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中国饭，挎美国枪”：中国人该如何理解沙特的外交策略？

钟准

重庆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导读】近期特朗普的中东行引发全球关注。在出行前夕，特朗普被曝考虑接受卡塔尔王室赠送的波音747-8专机，激起严重“受贿”争议。而在5月13日，特朗普与沙特王储签署6000亿美元战略协议，涵盖能源、国防、采矿等领域，其中包括一份近1420亿美元的“史上最大军售协议”。而就在前一天(12日)，沙特与中国在北京签署了57项农产品协议，价值140亿里亚尔（约合269亿人民币）。有分析指出，沙特所代表的在中美之间“两头下注”的行为，已成为大国竞争格局下的一种战略常态。

本文提出，当一些中间地带国家在与美国维持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又愿意和中国成为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就出现了所谓“东食西宿”的现象：“食”指的是一国与某一大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为本国谋取福利；“宿”则指该国与另一大国结为同盟，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支持。这种“新中间地带”的形成，是由当前国际体系的三个重要特点决定的：第一，国际安全结构相对稳定；第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中国比美国有更大的能力和意愿提供公共经济物品；第三，当前国际规范秩序仍然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许多“新中间地带”国家在观念规范上与美国更亲密。

本文认为，相较于西方主流政党，民粹主义政党的对华合作态度更加务实，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少。中国在发展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时，需要区分其不同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新中间地带”国家，中国应有不同的方略。针对亚太“东食西宿”的国家，我国应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争取其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对欧洲“东食西宿”的国家，可坚持求同存异，扩大互惠互利和互联互通，防止其倒向美国。对亚太“选边站美国”的国家，我们应当促使其淡化所谓中国威胁，校准航向，改善双边关系。而对偏向美国的欧洲国家，应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深化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争取其保持中立。对当前倾向中国的国家，可在国际规范上共同提出“多元化”倡议。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3年第5期，原题为《“东食西宿”？——新中间地带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东食西宿”？

——新中间地带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

在中美斗而不破、保持竞合的情况下，很多国家试图同时与两大国合作，正在形成新的“中间地带”。它们大多不愿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而是与两国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展开不同合作。在经济领域，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愿意主动成为中国的经济伙伴，如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相比之下，它们与美国的经济合作受到了美国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的影响。在安全领域，许多国家仍维持与美国的联盟或安全伙伴关系。尽管中国军事实力上升迅速，但与中国深度安全合作的国家还较为有限。而在政治领域，中间地带国家与中美的合作也有差异。很多国家与中国建立了不同层级的伙伴关系，在政治上强调相互尊重、平等协商。一些国家与美国的政治合作则呈现出价值观同盟的特征，如加入所谓“民主国家同盟”。

当一些中间地带国家在与美国维持同盟或准同盟关系的同时，又愿意和中国成为更紧密的经济伙伴，就出现了所谓“东食西宿”的现象。“东食西宿”一说最早出自东汉应劭辑录的《风俗通义》：齐人有女，二人求之。东家子丑而富，西家子好而贫。父母疑不能决，问其女：“定所欲适，难指斥言者，偏袒令我知之。”女便两袒，怪问其故，云：“欲东家食，西家宿”。本文在国际关系中借用这一概念，“食”指的是一国与某一大国签订经济合作协议（主要是贸易和投资），为本国谋取福利；“宿”则指该国与另一大国结为同盟，以获得安全上的保障和政治上的支持。需要指出，“食”和“宿”在很大程度上是双向的：中小国家在“食”大国的同时，这一经济关系可能也会使大国受益；中小国家在“宿”大国的同时，也要为大国提供政治支持和军事贡献。

后世多用“东食西宿”来形容贪得无厌，与朝秦暮楚并列，正直的人不应当是这样。然而，正如汉斯·摩根索所告诫的，一般的道德原则不适用于政治领域和国家行为，要把个人的道德和国家及其领导人的道德区分开来。在古典现实主义者看来，要根据政策的后果——是否确保了本国的生存安全和经济福利，来评判国家的道德。中间地带国家在中美之间“两袒”无可厚非，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新中间地带为何形成，不同国家做出各自选择的原因和机制又是什么。

