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广荣：用尊严服务尊严，从重刑犯到入殓师

我叫傅广荣，来自沈阳，很多人叫我付妈妈。

1999年，我当时在辽宁省法制教育中心当主任，兼辽宁省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救助办公室的主任。因为工作的关系，常年到监狱里头去做报告，搞帮教，当我来到女子监狱做完报告，一个女犯人就给我跪下了，求我去帮助找她的孩子。

我当时想得很简单，我把孩子带回去了，就送到孤儿院去，不就完事了嘛，我就把孩子领了回来。领回来之后，孤儿院不收，为什么？孤儿院说，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父母都死的才算孤儿，他爸爸死了，他妈妈还在，所以不算孤儿。我说，他妈妈在监狱，他属于特殊的孤儿，应该管。他说，不行，国家法律就这么规定的。因为我还有工作，所以我就雇了一个下岗的女工，我说，我给你钱，你帮着我把这个孩子照顾着，最后让他上学，因为这个小孩儿才五岁嘛。就因为这件事儿，女子监狱的报纸就登了，登完之后一个星期，有十多个女犯给我打电话，都要求我帮助去找她们的孩子，都说自己把自己的丈夫杀了。

我就很奇怪，我做律师搞法律这么多年，这个女子监狱怎么这么多杀人犯？一调研，真的是让我心里头震颤。监狱里所有的有孩子的女犯，她们在监狱里头不能够安心改造，最大的痛点，就是她日夜思念自己的孩子，有的女犯想孩子一夜之间白了头，还有的女犯想自己的孩子想跳楼。

后来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他们找来了十七个女犯代表，看到我之后就全哭了。她们说，我们想孩子，孩子没有人管，有的跟着奶奶要饭，有的在丐帮里头，我们哪能够改造好。

一了解，辽宁省女子监狱，当时在押的犯人，有1100个人，有110个因为家庭暴力，把丈夫杀死了，有一半的孩子没有人管。我就想这是一个社会问题，我一定要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给找到。建立一个儿童村，我要把这些无家可归的孩子收留过来，我要通过这些孩子，呼吁社会远离家庭暴力，我要通过这些孩子推动国家立法。

别人说你怎么就收了64个孩子再没有收？这件事我可以告诉大家，因为我的目标很明确，我就是要推动国家立法。

2005年的8月20号，辽宁省率先在全国，在孤儿条例里加了一条，父母服刑期间，孩子没有监护人的，比照孤儿享受孤儿待遇。辽宁省立法了，我要推动全国的立法，到2019年，全国十二大部门联合下文件，全国这样的孩子全部比照孤儿享受孤儿待遇，当时国家宣布的是50万孩子。

二十年以后，当孩子的妈妈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我都把孩子像模像样的交到他妈妈手里头，完成了我二十年前的承诺。我这六十四个孩子，两个研究生毕业，八个大学毕业，现在我已经给四十二个孩子娶完了媳妇。

我就想，我七十岁到九十岁我干什么？

有一次在咱们综合治理会上讲，现在国内国外形势严峻，我们要发动社会一切能够发动的力量，参与社会治理。当时正好全国打黑除恶，打黑除恶的根源就是什么呢？你们知道中国这么大，刑满释放人员这个队伍很庞大的，于是我就毅然决然的决定，我就要干这件事儿，帮助重刑犯重返社会计划。

因为刑满释放人员犯的罪各式各样都有，重刑犯就是判死缓、判无期的，他们在监狱里头待了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最长的到我这来有三十六年的。有的生涯犯罪的从14岁开始，一直到56岁，就进去出来，出来进去。有的激情犯罪，一使劲把人给杀死了，或者是打死了，也是被判死缓、判无期的。这些人出来全部都是光棍，即使是进监狱之前有家的，一听说判死缓判无期的都离婚了。他们出来之后没有家，没有文化，没有钱 找不着工作，所以重新犯罪率达到71.9%。

因为我是学法律的，研究研究为什么咱们国家高墙外的延续教育，法律上是个空白点，我就重点帮助重刑犯。要研究帮助重刑犯，首先他回来了，你得给他饭吃，让他有一份工作，让他自食其力，成为一个诚实的劳动者。

干这件活不懂政治还不行，因为国家有规定，像他们有犯罪记录的，当个保安都不允许干，送外卖不允许干，国营企业还有央企根本就不收他们。私营企业有干好的老板，一听是曾经杀人放火抢劫的，他们说，哪怕我给你们捐点钱，我也不想离他们近，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所以他们出来之后，受到整个社会的歧视，犯罪率肯定高。

我们要研究高墙外延续教育民间帮教实验探索，怎么探索？给他找工作，干什么？往哪安排 不好安排。

后来有一个劳改犯出来之后，来找我说，妈妈，你领着我们做殡葬得了。我说，妈妈不敢做这个死人活，你去干，妈妈支持你。他说，我干不了。我说，为什么干不了？他说，殡葬行业属于特殊行业。我就搞了一下社会调查，因为我这个人性格和别人有点不一样，越说不行的我越想干。就这样在沈阳调研完了之后，我到大连调研，之后我又到北京调研，调研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个特殊的行业存在特殊的问题。后来我就想反正是国家规定，这些重刑犯要碎片化管理，国家有多少个医院，每个医院门口就可以安排一个，我找志愿者发动社会力量，就可以帮助一个重刑犯就业，再成立一个店，还可以安置一个，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帮助他们工作，就选了殡葬行业。

