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究竟离“真相”更近还是更远？

我最近一直在关注一件事，那就是“采药昆仑”的铭刻。

2025年6月8日《光明日报》发表仝涛的署名文章《青海黄河源发现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刻石，实证古代“昆仑”的地理位置》，同日中新社发出署名仝涛的报导《青海玛多札陵湖发现秦代摩崖刻石，记录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二文皆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工作者近期在青海果洛州玛多县扎陵湖北岸发现一处37字的秦代摩崖刻石题记，记录秦始皇遣使“采药昆仑”之事。

我又不是搞中国古代史研究的，为啥会关注这事儿呢？首先，我在田野调查的过程，接触过不少跨喜马拉雅地区的石刻，然后也有朋友专门搞这方面研究，觉得这玩意儿还挺神奇的，怎么连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都会有石刻。有些人说那些石刻都是当地牧民闲得无聊刻的，然而这无法解释一下为啥类似风格的石刻会跨越上千公里出现在不同地方。目前青藏高原发现的一些史前石刻，虽然还有许多未解之谜，但对于拼凑前吐蕃时期的藏地历史不无助益，通过这些石刻能发现传说中的象雄文明与中亚的联系。“采药昆仑”铭刻位于青藏高原东北缘，也算是高原石刻的范畴，自然是让我眼前一亮。

▲随便找一张G219国道边的日土石刻，上方的动物有着典型的中亚岩画特征，下面的经文是后来刻的，两者刻痕的风化程度存在肉眼可见的差异

▲拉达克的岩画，已经用藏文字了，应该不是史前的

▲拉达克岩画，左右可能分属不同时期

其次，我2017年曾经租车自驾溯源过黄河，走到最远的地方正是鄂陵湖和扎陵湖之间的牛头碑。再往里就不让走了，因为那里是生态保护区。这次溯源出了一段小插曲，我在牛头碑那里用无人机航拍，当地扎陵湖乡牧民发现后，居然风急火燎地骑着摩托车冲上牛头碑的山头来抓我。结果那人自己骑术不精，在高山草甸上连车带人摔了一跤，人摔伤、车摔坏——其实他伤得不重，但因为刚好摔到鼻子，鼻血糊了一脸，止不住地往下滴，看起来特别恐怖。这下好了，他把摔车的责任都推到我头上，要我赔医药费、修车费，召集乡民把我团团围住。

在藏区这种民风彪悍的地方，路上撞死一只鸡能让你赔一千（赔完还不能带走），跟他们是没办法讲道理的。他们人多势众，我好汉不吃眼前亏，只好带他去玛多县里去包扎，答应出他的医药费、修车钱（想想他们还算淳朴，没跟我算“误工费”）。玛多县不大，到了县人民医院，他们副县长在那儿等着。副县长是藏族，不过长得斯斯文文白白净净像个读书人。副县长跟我一聊，说起他曾在上海挂过职，一下就拉近了距离；然后他平时是个摄影爱好者，一听我也是摄影师，顿时把我当做了同类。我把事发经过原原本本告诉了副县长，人家到底是个能明断是非曲直的明白人，知道摔车这事儿责任不在我，帮我脱了困，最后一分钱没让我出。2017年那会儿玩无人机的人还很少，各地基本上也没啥禁飞，我问副县长为啥牧民要来抓我。他告诉我说，扎陵湖鄂陵湖那里是黄河源头保护区，为了生态保护禁止放牧，但还是有牧民在山坳里偷偷放牧，他们应该是怕你无人机拍到他们放牧所以那么紧张——我这才恍然大悟，敢情他们是做贼心虚啊。

▲2017年溯源黄河，到了扎陵湖边上就不让进去了

▲扎陵湖属于保护区，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牛头碑位于两湖之间，海拔4600米

▲游客想要打卡黄河源头只能到牛头碑

▲在牛头碑望见扎陵湖东北的一角，给大家感受一下这个地理环境，这个视野仅能涵盖扎陵湖北部的1/10

▲当年飞的无人机还是一台从别人那里借来的大疆精灵4。来抓我的牧民就是从这片高山草甸上骑摩托过来的，摔了一跤

▲他的摩托有些损伤

▲那人当时看起来血流满面，其实是鼻血

▲扫这个二维码可以到优酷上看我当年溯源黄河回来剪的视频。视频原始素材还在，但剪辑好的片子我已经找不到了，只有这个在线版，所以无法上传公众号

2018年故地重游，本来想再去一次牛头碑，结果到了玛多县就被告知，由于加强了生态保护管理，整个扎陵湖、鄂陵湖地区都不让去了。所以我知道，扎陵湖一般人是去不了的，就算开放期间，最远也只能到牛头碑那个位置，牛头碑下面的擦泽村有个检查站哨卡，我当年就是在那里被一大群牧民团团围住，印象深刻。

