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关系达到历史最高水平”，释放了什么信号？

 孙壮志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导读】当地时间5月7日晚，我国领导人再次踏上俄罗斯的土地，开启访俄之行。此次访问不仅是两国元首密切互动的体现，更是对中俄人文交往承前启后的关键部署，为新时代中俄关系注入强大动力。 

本文以中俄建交75周年为背景，将中俄关系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80年代、1990-2010年、2010年至今），强调人文合作始终是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并随着政治关系的升级而深化，从单向学习苏联到双向平等合作，再到新时代全方位发展。尤其在国际局势复杂多变的当下，人文合作展现出强大的韧性与潜力，成为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基础。  

本文详细分析了中俄独特的合作机制，指出中俄人文合作以政府推动为主，通过条约、年度计划、专门委员会（如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等机制化安排实现稳定发展，例如互办“国家年”、高校联盟、孔子学院等，体现了“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特色。作者呼吁深化“内涵式发展”，中俄人文合作在面对语言障碍、交流形式单一等挑战时，需要完善工作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推动人文合作向“自下而上”的民间自发互动转变。随着青年交流、旅游合作等领域日益成为新热点，中俄人文交往正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原题为《中俄人文交往75年》，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中俄人文交往75年

2024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同时也是中俄文化年的开局之年。回顾两国交往的历史，人文合作始终是重要的领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受到双方的高度重视，见证了从睦邻合作到世代友好，再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的发展轨迹。两国的人文合作大致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一是从中苏建交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文化交流从“蜜月期”到经历低谷，再逐步恢复；二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到本世纪的前十年，文化交往领域扩大并实现机制化；三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至今，人文合作随着国家关系的快速提升全方位发展，成为两国构筑新型国家关系的重要支柱。

▍人文交流的快速起步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联是最早承认并与新中国正式建交的国家。由于当时面对的国际环境非常恶劣，新中国奉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与苏联发展全面的合作关系。在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第五条就特别强调发展和巩固中苏两国之间的经济和文化关系。与高层的频繁交往同步，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领域的合作迅速被提上日程，增进了普通民众之间的友好情谊。

早在1949年10月5日，双方建交伊始就成立了中苏友好协会总会，宗旨是增进两国文化、经济及各方面的联系与合作，随后各地都成立了分会，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促进中苏两国人民的相知相亲。苏联的文化、科学和艺术代表团多次访华，中国也派出相应的代表团访问苏联，1952年双方还在中国举办过“中苏友好月”，在全国67个城市举办了“苏联影片展”，观影人数达到4000多万人。中国向苏联派出大量留学生，50～60年代中国留学苏联人数达到3万人左右；苏联也向中国派出各方面的专家，总数超过18000人，双方的文化合作从一开始就进入非常密切的阶段。1956年7月5日，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文化合作协定》，是第一个关于人文交流的专门法律文件。苏联科学院于1956年成立了专门的汉学研究所，共有研究员、副研究员90多人。苏联的众多知名院校设立东方语言学院或东方系，开展汉语教学，很重视与中国的文化交流。

当时的新中国百业待兴，主要是向苏联学习，特别是在科技方面的知识，文化、教育、卫生的管理体制也受到苏联的影响，甚至学校里的教科书、教学方法都引进苏联的经验。1955 年，以苏联医学科学院副院长克洛特科夫为首的近千名苏联医学专家访华，在两个月内为我国医学界进行了100多次演讲，举行119次座谈会，有3000多人参加，还给2万多名大学生做了31次报告。新中国医疗体系的建立同样以苏联为样板，在苏联专家的参与下，中国“制定了培养方案与教学大纲，引入了苏联模式的医学生实践训练方法”。这个时期双方的人文交流，主要是适应发展政治、经济关系的需要，一方面带有比较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另一方面并不是一种平等的合作关系，更多还是中国有向苏联学习的需要。以教育合作为例，包括建立两国政府教育部门的直接联系，聘请苏联专家来华任教，大量引进苏联高等学校教材，引进苏联的教育学和教学法，介绍推广苏联发展教育的经验，邀请苏联教育代表团考察我国教育并提出建议，推动高等学校之间建立校际联系，推动俄语教学超常规、跨越式发展。尽管这种合作方式对新中国的文化建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意义，有助于快速培养大批相关人才，使文化、教育、卫生事业快速走上正轨，但长远来看也带来不少弊端，很难持续。