受地缘政治研究传统的影响，以往中间地带研究通常关注与大国相邻的单一区域，如欧亚地区或中东地区。“新中间地带”则关注中美竞争背景下的其他国家。这一概念最初是针对中美存在直接竞争的亚太地区，但随着中国国力的持续增长，中美关系的影响范围已遍及全球各个角落。从亚太到欧洲，从非洲到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在中美之间如何选择的问题，因此本文使用的“新中间地带”并不局限于特定地域。不同于冷战时期许多中小国家需要在美苏之间“一边倒”，选择其中的一个超级大国作为全面的经济、安全和政治伙伴，当前中间地带国家数量众多，并且能够在中美之间进行更加灵活的选择。这是由当前国际体系的三个重要特点决定的。

第一，国际安全结构相对稳定，是“新中间地带”国家自主选择与大国合作的前提。只有在大国安全竞争较缓和的情况下，中间地带国家才有“东食西宿”的空间。相反，两大国之间安全竞争越激烈，或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威胁越直接，中间地带国家必须“选边站”的压力越大。安全竞争加剧的顶点则是直接爆发军事冲突，此时中间地带国家无法同时与交战的两大国合作，中间地带本身也会遭到压缩。目前中美仍维持和平，除了一些涉及安全的敏感议题，总体上两国不反对中间地带国家在大多数领域灵活选择合作对象。

第二，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当前中国比美国有更大的能力和意愿提供公共经济物品。衡量大国对外提供经济发展机遇的能力和意愿的指标，主要包括国际贸易、对外投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等，在这些领域中国的总量均位居世界第一。中国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共赢发展。相反，当美国奉行本国优先的对外经济方针，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时，其他国家也难以从美国获得经济福利。由于经济合作不具备排他性，即使中间地带国家已经与美国有密切的经济合作，也渴望从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中获得更多发展机遇。

第三，目前的国际规范秩序仍然由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许多“新中间地带”国家在观念规范上与美国更亲密。由于结盟不仅是军事意义上，也包括政治上的同盟，因此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是否相似，历史记忆是正面还是负面，都将影响中间地带国家选择安全和政治合作对象。美国作为冷战胜利者，在冷战后将其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广到更多国家；此外，美国历史短、邻国少，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较少，很多国家欢迎美国作为盟国介入本地区事务。相较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西方话语体系下常遭到抹黑，而周边一些国家也因为各种历史遗留问题对中国保持警惕，这降低了部分国家与中国的互信水平。

即使当前的国际体系允许，并非所有的中间地带国家都采取了“东食西宿”策略，仍然有国家会选边站美国或更倾向中国。同一个国家在中短期内，也可能改变其选择策略。要认识这种差异和变化，需要考虑这些国家的国内政党政治。首先，政党具有特定意识形态和外交偏好，可以通过执政、议会、选举、公投以及开展政党外交等方式影响本国对外政策。其次，不同执政党的不同意识形态和经济议题偏好，将影响本国对经济伙伴和“价值观同盟”的重要性排序。由主流建制政党稳定执政的国家更看重意识形态及西方共同价值观，容易将同盟关系置于经济利益之上。相较于西方主流政党，民粹主义（或称平民主义）政党的对华合作态度更加务实，受意识形态的干扰较少。而一些不接受西方价值观的政党，可能倾向于与中国而不是和美国合作。再次，政党轮替和国内政治极化，使部分国家的对外政策“反复横跳”，在亲华和亲美之间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相反，政党之间共识较强和缺乏政党轮换的国家，与大国的关系会较为“稳定专一”。在政党政治的影响下，中间地带国家在中美之间的选择可分为“东食西宿”、选择美国、倾向中国三种理想类型。当然，在实践中，也存在介于两种类型之间的过渡情况。

（一）“东食西宿”型

典型的“东食西宿”国家，一面与美国订有双边同盟条约，或加入了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与美国开展军演、军售，或境内有美国驻军；另一面又积极参加中国倡导的国际经济合作，比如在美国压力下仍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这类国家在亚洲以韩国、菲律宾和泰国为代表，它们将中国作为最大的经济伙伴，同时与美国有着高水平的安全合作，被美国列为“非北约主要盟国”（Major Non-NATO Ally）。