正因为曾经去过，我对扎陵湖地区有一个很直观的印象。那里是很典型的高原冻土地带，土壤含水量很高。如果你走过从西宁到玉树的高速，肯定忘不了玛多县前后那段“波浪形”的路面，比过山车还要酸爽，正是由于含水量非常高的冻土融化造成的。扎陵湖的海拔在4300米以上，牛头碑的位置有4600米，湖周边都是起伏的草场，非常典型的安多地貌。这种海拔连灌木都长不出，只有薄薄的土层上长着一些草，生态环境极其脆弱。扎陵湖再往西过了黄河源头的星宿海其实就是可可西里保护区——或者说广义上的“羌塘”，属于高寒荒漠无人区。

所以当看到扎陵湖发现秦代石刻时，我还是蛮震惊——这样一个现代人都很难抵达的地方，居然秦始皇那会儿就已经派人去过了。不过这事儿虽然在“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古人既然要找“通天”的仙山，那只要沿着河流不断往上游溯源，行到水穷处，自然就是“最高的地方”。

第三，这个消息公布后引发的舆情让我感到特别有意思——一个考古发现能够在如此广泛的社会层面引发如此激烈的讨论和阵营对立是前所未有的，堪称“里程碑事件”，而且持肯定态度的正方和质疑的反方在人数上几乎平分秋色。

正方认为，“采药昆仑”铭刻的文字风格、语法、用字与秦汉时期的时代特征高度吻合且风格统一，内容印证《史记》中秦始皇求仙问药的记载；石刻高度靠近地面，推测石头的下半截被两千多年来的沉积物所掩埋，如果是近代伪造需要趴在地上刻，且不容易被人所注意，不合常理；刻石刀法以平口刀直接入石刻出，会导致线条边沿崩裂，是典型的先秦刻石技术，东汉之后有了更先进的工艺技术就基本不再使用。

▲此前《昆仑上下》的书中就有提到这处石刻，由于当时尚未研究清楚上面的字，所以没有官方公布

▲如果不是专门去考古，真是不容易在这么难找的位置注意到石刻

▲平口单刀法汉代以后就不用了

反方认为，铭刻中有些字词有争议，比如“皇帝”、“方士（支）”、“采药”；昆仑山以及黄河源头的地理位置有争议，超出秦人知识范围；铭刻上的日期有争议，不存于当时的历法中（争议集中在“廿”与“卅”、“六”与“七”）；采药团队抵达河源的时间点有争议，冬天道路冰封怎么到得了那里？铭刻的形式不够庄重，不符合当时的皇家形制；铭文刻痕边缘锐利，不像是经过了两千多年的风化，而且像是电动工具刻的……

正反双方的论述我都看了不少，然后我就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正方基本没有言之凿凿“必真无疑”，认为文字残缺难以准确辨认和释义，普遍呼吁对刻槽缝隙内的有机沉淀物进行碳十四年代鉴定，才能下最终结论；但反方不少支持者却都斩钉截铁地认为“一眼假”、“必假无疑”，甚至是在以阴谋论而非科学的态度表达观点。简言之，反方的话术特点，很多都跟近年来的“西方伪史论”如出一辙。

我对“西方伪史论”关注已久，前阵子写了篇《为啥说“西方伪史论”是邪教？》之后，收到多条死亡威胁，伪史论阵营疯狂组织人员对我进行攻击、举报——大概他们以为只要举报的人数足够多，就能把我举报到封帖封号。所幸网信办的眼睛是雪亮的，反而因此重视起了“西方伪史论”煽动民众对立的问题，我那篇文章至今还活得好好的，反倒是“生民无疆”等伪史论骨干被全网封号。如今“西方伪史论”的内容似乎已经被限流，我后来再也没再接收到过相关内容的推送；拿不到流量红利之后，除了极个别“用爱发电”的伪史论自媒体还在垂死挣扎，基本上都已偃旗息鼓。

结果我发现，这次质疑“采药昆仑”铭刻的观点，很多都是我非常熟悉的“西方伪史论”配方——比如将局部疑点等同于整体伪造、用阴谋论叙事构建逻辑（“献祥瑞”）、用主观感受替代客观标准（“一眼假”）。我跑去反方领军人物辛德勇的公众号围观了一下，看得我浑身上下一激灵——这文风就像“西方伪史论”附体啊！辛德勇从第一篇质疑开始，就没正儿八经说过学术观点，一直在回避核心学术论证，以人身攻击激怒正方为乐——一会儿讲除非给他很多钱才会说他质疑的依据，一会儿说别人没资格跟他讨论，写的东西用词粗俗尽是屎尿屁。尤其是前几天有了几张更清晰的铭刻照片流出，实锤了之前被误读为“廿六”的篆书其实是“卅七”，把历法争议和“皇帝”一词的使用都说通了；结果辛德勇顿时破防，开始鼓吹阴谋论，认为这是造假者最近这两天意识到纰漏之后新加上去的云云（其实是因为光线角度问题），那套说辞跟“西方伪史论”如出一辙……一想到为人师表的北大教授使用这些反智主义甚至阴谋论的表述方式，着实令人心寒，更加坚定了我今后不会让孩子卷读书的决心，

