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入情境，心脑联动——略谈所谓“文科思维”

   今天就上次的《马哲教学中如何处理学生提出的伪问题？》一文来谈一谈“文科思维”的问题。

   该文其实是一篇马哲教学的工作笔记，记录了我校思政专业毕业的Z老师就自己对学生有关马哲问题的解答与我（她当年的专业老师）进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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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学生学习马哲时，都像这位向Z老师提问的A同学一样，经常会提出一些让老师怎么回答都感到别扭的“伪问题”。因为这类伪问题是因为学生不了解马哲范畴、原理的内涵、体系与针对性造成的，所以直接回答这些伪问题，如同回答“原子是固态还是液态？”“紫外线是什么颜色？”一样，没有任何认知意义。然而老师如果不回答这些问题，不但打击了学生的积极性，又让学生错失了锻炼理论思维，系统掌握马哲的机会。

    针对此类伪问题，​前文提出了一套高低搭配且循序渐进的双层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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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化伪存真（低）：通过“提供信息增量（构建情境）+向学生要解释”，将伪问题引向一个真问题，并让学生比较不同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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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正本清源（高）：判断伪问题的根源，并直接运用逻辑分析方法厘清相关范畴、原理的内涵与层次关系，使伪问题得到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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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1其实借鉴了辩论赛质询策略；策略2则运用了语言分析哲学（如维特根斯坦）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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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附带说一下：教思政专业以来，个人感觉思政专业有些同学毕业论文中的中学思政教学法研究常常做得“大而空”，写来写去都是套话，以致写与不写、看与不看都不太有多大差别。当然，熟悉一遍写论文的流程也是大有好处的，但在内容上也应有所改进，不应总是那样空洞肤浅。我与中学教师们（不少是我校毕业的）对马哲教学内容与方法有过不少探讨，受益匪浅。时常整理并发布于此，也是为了让同学们看到：比起闭门造车，是不是在这些地方更有可能提炼出真问题？更有可能发展出新观点、新方法？

    回到正题。以上的双层应对策略，第一层是偏情境的，比较“文”；而第二层就偏逻辑了，比较“理”。对这一层逻辑论证，“通义”大模型评论道：“逻辑推演严密：在分析规律与事物关系时，系统区分了"事物-事物""事物-规律"两种关系类型，通过时间轴移动测试建立判断标准，论证过程具有数学证明般的精确性。”

   而且，这两层结合起来形成的整体是“文科”的思维。“数学证明般的精确性”是过誉，而且即使有，那也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双层论证的最终目的，不是去证明出一个某些范畴运用的数学般的“普遍公式”，而是要你在排除某些极端错误之后，自行辨别、选择乃至创建能够让这些范畴及其联结产生意义的运用场景。

   在一个场景中不产生意义的东西，换到另一个场景中是可能产生意义的——在场景间的这种跳跃与交融，则是一种文科特有的“元意义”。

   有一个例子我曾对英语专业的学生讲过：

   我本科学的也是英语专业。那时，翻译课老师曾引用美国诗人弗洛斯特的名言“诗就是翻译过程中失去的东西。”这就是说，真正的诗意是翻译不了的。比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客舍青青柳色新”“忽见陌头杨柳色”“年年柳色，灞陵伤别”就是翻不成英语的。字面当然可以译过去，可是这里真正的诗意，如折柳送别的习俗、汉语中“柳”与“留”的谐音以及与这些相关的无数意象与情致，英译文是无法表现的（即使能加上一大堆注解，那也是诗外的东西，而不是诗本身，不是在诗中领会与欣赏的东西——你读注解是在学知识而不是对诗歌进行审美，正如看地图是在学地理知识而不是在欣赏风景一样），因此诗歌翻译（如唐诗英译）毫无意义可言。不过，我当时感觉自己读的许渊冲以及一些国外汉学家的中诗英译，还有拜伦、济慈、华兹华斯、迪金森等人的诗歌中译，都别有韵味，更不用说中国的现代诗就为西方诗歌所滋养，美国的庞德等意象派诗人也深受中国古典诗歌的影响，这些让我感到诗是有它的跨语言、跨文化的存在的。后来我想这是因为弗洛斯特为翻译构建的场景，是“传送带”或“电话线”的场景。在这种场合下，译文像传送带或电话线：传送带或电话线没有自己独立的意义，只负责将A端（源语）的货物或信息传输到B端（目的语），如果货物太重或者音量太低（诗意太丰富或太微妙），传不过去，那就等于所有的诗都在传输中卡住、损失掉了，没有被目的语读者接收到，这传送带与电话线也就没有意义了。可是在我阅读译诗的体验中，建构起来的却是“桥梁”的场景：译文好像源语和目的语这两岸之间的一座桥，它本身就是独立的实体，你可以通过这座桥去南岸或北岸，假如你走不了那么远的话，也可以就站在桥上看南岸或北岸，还可以站在南岸或北岸欣赏这座桥本身——如武汉长江大桥本身就是极美极有名的景观。在这个“桥梁”场景下，译诗不但有诗意，而且这诗意还很独特而丰富。翻译过程中，诗意是会被阻隔，但这阻隔也是一种中介，是对照、停顿与嵌入，而正因为有了这种对照、停顿、嵌入，诗意又得到了跨语言的再生或者说重构。