说起店名，这个起，那个起，我都觉得不行，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半夜起来了，脑子一下想到“妈妈送你去天国”这个名字，这个“妈妈”是一种爱，是一种尊称。我找了三个企业家朋友，让他们帮我们搞一下子研究，看看一个店，安排五六个人行不行。我的三个朋友就开了三个店，我没想到，这个店一开起来，就得到了国内外的媒体的关注。

有一次搞活动，去了五十七家媒体，特别是国外的媒体。而美国的《纽约时报》来了，我说，我不接待你们，这是我们自己的事，与你们没有关系。他说，你错了，对于重刑犯的改造是全世界的话题，我们也在研究这个话题。他们采访完之后跟我说，你这个项目太好了，死刑犯干死人的活，在劳动和服务当中进行自我救赎，你这个项目都可以拿到我们美国哈佛商学院的教材里头了。

当时凤凰卫视打电话说要来，我说你们别来，我现在搞实验呢，他们也来了。他说，傅老师，你这观点我们不认可，你以为你开了多少店，安排了多少重刑犯，就是成功的才让我们来，你知不知道，你干了全世界也没有人干的事儿。而且你这件事一落地，就得到了全世界媒体的关注，你不要我们来，你这是不对的，所以我们就来了。后来凤凰卫视给我们排了一个上下集的专题片，又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她和她的重刑犯朋友们》，在《人民日报》正式的发表了，写得非常好。

很多人都说我，你为什么要干这个事儿，你知不知道多危险？特别是我们有一个市的公安局刑警大队的队长，给我打电话，他说，我想带着我媳妇去慰问你。我问他，你为什么慰问呢？他说，我从警三十年，我成天和这些死刑犯、重刑犯打交道，你知不知道你胆子太大了，这挺危险的。

我怎么想的呢？假设他是我的儿子，我怎么办？所以这件事情我既然要做，我就不能考虑别的，我真心对他们，我用我的爱去温暖他们，我想一定能感化他们，让他们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员，这样社会不就稳定了吗？

我们家有一个孩子老斌，他原来是当兵的，他杀死了三个人刑满释放后，当时他走投无路的时候，他的一个哥哥就把他领到我跟前。来了之后，我帮助他找了工作，娶了媳妇。现在他告诉我：这个活太好了，当我给死人净身穿衣服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我的爸爸妈妈，我这么大了，我爸爸妈妈为了愁我的事都去世了，我对不起他们。我每当给别人穿衣服净身的时候，我就想我是不是在给我的父母在做活。所以他们在劳动和服务当中，重要的是干这个活能进行自我救赎。还有当家属们和吊唁者站在灵堂前，他喊着规矩，他说，跪下就跪下，一鞠躬二鞠躬，别人都得照做，他觉得他得到了做人的尊严，真是这样。

他现在所在的整个社区有三千多户，凡是有老人的家庭，他就经常去看望老人，有病的就帮着给端屎端尿，他还亲自开着车往医院送。所以那一片小区的老人都和他签合同，都说，我死了，你就来帮着我干这个活。我说，老斌你真的进步得很快，比一般的人想法都好。他说，妈妈你不知道，我现在对我媳妇好，是因为我这一生在我最困难的时候，人家能嫁给我，我一定要珍惜这份情谊。还有当我去伺候老人的时候，我就想这就是我的父母，让我对生命有了敬畏。这就是这些人干这些活，最后他得到的启示，他的灵魂唤醒了。我们家的每个孩子都有一个故事。

我在研究给这些人找活之后，你光给找活，有活干还不行，你还得给他娶媳妇，让他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才能够终止犯罪。我们现在每年要给他们举行一次婚礼，这些年我一共帮助了上百名重刑犯，帮助他们找工作，不一定都安排到做殡葬，有的媳妇怕殡葬怎么办，我就鼓励他干其他的事儿，现在一百个人里有两个重新犯罪的，有两个离婚了是因为性格不好，不合离婚的。两个犯罪的是因为他们喝完酒了，性格不好打架判刑了。总体上我这么想的，如果我帮助一百个孩子，我能达到70% 生活的好，没有重新犯罪的，那我就算是成功。

我能不能呼吁全社会都来做这件事儿？我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我要用我这么多年的爱，帮助我身边许许多多的人，把爱都释放出来，一起参与社会治理，这就是我想要的。

今年我们有个目标是什么呢？我们要在全国开500家殡葬店，要安置500到1000个重刑犯。我们家这个殡葬店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公益文化的灵魂，实操植入到殡葬行业，推动中国殡葬行业，成为全国社会治理的一个龙头企业。我的理念是左手做公益，招募志愿者，组建帮教团，右手做商业，用商业解决社会问题，成立殡葬店安置重刑犯，用公益推动商业前行。

你是志愿者进来了，一年首先要完成一个活，你的父母、亲戚、朋友、邻居、同学有死的，你介绍给我儿子做，你就等于参与了社会治理，你就等于帮扶了重刑犯创业，你就等于做了公益，是不是挺好的？所以很多人都来报名参加，那我就想，未来我要呼吁社会，所有有爱心的人，加入到我的这个志愿者行列，成为我们社会治理的一员，一起来帮助我们的国家和社会，承担一份责任和义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