因此，“西方伪史论”的质疑方式在昆仑铭刻一事上借尸还魂，也让我对此事颇为关注，想看看事态会如何发展。

▲辛德勇的话术总体而言跟何新实在太像了

接下去来谈谈我对昆仑铭刻的一些想法，总的来说——我倾向于认为石刻是真的。

首先，我们假定昆仑铭刻是伪造的，是一个精通多种跨界业务的团队通力协作的结果。因为制作这样一篇秦代官方小作文的石刻，文学意思表达、秦人的用字习惯、每个字的小篆写法……都要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先拟定出刻字的底稿。这个团队需要带上包括发电机在内的各种专业后勤保障设施，前往黄河源头海拔4300多米不通公路且不允许随便进入的保护区，以特种部队式的生存能力和隐蔽能力，避开所有人的耳目在那边安营扎寨；傻乎乎找一块明显位置偏低、有断面裂缝、并不适合刻字的露天石头，用电动工具模仿先秦特有的平口刀刻石刀法完成雕刻；需要有专业的工艺处理人员将刻痕做旧，故意模仿出风化的破损，还要把整块岩石做出千年的包浆皮色……关键在于，他们做完了这一切之后，便“了事拂衣去，深藏功与名”，等待着某一天被考古团队碰巧发现。

那么问题来了——我要是有这样一个专业牛逼的团队（不管是哪朝哪代的），费尽心机搞这么一坨大的，究竟图个啥呢？世人做事无非为名为利，手下有这么一群高手干嘛不直接伪造文物牟利？干嘛非得刻在扎陵湖这种旷野千里鸟不拉屎的地方？要是一直都没人发现怎么办？假如按照反方认为的目的是“开发旅游”、“献祥瑞”、“证明疆域”、“做拓印卖钱”——且不说是否成立，这些“利益”变现后要如何回流到团队手里呢？团队成员得不到回报难道不内讧？为啥到现在都没人跳出来主动揭发呢？

话说我在做自媒体之前，干过倒卖古玩、藏饰的生意（详见《【连载】拉达克往事19·捡漏因缘》）。我跟大家说个道理——但凡能够说得出来“真品特征”，造假的人就有办法做出来。比方说很多人可能听说过真正的蜜蜡能浮在水上、在手上搓会闻到香味，造假的人立马可以用树脂给你安排上这些特征；又比方说什么真正的帕什米纳羊绒披肩能从戒指中穿过——事实上能不能穿过戒指跟材质压根儿没关系，主要做得足够轻薄，化纤也能穿过戒指。更有甚者，现在已经能把老天珠半月形的风化纹都做得惟妙惟肖，骗骗一般的小白毫无难度。

根据这种“只要你讲得出特征我就做得出来”的逻辑，这个团队既然已经有了如此之高的专业水准，为啥还会犯那些网友就能轻易发现的低级错误？反方认为铭文中“车到此”的说法可疑，秦代坐车到不了黄河源——连我都能想到这个问题，难道造假者会想不到？反方认为刻字的“五大夫”级别不够、石刻不够庄重——造假团队都已经花了那么大工夫了，难道就地取材找块像样的石头凿成石碑按照秦代的官方流程来刻很难吗？从他们篆刻秦代小作文、做旧刻槽的这种专业水平来看，我相信他们绝对有本事做出每一处都符合当代学术界对秦朝石刻认知的“赝品”，他们故意留下这些文字、形制上的争议难道傻吗？

所以，会不会这次发现的石刻只不过是“秦始皇采药天团”当年在海拔4300多米的高寒地带因陋就简特事特办呢？这样不就把很多问题说通了吗？

我觉得吧，无论做学问还是搞研究，都应当秉持科学的态度——所谓“科学的态度”即对自己的观点和认知能力保持开放性，承认自己的错误和局限性，愿意在发现新证据的时候坦然接受，并修正自己的观点。

关于昆仑石刻的争议，反方所找出来的一些“证据”，几乎都是因为这个铭刻的某些特征不符合当代学术界对秦代的认知——诸如刻石仪轨、词汇文体、地理气候等。比方说反方有人论证说：因为秦人不知道昆仑山在哪儿，所以铭刻不可能是真的。这个论证逻辑其实就跟“西方伪史论”用金字塔中发现“混凝土”来论证金字塔是伪造的一模一样——而事实上学界的观点恰恰认为，金字塔中的“古代混凝土”证明了古埃及时期就已经有了混凝土技术（当然这种混凝土的配方跟现代完全不同）。那会不会这次发现的昆仑铭刻也提供了一些全新的证据？这些证据证明秦人有能力找到了黄河源，证明秦人知道昆仑山在黄河源，证明秦朝已经有了“采药”的说法，证明皇家石刻是可以特事特办从简……会不会需要修正的是我们现有的认知呢？毕竟谁敢说已有的认知是绝对正确、完全不存在争议的呢？