    前文中提到我是学文科的，从高中时起，就养成了具象化、情境化的“文科思维”。这种“文科思维”带来的好处之一，就是让你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能够更为自由地架设与转换场景，从而掌握某种意义的产生与解构机制。当然我做得很笨拙很陋劣，但文科大师们在这方面就出神入化了：庄子的“逍遥游”、朱熹的“月印万川，理一分殊”、休谟的“精神科学中的实验推理法”、康德的“哥白尼式倒转”“理性无直观则空，直观无理性则盲”、黑格尔的“感性确定性”“绝对精神”“主体即实体”“直接性与间接性”、尼采的“日神与酒神”、海德格尔的“林间空地”“诗意的栖居”、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马克思的“自然是人的无机身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商品拜物教”……都构建了极为宏大极富张力的意义场域。钱锺书先生在这一点上特别厉害，而他就是典型的“文科脑”，数学考不及格，然而是一个“以象喻理”的圣手，对语言、情境、意象及其中的直观逻辑的敏感度与领悟力，举世罕有其匹，所以他的学术呈现出一种极为独特的理论范式。

    但大家可以从我之前提出的双层策略中看一看：我除了直观与想像，是否也运用了逻辑工具来精确地分析问题？是的话，那么“文科思维”是否一方面增强了一个人思维的具体性与包容性，另一方面也并没有阻碍这个人学会严密的逻辑思维？

    也有人认为这完全是个人能力与心志的问题，而不是所受的文科训练之功。但在我看来，所谓“文科训练”本来就是自主的、个性化、隐性渗透为主的训练，因而“至人无名”“功成而弗居”。我是很平庸的一个人，但在这些训练中耳濡目染，日积月累，似乎也能略有所得，小有所悟，何况今日同学们的资质与条件都远胜于我，实在是不应该浪掷的。

    再举一个用“文科思维”来剖析的例子。

    这次新国辩老友赛水平不如以往，闹出的事却有些沸沸扬扬。马薇薇指责决赛的“社会裁”蒋松筠（B站up主“老蒋巨靠谱”）对比赛评判不合理，且打比赛时说“佛教是封建迷信”，与马薇薇一起备赛时还说“我要集齐12星座女友”。蒋发了微博自辩，认为判比赛可以有自己的判准，“佛教是封建迷信”虽不中听，但并不为过，且在场上高强度攻防下说出不太得体的话，乃是辩论赛的常态。

    至于“集齐12星座女友”，蒋要马薇薇拿出他备赛时真的这样说过的证据，并说：

   “打过辩论的都知道，备赛讨论短则两三个小时，多则数十个小时。辩论是个需要打开思路和脑洞，逼迫自己进入到极端心证的游戏，备赛时说的不合适的内容，比场上会多十倍。为什么辩论这个游戏还能玩下去？因为队友之间存在基本信任，但现在你把这个信任摧毁了，以后大家还怎么备赛？是不是都要互相搜身之后才能开始讨论？是不是备赛时候也要话说三分有所保留互相防备？”