以韩国为例，中国稳居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最大出口市场和最大进口来源国。韩国也积极将其“欧亚倡议”与“一带一路”对接。但韩国在意识形态和国家认同上对中国存在一定成见，中韩之间进一步的政治和安全合作受限。相反，韩国与美国签订有《美韩共同防御条约》，受美国意识形态和软实力影响很深。其中韩国保守政党的“反共”意识形态更加明显，在执政期间为了推动部署“萨德”不惜损害中韩经济合作。保守政党的尹锡悦政府也积极强化与美国、日本的三方合作。韩国进步政党虽然被保守政党批评为“民粹主义”，但相对来说在外交上更加独立自主，例如文在寅执政期间就不加入美国在亚太主导的针对中国的四方安全对话。当时的韩国外交部长康京和就此指出，选择特定国家无助于国家利益，韩美同盟是安全框架的“锚桩”，中国是韩方第一大贸易伙伴。

菲律宾同样既与美国签订《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和《访问部队协议》，又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菲律宾在亲华和亲美之间的波动与国内政党轮替有关。在亲美的自由主义政党菲律宾自由党执政期间，发生了“南海仲裁案”，中菲关系恶化。而在杜特尔特执政后，菲律宾在中美之间的朝向有了一个大转弯。美国批评菲律宾严厉打击贩毒的治安政策存在人权问题，杜特尔特则一度暂停与美国的访问部队协议。同时，菲律宾还搁置南海争议，加强了与中国的经济合作。杜特尔特所在的政党菲律宾民主人民力量党，同样被认为是偏左的“民粹主义”政党，主张为民众提供医疗援助和免费教育。

泰国也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支点国家，2017年与中国签署了“一带一路”建设和铁路等双边合作文件。泰国早在1954年就加入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成为美国盟国，两国又在2012年签订了《美泰防务同盟共同愿景声明》。泰国在2014年发生军事政变，结束了此前混乱的国内党争和社会骚乱。此后，美国从价值观出发对上台的泰国巴育政府多有批评，两国合作关系转冷。2019年泰国大选，亲军方的人民国家力量党得票最多，提名巴育继续担任总理。有学者指出该党也带有“民粹主义”色彩，提出债务减免、廉价住房、生育补贴、提高最低工资等福利政策来吸引选民。而与中国的经济合作将有利于这些政策的可持续性。

在欧洲，采取“东食西宿”策略的国家包括意大利、希腊、匈牙利等。它们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又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合作备忘录，这引起了华盛顿和布鲁塞尔的不满。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国家均是在所谓的“民粹主义”政党执政时正式加入了“一带一路”。

意大利是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与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的西方七国集团（G7）国家。推动意大利在2019年做出这一选择的是当时的执政党五星运动。该党在西方被认为是典型的民粹主义政党，其上台被视为挑战了自由民主制度。在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之初，该党外交部长迪马约也重视与中国的抗疫合作，强调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成果。然而，意大利的政党政治变化迅速，在主流的民主党重返政府，尤其是建制派精英德拉吉担任总理后，意大利再次强调其作为西方一员的立场。中意合作有所降温，意大利官方也不再提及“一带一路”。

在意识形态上，部分欧洲左翼民粹政党甚至有一定共产主义渊源，例如希腊极左联盟。希腊因受困于债务危机，亟须外来纾困。而在极左联盟执政期间，希腊又与欧盟，尤其是德国在财政紧缩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中国提供的经济发展机会对希腊至关重要，两国在比雷埃夫斯港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运营中合作密切。希腊还在2017年阻止了欧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批评中国人权纪录的声明。这类政党本身不符合西方主流的价值观，不会将西方的价值观外交置于本国的实际经济利益之上。