我们人类的科学之所以能够持续进步，正是因为不断修正自己、否定自己的科学态度；只有宗教和阴谋论，才会把自己的观点绝对化——比方说所谓“全能全知全善的唯一真神”，就是典型的把一切都进行了绝对化。但凡你看到某个自称学者、专业人士的人，使用“绝对”、“不可能”、“颠扑不破”、“百分百”之类言之凿凿排除反证的叙述，基本上就可以直接把他当笑话看；因为科学的叙述通常都会是“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从目前已知的情况”、“以当前的技术手段”、“倾向于认为”、“更有可能是”……科学的最重要特征在于永远不会排除“反证”的可能性。就拿大家都知道的亲子鉴定来说吧，这个鉴定是通过一系列的基因点位测序匹配指标、根据统计学数据计算出一个亲权概率（RCP），这个概率可以无限接近100%，但永远到不了100%；最后的结论报告只会说“支持/不支持某某是某某的生物学父（母）亲”，而不会直接用“认定”或“排除”的说法。任何的科学论证都和亲子鉴定报告一样，是不会把结论绝对化的。

质疑昆仑石刻的反方还有一个跟“西方伪史论”如出一辙的特点，那就是喜欢用“常识”的逻辑推理代替严密的科学研究来进行判断。

话说我读高中的时候，像个“中二少年”一样抱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幻想。我当时梦想着成为像韩寒那样的人，当时听到韩寒退学的消息很受鼓舞，再加上从《读者》杂志上经常读到比尔·盖茨退学创业之类的励志鸡汤故事，于是便也想学韩寒那样退学，仿佛要干成一番大事业就非得先退学不可。我把我自己的想法告诉了一个关系比较要好的同学妈妈，同学妈妈当时给我讲了一个道理，这个道理影响了我一辈子、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她说：那些会在电视报纸上让你看到、让你知道的事情，本身就是因为它稀有、它特殊；要是这件事随随便便就能做成，怎么能上得了电视报纸呢？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这个道理叫做“幸存者偏差”——会被你看到的那些“成功者”都是经过“筛选”的，因为他们成功了，所以才会被你看到。这个道理能够拓展到许多领域——地球上所有繁衍至今的生物都是万里挑一的“幸存者”，背后是无数你看不到的残酷淘汰；就连你能够来到这个世界上，都是你淘汰了其他上亿枚精子的结果。

这个道理在考古文物领域也同样适用——如果按照“常识”推断，不留痕迹地消失才是大多数事物应有的命运，有多少人家里拿得出100年以上的祖传之物？能够保存至今并被后人发现的古物，大部分都是出于各种机缘巧合（如密封掩埋风干脱水），极少数是通过历代的收藏家乃至皇家精心保护留下来的（通常是一些古玩字画）。比方说嘉峪关汉代烽燧发现过两千多年前的野猪蹄，是当时守军的食物，然而从“常识”来推断，猪蹄怎么可能保存两千多年？又比方说波斯波利斯之所以会发现多达十万片楔形文字泥板，正是因为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将这座城市付之一炬，坍塌的皇家档案馆把这些泥板统统埋了起来。南亚的气候如此潮湿多雨，都能找到许多处2300多年前阿育王时期的石刻诏书（Edicts of Ashoka），扎陵湖畔发现的石刻之所以风化不严重，其实也不难解释——很可能是因为刻石面曾被上方剥落的石片阶段性覆盖掩埋，阴差阳错地将其保护了起来。

▲按照伪史论的“常识”来推断——这猪蹄绝对是假文物，而且造假造得一点都不走心，一看就是上周的

▲两千多年前的阿育王诏书，分布在印度次大陆各处，有摩崖、有石柱、有石窟

人类文明之所以得以不断发展前行，正是因为我们能够一次次打破原有的“常识”。“常识”这玩意儿本质上是特定时代、地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经验性知识或信念，本身就具有时空局限性。一百年前、一千年前的常识，跟现代人的常识肯定不一样；不同的民族地域，可以有不同的技术发展路径，彼此的“常识”也会互不相通（话说有个公众号叫“基本常识”，它里面说的有些常识其实我是不大认同的，那个公众号说白了是借着“常识”的名义来宣扬自己观点，人一般都是越缺什么越强调什么）。以“常识”判断认为秦朝的人无法在冬天前往黄河源是非常武断的，古人的野外生存能力不知道比我们强多少倍;这就跟“伪史论”认为没有指南针就无法航海一样（事实上可以通过太阳、星象、洋流），属于一种主观认知陷阱。假如完全以“常识”来进行所谓的“逻辑推断”，那么我们国内很多考古认知恐怕都要被“推翻”——埋藏2400年的越王勾践剑锋利得可以划破20层纸，马王堆发现的湿尸和帛书千年不腐，西藏阿里那种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建立起象雄文明……这些难道就符合“常识”吗？