    这似乎又是承认自己可能真的这样说过了。

    在我看来，如果蒋真的在备赛中为了开脑洞也好、开玩笑调节气氛也好，当着女队友的面说过这样的话，虽然不是什么滔天大罪，但确实不太好。

   文科要面对一个复杂而矛盾的存在，即实际上处于“意识流”状态的人的精神世界。理科会将人的精神世界，即人的各种“感受”“想法”“观念”简化成一个个彼此分离的、有确定所指与真值的命题。然而实际上，人的活生生的感受之流（即德国哲学家谢林称之为“原始感觉”的那种东西）是何时以及怎样转变成这样明确而固定的命题的，却还是一个谜。脑科学、认知心理学和分析哲学都在试图解开它。能不能在现有的自然科学范式下解开这个谜，我们还不知道——很可能语言在“符合”对象之前或同时要“构造”对象。但文科也不必等到这一天再说话，因为它本来就是将人的精神当作活的东西来处理的。“1+1＝2”“水分子由一氧二氢三原子构成”这样一些数学与自然科学命题的真假值是确定的，而且不会因为你心情的变化而有任何变化，然而“马薇薇这句话（她在辩论中有些话太荤，恕笔者不能引用，大家可以自行去看她的辩论赛视频）说得好”“蒋松筠这个集齐12星座女友的玩笑开得好”这样的话，其实很难从意识流中切割出来单论真假，或者说，我们只能承认它们的真假值确实会随着心情而变化——这正是文科要处理的那类观念。

    “我要集齐12星座女友”这种话也许真的是玩笑，但很多事情从玩笑开始却并不能以玩笑结束。很多玩笑带有“冒犯”性质，而被“冒犯”者必定是矛盾的：一方面要知道“冒犯”的点在哪里，感受到“冒犯”；一方面又要将这种“被冒犯”的“不快”转化为“快乐”——形象些说，这是在“快乐”与“不快”之间荡秋千，你很难说在秋千停下来之前那一刻，是“快乐”还是“不快”留在那个听你开玩笑的人心里。

   我只能说，如果你不太熟悉你的听众，就不要随便开玩笑，而且要尽可能地让听玩笑者自己来推拉秋千绳，并且力度不要太大。

   魏巍的革命历史小说《地球的红飘带》中，1935年9月，中央红军到达甘肃南部的哈达铺，两万五千里长征即将抵达终点。红军放了假，让大家到镇子上买东西。蔡畅、邓颖超、贺子珍、刘英等女红军找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时，毛泽东问她们这么晚才来，上哪儿去了。贺子珍说：“被镇上的妇女们拉到家里去了。她们从没见过女的当兵，问这问那，待我们可亲热了。”刘英说：“亲热是亲热，就是有点不相信我们是女的，还摸了我们一把。”毛泽东笑着说：“人家也要搞调查研究嘛！”人们顿时轰笑起来。

   毛泽东与女红军们开这样的玩笑，无论是在场的人还是我们读者，都只会觉得很幽默，而不会产生任何不适感，因为它符合我说的三个条件：

   1.熟悉：都是一起出生入死走过了两万五千里的战友；

   2.自然：是刘英自己主动说起妇女们摸她们这件事，而并不是毛泽东无端地拿她们寻开心；

   3.适度：毛泽东与再熟的女同志开玩笑也很有分寸，适可而止。他没有再问“摸你们哪儿了？摸了几下？”这种明知故问的“老司机”式的问题，一句“人家也要搞调查研究嘛”，既令人解颐，又没有丝毫的油腻与尴尬。

   几年前我在另一篇文章分析这一幕时还指出了毛泽东这个玩笑更深的意义：

   从来没有见过女兵的妇女们对我们的军队这样好奇，用这样一种似乎不太文雅的方式来对红军女战士们搞“调查研究”，不但说明了红军与老百姓的亲密无间，也说明了旧社会受压迫最深的妇女内心对革命与解放的强烈向往——面对这样的“调查研究”，我们的女兵不但不应该有什么不快，反而应该认识到这正说明我们的长征起到了“宣传队”和“播种机”的作用，是值得自豪与欣慰的。

   这个情节是有历史依据的：红军在哈达铺确实碰到过这样的事。而曾志、刘英等女红军都曾回忆她们特别喜欢跟毛委员一起行军，因为毛泽东读的书多，性格又开朗，一路听他讲话又长见识，又开心，走多长的路，都不觉得累，也不感到饿。

    总之，“文科”不会给我们一个“怎样与异性聊天开玩笑”的万能公式，但它会通过有质量的阅读（广义的阅读）体验而潜移默化地培养我们让自己的言行与具体情境相匹配的能力。

    “文科思维”对很多问题的答案并不明朗，但读着文科的那些文本你会有所体悟，内心会发生许多微妙的、未见得能用一组命题来概括的变化。哲学课主要并不给你能够数清的知识点（虽然它也有这样的知识点），而是要你持续体验思想之流。这正如音乐其实内含了极为精密的数理结构，但无论是作曲家、演奏家还是听众都不必懂那些数学知识（美国钢琴家埃尔罗·加纳甚至不识谱）——你不是要用数学去演算和推导，而是要用耳朵与心灵去倾听化为音符的数字之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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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投入情境，心脑联动，学文科才能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