匈牙利也是如此。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自2010年起一直是匈牙利的执政党。青民盟被认为是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其党首欧尔班的领导下在法治、少数群体权利乃至俄乌冲突等问题上与欧盟关系紧张。2022年9月欧洲议会甚至出台决议，宣布匈牙利已经不再属于“完全民主”政体。在此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显然不能完全依赖于欧盟和西方，欧尔班政府制定了“向东开放”的战略，积极与中国开展经济合作，例如修建匈塞铁路。同样，匈牙利也在涉及香港、新疆等问题上支持中国，阻止欧盟就上述问题发表谴责中国的声明。

（二）选择美国型

第二类国家同样是美国的安全盟友，也和中国有深厚的经济合作基础，但在外交上“忠诚”跟随美国制衡中国，或者在中美之间相对倾向美国。坚决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亚太地区，以日本和澳大利亚为代表。两国都是由主流的建制政党长期执政，奉行与其一贯意识形态相符的外交方针，将美国作为天然的盟国，而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视作安全威胁。

日本由保守政党自民党长期执政，该党自冷战起就与美日同盟绑定。例如日本战后最大的社会运动——1960年“安保斗争”，就是自民党与左翼的日本社会党、日本共产党之间的斗争。冷战后，随着日本左翼政党的式微，自民党在国内更加缺乏制约，其对外政策坚决倒向美国。美日同盟仅在2009~2012年日本民主党短暂执政期间出现过裂隙，当时民主党政府试图改善与中国的关系，一度提出“东亚共同体”等自主外交理念。不过，随着自民党很快归位，过去十年日本继续联合美国抗衡中国，例如给自身军事松绑，支持美国的“印太战略”，甚至谋求“以台制华”。经贸往来虽然长期扮演中日关系的压舱石，但日本官方并未回应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或亚投行，反倒在2022年通过所谓“经济安保法”，未来可能进会一步将对华经济技术合作政治化和安全化。

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货物贸易伙伴、进口来源地和出口市场，但最近十年两国外交关系恶化。澳大利亚坚持认为中国是亚太地区的安全威胁，积极加入美国在亚太针对中国的战略制衡，包括“四方安全对话”（QUAD）、“美英澳同盟”（AUKUS）、购买美国核潜艇等，同时警惕中国与所罗门群岛等南太平洋国家的安全合作。中澳关系在保守的自由党莫里森政府执政时期陷入低谷，新上台的工党阿尔巴尼斯政府对华态度有所缓和，但并不会完全改弦更张。实际上，工党和自由党都是西方主流政党，对外政策方针接近，两党在不加入“一带一路”，支持QUAD和AUKUS等问题上具有较高共识。

还有一些与中国有深厚经济合作基础的西方国家，虽然没有选边，但在中美之间相对偏向美国。例如，德国与中国相距遥远，在亚太也无军事存在，确实没理由选边站队。但执掌德国的无论是社民党、联盟党还是绿党，都有价值观外交的倾向。因此，以德国为代表的欧盟主流，提出了在中美之间“不选边，非等距”的辛纳屈主义（Sinatra Doctrine），即在保持战略自主的同时，从价值观出发偏向美国，也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对手”。这些欧洲国家既不会为了美国与中国“脱钩”，也不会明确加入“一带一路”，偶尔还会在一些中国内政问题上做文章。

（三）倾向中国型

另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明确选择或倾向中国。它们既加入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保持密切的经济联系，又在政治和外交上经常支持中国，包括有较多的安全合作。这些国家往往和美国存在矛盾，它们的国内政治常被美国认为不符合西方民主标准。相反，其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较好。

目前俄罗斯与中国的关系非常紧密。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包括元首年度交往、总理定期会晤、立法机构合作等高层交往机制，五个副总理级政府间合作委员会，两办主任磋商、战略安全磋商、执法安全等合作机制。在武器转让和联合军演等领域，中俄也有高层级的安全合作。普京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长期是俄罗斯第一大党和执政党，与中国共产党互相欣赏。尽管两党的意识形态不同，但都反对西方对于“民主”“人权”等规范的垄断性定义。区别于西方相对僵化的价值观外交，中俄并不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一致作为合作的前提，而是强调各国人民有权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民主实践形式和方式。