根据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的数据，秦至西汉时期的气候与现在大不相同，平均气温较现代高约1.5℃，冬季最低温升幅更为明显；那时候中原地区属于亚热带气候，甚至有大象生活在现在的河南（这就是为什么河南叫“豫”）。另外在高原地区，有些地方只有在夏天能去，但也有些地方只有在冬天能去——特别是靠近河滩的地方。就溯源而言，没有徒步过的人恐怕不会知道过夏季渡河、过沼泽有多危险，秋冬时节反而更有利——一来上游河流和沼泽适度冰封更利于通行；二来一些小支流在秋冬枯水季会断流，更利于寻找正源。

当然以上这些也只不过仅是一家之言的“推断”而已，像“昆仑采药”这种孤悬于中原地区之外、缺乏旁证的石刻，要证明其“绝对为真”是不可能的，因为科学的态度永远无法推翻排除掉所有的反证——我们现有的关于秦代文物、文献的认知，只能在断代时起到一个“交叉验证”的参考作用，无法绝对证真或证伪。相对来讲，对石刻进行断代最可靠的证据，只有通过对刻槽中提取到的有机残留物进行碳十四测年，或者在石刻下方的沉积物中找到风化剥落的刻片。但即便碳十四鉴定证明是秦代的，反对的人也可以硬说是“学术造假集团相互勾结”、伪造鉴定结果；就算在沉积物中找到剥落的刻字残片，辛德勇之流也会说残片是“造假新高度”……这些年来，我早已看惯了此类话术。

我之前在批判“西方伪史论”的时候曾说过：历史的种种经验教训表明，当整个社会反智到了某种程度之后，一定会反噬我们所有人。因为诸如“西方伪史论”之类的反智理论的本质，是政治化民粹对理性认知的侵蚀。他们用所谓“被西方洗脑”的道德批判来取代事实辩论，他们用阴谋论学说、零星的碎片化质疑甚至是“主观直觉”就全盘否定了需要考古学、文献学等多重互证的复杂学术问题。这种思维模式可能会制造出比宗教原教旨主义更危险的认知陷阱——因为它一边伪装成“觉醒”，一边却在系统性地侵蚀着人们的实证精神与理性批判的能力。

所以当我看到人们把质疑西方文物的那套办法用来质疑昆仑石刻时，第一反应是——哎，这回旋镖果然飞回来了！

应该说，质疑精神原本是一件好事儿，可问题在于现在很多人的所谓“质疑”并不是真的质疑，而是为了“自我证明”——我“揭穿”了你，我掌握了“真相”，所以我牛逼、我专业，我比你厉害！

还有一部分人的“质疑”则是彻底的胡搅蛮缠——我不信！不信！就不信！你说啥我都不信！在信息茧房里画地为牢，只接受符合自己认知的内容，质疑和否定一切与自己认知相冲突的信息。这两种人在“西方伪史论”患者中屡见不鲜，打着“质疑”的名号，却拒绝接受任何反证。

有人说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叫做“后真相时代”（Post-truth）——世界上不再有“真相”，只有不同立场对同一事件的不同解释；情感立场取代事实分析成为决定要相信什么的依据，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相信的“真相”中……

仔细一想，眼下的情形似乎真是如此。前段时间5·7印巴空战，打完之后双方各表一词，都宣布并庆祝了自己的胜利。尽管有着大量的相关证据，但印度政府始终不承认自己的战机被击落，还派出宣讲团到世界各国，“此地无银三百两”昭告天下自己是“战胜方”。于是呢，就有相当一部分不愿接受印度战败事实的网民死鸭子嘴硬，怎么都不相信印度战机被击落；印巴双方形成了两套截然不同、但都夸大其词的“胜利叙事“——一场出动战机互射导弹的军事冲突居然以“双赢”收场，也算是活久见。

照理说，印巴人民的文化背景与我们大相径庭，“精神胜利法”倒是如出一辙。如此看来，“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事情”，已经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的“精神瘟疫”。我开始反思起了自己先前的观点——究竟是这几年反智主义的阴谋论、伪史论甚嚣尘上，把人民群众的思维方式给带偏了；还是说“反智”才是人民群众的天然属性，他们现在只是归位了？

