和光环效应，但深层原因却是当前教育体系中普遍存在的德育惰性——教育者在德育工作中的敷衍、简化与责任逃避。这种惰性并非偶然，而是教育功利化导向下的必然结果：文化学习被极端强化，而德育不断地流于表面和形式。 

冯老师在处理“钢笔事件”时，全程表现出一种高效但冷漠的解决逻辑：不调查事实，直接依赖“好学生”的指控和“差学生”的标签下结论； 

不耐心沟通，用“报警”威胁替代循循善诱的引导； 

不反思纠错，多年后仍以偏见看待张志铿。甚至可能在得知张志铿盗窃致死后，因为自己“准确”的预判而沾沾自喜，因而强化惰性处理模式。 

发现考试中大多数学生未曾掌握某个知识点，教师肯定会安排专门时间、掰开揉碎地讲解。班级出现钢笔丢失事件，教师只想快速解决能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其根源在于，教育体系更看重可量化的文化成绩，而德育成果因难以量化，常被简化为口号式的“勿以恶小而为之”，或沦为班会课上的空洞说教。 

冯老师对苏敬伦（成绩好、家境优）的偏信，与对张志铿（成绩差、爱玩）的歧视，折射出教育者在德育行为中的惰性：本能简单地以文化成绩评判学生； 

教育资源分配失衡，教师认为，文化教育才是教育的正业，德育应该高效化，为文化学习腾出时间。 

在“钢笔事件”中，冯老师甚至未尝询问目击者、观察学生表情、行为等基本操作，因为他潜意识认为“为了一支钢笔不值得浪费时间”。“报警”“派出所同志没这么耐心”，这种话语并非为了引导反思，而是通过恐吓逼迫“认罪”，促成问题的快速解决。他表面上说“既往不咎”，实则已通过眼神、语气和暗示给张志铿定了罪。他强调“勿以恶小而为之”，却没有意识到他的惯性思维和随意教育是更大的恶，这种恶影响了一个学生的一生。

教育评价体系为德育的惰性推波助澜

教育者的惰性并非全然个人之过，而是系统性的激励缺失所致： 

评价机制失衡：学校考核以升学率、平均分为核心，教师自然优先保障文化课教学，德育沦为“软任务”； 

专业支持匮乏：教师缺乏德育方法论培训，遇到问题时只能依赖经验（如刻板印象）或权威压制； 

后果无责化：冯老师未因误判受到任何追责，张志铿的沉沦反而让他对自己处理类似问题的方式更加自信。 

就这样，教师的德育惰性在行之有效并且高效的表象下被不断强化，“钢笔事件”式的伤害不断重演。 

破局之路：从惰性依赖到责任的重建

要改变德育的敷衍现状，需从三方面入手： 

重构评价体系：将德育成效纳入教师考核，例如设立“学生道德发展档案”，记录教师处理纠纷的方式与结果； 

强化专业培训：帮助教师掌握科学的德育方法，如非暴力（冷暴力）沟通、证据链思维，避免依赖经验进行德育； 

建立纠错机制：对教育不公事件（如冤枉学生）必须有追溯与反思，而非以“过去多年”为由掩盖错误。 

德育若惰，教育何以为教？

“钢笔事件”中，一支钢笔的丢失本可成为一堂生动的德育课，却因冯老师的惰性演变成对一个孩子的终身诅咒。若继续将品德教育视为文化学习的点缀，则张志铿式的悲剧永难终结。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而非“育分”，唯有打破功利主义的桎梏，让教育回归育人的本质，才能避免下一个“财神”在德育惰性中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