巴基斯坦是中国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不仅通过中巴经济走廊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还通过联合军演和武器转让与中国开展密切的安全合作。其实，美国曾在冷战初期积极援助巴基斯坦，还在反恐战争中指定巴基斯坦为“非北约主要盟国”。但两国的关系一直龃龉不断。美国在巴境内的反恐行动并不尊重巴基斯坦主权，且认为巴基斯坦不够民主也缺乏有效治理。而巴基斯坦国内也有强烈的反美情绪，并在2021年拒绝参与美国主导的“民主峰会”。相反，当时的巴基斯坦总理伊姆兰·汗高度称赞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认为中国的发展、反腐和抗疫经验值得巴基斯坦学习。这种在观念规范上的吸引，无疑是中巴伙伴关系的重要推动力。而伊姆兰·汗所领导的巴基斯坦正义运动，也被一些分析者认为是“民粹主义”政党。

中间地带国家在两个竞争性大国之间“东食西宿”，是特定国际体系和国内政治条件下的现象。它有赖于国际体系中的两大强国所提供的公共物品分别集中在经济和安全领域，同时两国维持和平，不以武力改变现状并强迫中间地带国家选边站。在存在选择空间的情况下，这些国家对大国“贫富”和“好丑”的认知是它们选择经济伙伴和安全盟友的重要因素。而中间地带国家不同执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存在差异，例如民粹政党更重视经济利益，为此可以突破价值观因素的束缚。而国内政治极化和政党轮替，让部分国家能在重视“东食”和重视“西宿”之间做到相对平衡。因此，这些国家政党政治的变化成为预判它们与中美关系的“风向标”。中国在发展与中间地带国家的关系时，需要区分其不同政党的对外政策偏好，有针对性地加强政党合作，包括那些不被西方主流欢迎的政党。

目前一些国家在中美之间的“东食西宿”，反映了中国经济崛起对美国同盟体系的挑战。近年来，一些国家在已经是美国盟国的情况下，主动加强了对华经济合作。这引起了美国的警惕和竞争，但除了阻碍其盟友对华经济合作，美国由于对外提供经济发展机遇的能力及意愿下降，因此很难真正代替中国所提供的“食”。对中国而言，与其他国家的紧密经济合作以及本身军事实力的提升，还不能让一些国家接受中国在世界政治和安全中的领导地位，仍有许多国家认为美国比中国“好”，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意识形态和历史认识等观念因素造成的。美国也以“共同价值观”锚定盟国，阻碍中国将硬实力转化为对“新中间地带”的吸引力。

这就要求中国在发展军事解决“挨打”，发展经济解决“挨饿”问题后，进一步解决在国际社会中“挨骂”的问题。针对美国在国际上的“自由民主”意识形态攻势，我国在对外宣传中应强调各国可以走有本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各政党有权选择自己的价值观。除了及时应对负面指责，中国还应主动有效地宣传自身的“好”，最终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正如对容貌美丑的判断常常因人而异、随着时代变迁和文化差异而变化，国际关系中的“好”或“丑”也是国家间观念互动的产物。这意味着国际话语权格局是可以改变的，尽管这个改变过程必然缓慢，但我国已在积极行动。中国于2021年发出“全球发展倡议”，夯实“东食”的优势；2022年提出“全球安全倡议”，挑战“西宿”的现状；2023年则发出了“全球文明倡议”，试图打破既有的“丑好”之分。“全球文明倡议”是在中外政党会议上发布，再次说明了政党对今日世界政治的重要影响。

在当下，针对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新中间地带”国家，中国应有不同的方略。针对亚太“东食西宿”的国家，我国应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争取其进一步向中国靠拢。对欧洲“东食西宿”的国家，可坚持求同存异，扩大互惠互利和互联互通，防止其倒向美国。对亚太“选边站美国”的国家，我们应当促使其淡化所谓中国威胁，校准航向，改善双边关系。而对偏向美国的欧洲国家，应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深化开放合作和对话协商，争取其保持中立。对当前倾向中国的国家，除了保持现有经济、政治和安全合作，可在国际规范上共同提出“多元化”倡议，破除唯西方价值观马首是瞻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