我随即意识到自己先前可能是错判了——人们并非是因为“理性认知”受到侵蚀才变得反智，而是因为天生愚蠢。

千百万年来，人类都生活在一个信息匮乏的世界里，获取信息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进入网络时代之后，突然间铺天盖地的信息轰炸叠加极高效率的病毒式传播。而现代人的大脑却跟那些石器时代狩猎采集的祖先却并没有本质区别，由于处理不了这些海量信息造成了“过载”——面对过量的、相互冲突、抽象且深奥的信息，大部分人其实都缺乏辨别真伪的能力，只好用情感和立场来选择自己愿意相信的内容。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在人类演化过程中，那些难以辨别信息真伪的反智个体，反而拥有更大的生存和繁衍优势。

我曾在《何以拯救文明》一文中提出过一个观点，人类的智慧只是演化中的偶然产物，因为“智慧“可以提高生存和繁衍的机会。但人类的智慧演化注定有一个上限——“不能蠢到没有机会繁衍后代，也不能普遍觉醒，聪明到不再愿意做基因复制的工具。从这一点上来看，那些更容易被意识形态洗脑、“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相信某些教义的个体，有机会留下更多的后代，反智的宗教注定会长盛不衰……”

演化的核心规则是“优胜劣汰”，但大自然中“优劣”标准跟人类评价“优劣”的标准并不相同——自然界衡量“优劣”的唯一标准就是繁殖率和生存率——人类甚至都不用聪明到“觉醒“，哪怕只是聪明到能够辨别信息的真伪，就可能成为一种繁衍的劣势。

为什么这样说呢？大家可以设想一下这样一个场景，某石器时代部落首领搞煽动：“隔壁部落的巫师施展黑魔法诅咒了我们整个部落，我们都活不到下次月圆。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把隔壁部落灭了，砸了他们的图腾，杀光他们的男人，抢走他们的女人，大家一起抄家伙跟我干吧！”假如这时候有个部落成员说，首领你的消息是从哪里来的？咱们是不是应该得先去核实一下到底是不是这样……你觉得这种拥有质疑精神、敢于质疑首领的成员会有啥下场？而那些绝不质疑首领、毫不迟疑听信鬼话接受煽动的个体则能够迅速抱团，由此建立起强大的战斗力，这在原始社会意味巨大的生存优势——简言之就是，你得聪明到听懂我抽象的鬼话，但你不能聪明到质疑我的鬼话。

但这样也有一个问题，编鬼话骗人不也得需要智商吗？跳出来质疑的成员，只要说服能力够强，不就能煽动政变成为新的首领吗？对于这一点，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中世纪的基督教社会、旧时政教合一的藏传佛教社会都实行了知识垄断，确保下面的人没有能力揭穿鬼话，把权力牢牢抓在特定阶层的手里；印度教社会更狠，不仅知识垄断，还搞出内婚制的种姓进行生殖隔离，其结果便是两极分化。婆罗门和贱民经过了三千年的生殖隔离，几乎都快成了两个不同的“亚种”——印度的高种姓阶级真的会更聪明一些。我忘了在哪儿看到过一个研究说，印度比哈尔邦的底层穷人，由于世世代代卡路里摄入不足，再加上只需要服从，就连脑容量都要比平均值低，所以那里的人脑袋特别小。

人类建立起了文明之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在大部分时间中，都处于宗教的愚民统治下。这些社会的底层人民，想要逆袭进入上层或者开宗立派简直太难了，成功者倒也不是没有，但实在屈指可数——啥？你敢质疑上帝？你丫的是魔鬼附体，宗教裁判所火刑伺候！啥？你敢诋毁我们真主？你敢质疑古兰经？异教徒统统下火狱去吧！啥？你敢不服从种姓制度？你将被整个印度教社会放逐！

在数千年的宗教统治下，底层人群不反智就很难融入社会和集体，很难活下去。这种“劣币驱逐良币”——抑或说“逆向筛选”相当于千百年如一日的“文化革命常态化”，如此局面直到全世界普遍性的宗教统治垮台才有所好转。其实我们当代也能观察到这种“逆向筛选”，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之后，这个国家最有钱最聪明的精英在神权统治下根本没活路，只好纷纷逃到国外去。

古代中国社会也愚民，但解决方案比较特殊——上面的领导特别注重“驭人之术”，所以中国人的政治智慧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根本不是那些神棍所能比拟的；而下面的臣民讲究一个“明哲保身”、“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些事情就算看破也不说破；再加上科举制度有限的流动性，给聪明人提供了生存空间。有科学研究显示，东亚人的平均智商位列全球之首。对于这一现象，学界的假说认为可能是因为寒冷气候会筛选出更聪明的个体；我个人不妨在这里提出一个新假说——可能正是因为东亚历史上没有被宗教神权统治过，把聪明人淘汰掉的“逆向筛选”选择压力不算特别大。

说到底，“反智”这种属性是刻在我们基因里的，确保大部分民众的愚蠢，是整个族群得以延续的根基。前段时间数学天才韦东奕爆火，有人赞美说这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知识的崇拜，我觉得这是在放屁——有多少人是冲着韦神的知识去关注他的？这只是人们对“天才怪胎”的猎奇心理，就好像人们喜欢看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谢耳朵，并非由于他是个科学天才，而是因为他是个低情商的生活白痴，由此形成了强烈的反差。

于是乎，当石器时代的大脑遇到网络时代铺天盖地的信息，人们天然会更容易被印象深刻、易于理解的信息（如“震惊体”、“阴谋论”）所吸引，或倾向于寻找符合自己刻板印象和已有观点的信息。这种情况普遍化之后，随之而来的是反智主义浪潮的兴起，以及知识分子权威的崩塌……无论是专家教授还是所谓的“意见领袖”，都再无“一言九鼎”、“一锤定音”的力量，甚至随时可能言论翻车，这反过来又加剧了民众对权威的不信任。就好像这次“昆仑铭刻”的争议，正反双方都有专家学者，假如最终定论出炉，总有某一方的“专家”要被打脸。

由于我们这个时代，对“真相”的定义变得主观而模糊，人们对“诚实”的看法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从前，“诚实”是美德，而“说谎”则受到谴责，这点毫无争议。而如今，很多时候人们不在乎你说的话是真是假，而是会更多考虑你的“用意”和“立场”，真话会被扣上“居心不良”的帽子遭到批判，谎言则可以因为“政治正确”而得到纵容。断章取义、扭曲事实的言论无处不在，而人们似乎也对此习以为常并默许——因为每个人都有立场嘛！只要大家“立场”一致，“立场”这个东西仿佛就成了说谎的许可证。

这次昆仑铭刻的争议，正是“后真相时代”的一个缩影。明明是一个学术问题，有些人却没法儿心平气和来探讨；产生了观点的对立之后，很快会出现“阵营”的对立——支持铭刻为真的人，说起辛德勇无不唾弃鄙夷，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质疑者则将辛德勇奉为“辛神”、“辛师”，对其崇拜得五体投地。渐渐地，维护方和质疑方都在对方的攻击下变得愈发偏激，有些言论已经不再是学术讨论了，而更像是为了“自我证明”以及在相同观点的人中间寻求身份认同。

听起来，这似乎是一个让我们离真相越来越远的糟糕时代，其实也未必——正如同数千年来印度种姓社会出现的两极分化，虽然如今大多数人被超载的信息淹没并丧失分辨能力，但也有一些人能够充分利用这些海量的信息，尽可能从不同角度趋近“真相”。

过去由于信息渠道的限制，我们一般只看得到事物的A面，电视报纸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即便你不信，也难以接触到其他的信息来源。无论是新闻管制还是新闻自由的国家，情况都差不多，因为发布信息的媒体总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些少数人拥有非常高的权威性。而普通人想要发布信息的门槛则相当高，最少你也得要花钱去报纸上登个启事，且传播效率还很低。

如今这种垄断已经被永久性打破，我们每个人都能在网上发布信息，尽管某些方面的信息传播会受到限制，尽管很多信息相当低质且真假难辨，但这种全民参与无论如何都提供了大量不同立场和视角的观点。A面假如存在争议的话，马上会有人深挖爆料B面、C面。例如近几年曾引发舆情的罗一笑事件、林生斌事件、“胖猫”跳江事件……都是因为不断有新的信息披露，人们才能够逐步窥见全貌。

也正是这几年，大家越来越常碰见“舆论反转”的情况——一则新闻或者一段视频流出，一开始大家都一窝蜂地谴责/同情某甲；突然新的证据被曝光，大家才发现这件事儿其实另有隐情，先前的谴责/同情顿时成了笑话。

这种情况让我感到细思恐极——这意味我们以前知道并相信的很多事、我们所抱持的一些非黑即白的观点，可能都是极为片面和武断的。我们当时只看到A面，而事情的全貌远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从前的人心也比现在要单纯得多，比方说我小时候看《读者》、《意林》上面的鸡汤文、伪造的名人名言，从未怀疑过其真实性，同时也缺乏核实的途径，真的是被骗了好多年；如今核实信息变得轻而易举，许多鸡汤文和名人名言都被一一揭破，甚至当年宣传的一些“英雄人物事迹”，也慢慢被人发掘出了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所以我觉得吧，对于有着开放的心态、愿意聆听不同声音的人，现在是一个距离“真相”越来越近的时代，会有更多信息供他们拼凑真相；而反智人群虽然也能听到很多种声音，然而他们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和立场来选择最符合自己情感需求的声音，对他们不喜欢不想听的内容则闭目塞听——这些人非常迷恋“只有我掌握了真相”的优越感，但事实上他们并不在乎真正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他们以一种“掌握了绝对真相”的姿态离真相越来越远。大家想想，进化论已经提出这么多年了，并且一直都有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被发现，可还是有很多人更愿意相信有一个造物主创造了我们的世界以及所有的生命，他们非要觉得“神创论”才是真相，“进化论”则是阴谋。

跟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们国家的科普教育做得算是相当不错的，主流信息渠道基本上被唯物主义观点所统一。在过去，你如果想接触各种奇谈怪论歪理邪说，主要途径就只有通过地摊文学——但地摊文学也是有门槛的，起码要有基本的阅读能力。如今网络短视频的泛滥，使得那些连阅读能力都欠缺的底层民众也有机会接触到了各种反智的歪理邪说。这些底层民众本质上就跟《鹿鼎记》里的韦小宝一样，大字识不得一箩筐，所有的历史知识都来自于茶楼的说书先生，把说书当成了正史。“反智主义”浪潮的来袭，说白了是这些人终于找到了组织抱成了团，开始冲击主流。

换言之，现在这个时代让人群变得更加两极分化，一部分人在汹涌的信息浪潮中迷失甚至溺亡，成为了虚假信息的受害者；一部分懂得如何处理和分析信息的人，享受着这个信息时代的红利，乘风破浪屹立到了潮头。就好像AI工具出现后，一部分人面对真假难辨的AI信息不知所措，另一部分人则利用AI大大提高了搜集处理信息的效率。

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对人类文明影响最大的因素，便是信息传播的方式，而我们当前正处于第四次信息革命。

第一次信息革命是人类发明了语言，使得个体之间能够传达复杂、抽象、虚假的信息，为氏族乃至部落的组团打怪奠定了基础，人们可以被共同的叙事凝聚起来。第二次信息革命是人类发明了文字，从此信息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进行无损传播，使得城邦乃至帝国的建立成为可能，政令可以通过文字形式传达到帝国的每个角落。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文字都是少数人的特权，主要用于宗教、行政、商业等领域。第三次信息革命是印刷术的普及，大大提高了信息传播的效率，降低了接受教育的门槛，打破了特权阶层对信息的垄断，引发了宗教改革，间接带来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

现在的第四次信息革命是信息的平权——一方面，发表并传播信息的门槛彻底消失；另一方面，获取专业信息的门槛前所未有的低。尤其是这两年有了AI辅助之后，像我这样一个普通人的文献检索能力，可以对标过去专业的学科馆员、分析师、研究员，效率更是不知道上了几个数量级。

但是呢，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低质信息的泛滥和深度阅读的缺失。曾几何时，读书是获取知识的不二法门，而且需要大量、深度、有比较的阅读，这个过程中会有一种潜移默化的积累，所以才会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举个极端的例子，钱锺书的巨著《管锥编》其实是由他的读书笔记整理而来的，直接引用4000余位著作家的上万种著作，包括了中、英、法、德、意、西、拉丁、希腊文等至少7种语言，涵盖先秦至唐前的经史子集，兼及西方哲学、文学、语言学、人文科学等领域……钱锺书这些读书笔记的阅读跨度超过40年，手稿笔记多达5万页;他一生嗜书如命，实在没书可读的困难时期甚至会反复研读字典——正是这些泰山不辞细土的积累，成就了钱锺书这位前无古人的国学大师。

现在随便一个AI大模型投喂的数据量，都比钱锺书一辈子读的书要高出几个数量级，可世间却再也不会有第二个钱锺书。我们现在可以迅速得到想要的信息，直接获得经过“蒸馏”的知识——一本书会被压缩成“思维导图”，一部电影能被压缩到5分钟，谁还会需要“读书笔记”？人们在节省时间的同时，也少了许多非功利性阅读的积累，这必然会对知识结构产生影响——现在的人可能什么都懂一些、什么都能聊一些，就好像很多自媒体不管啥热点都能蹭——但由于缺乏深入系统的学习和积累，很容易犯一些想当然的错误。

第四次信息革命还远远没有结束，AI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才刚刚开始，就目前看来它加剧了认知的混乱——从前的人们相信“白纸黑字”，后来的人们相信“有图有真相”，而如今一切都可以用AI伪造，很多人不知道如今还能相信什么，穿透重重信息迷雾需要拥有比以往更强大的鉴别能力。

我们站在一个认知的十字路口，一边是信息爆炸带来的前所未有的“信息解放”，赋予了一部分人挑战权威、发掘“B面”的能力，得以驱散无明拼凑出真相；另一边是信息过量带来的“认知壁垒”，一部分人在情感和立场的裹挟下，主动拥抱远离真相的阴谋论与反智主义，形成“傻X共振”。

客观的真相从未消亡，只是在纷乱繁杂的信息海洋中浮浮沉沉，就像一个若隐若现的“锚点”；当我们接近和远离真相的同时，也在接近或远离彼此，加剧了持不同观点者之间的鸿沟。时代重塑我们获取信息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地重塑着我们彼此联结与撕裂的人际关系网，甚至让某些国家制度变得更高效或者失效……其影响实在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深远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