随着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国政治关系的急剧恶化，人文合作也被迫中断，苏联方面撤走了全部专家，相关科技、文化领域的合作项目被迫中止，进入长达20余年的对抗时期。由于政治上相互敌视，不仅人文交往完全被切断，舆论上也相互针对，造成彼此的隔阂越来越深。

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全面“解冻”，两国的文化交流又开始逐步恢复，官方与民间的往来增多。在这一进程中，人文合作的恢复甚至走在前面，成为关系“缓和”的风向标和相互释放善意的重要形式，使两国很快走出剑拔弩张的敌对状态。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举行会晤，宣布中苏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在此之前，1984年中国教育代表团访苏，双方开始互换留学人员。根据1987 年两国签署《1988—1990 年教育合作计划》，规定每年互换学生及科研人员的数量最多为 150 人。1990 年又签署《两国 1991—1995 年教育合作计划》，规定每年中方派出 500 名赴苏留学人员，苏方派出300 名赴华留学人员。1988 年，两国签订《关于双方公民相互往来的协定》，边境地区开启了市场化的旅游合作，也有利于边境贸易逐步走向繁荣。

▍人文合作的逐步恢复

苏联解体没有影响中俄两国文化、教育以及人员往来快速增多的势头。1991年12月27日，中国与俄罗斯联邦在莫斯科签署《会谈纪要》，解决了两国关系的继承问题，实现了从中苏关系到中俄关系的平稳过渡。1992年12月18日，双方又在北京签署《关于中俄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提出“相互视为友好国家”“加强相互信任和理解，保持各个级别的经常性的政治对话”。此后，中俄在各个领域的合作关系持续稳定发展。

1992年12月18日，双方签署了开展文化交流的指导性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文化合作协定》，内容涵盖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体育、旅游、卫生等诸多领域以及民间组织、边境地区的交流，涉及交往的形式和内容，如在文化艺术领域，包括：互派专业和业余艺术团、组巡回演出；相互举办文化艺术展览；互派文化、艺术工作者访问；交换文化艺术方面的书刊；相互向本国人民介绍对方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两国博物馆、图书馆之间进行交流和合作。还特别强调，双方将鼓励邀请对方文化、艺术、教育、社会科学、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电影、体育、旅游和卫生等领域的专家出席在本国举办的国际会议、研讨会、联欢节及其他有关活动。这些规定为两国开展人文交流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必要的机制保障。同一年，中俄还签署了《关于互免团体旅游签证的协定》；次年双方又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俄罗斯联邦政府旅游合作协定》。

1994年9月，中俄两国领导人在《中俄联合声明》中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睦邻友好、互利合作的“建设性伙伴关系”。1996年，两国领导人决定将双边关系提高到“面向21世纪的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01年7月双方正式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中俄两国“世代友好，永不为敌”的和平思想和永做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的意愿以法律形式加以确定，为两国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奠定了牢固的政治和法律基础。2012年6月，在双方签署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中，正式将两国关系提升至“加强平等信任、相互支持、共同繁荣、世代友好的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在此基础上，两国政府于1997年6月签订了包括科学、教育、文化、艺术、电影等方面的“1997~1998年文化合作计划”，并陆续付诸实施。其中，1997年10月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地举办的中国文化节，1998年4月在北京、上海举办的俄罗斯文化节等系列活动，为两国人文交流开辟了新的领域，注入了新的动力。之后，双方决定定期举办文化节，在中俄高层互访过程中也反复强调人文交流的重要性。1996年中俄宣布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后，两国政治关系得到快速提升，到2001年双方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提出要“世代友好，永不为敌”，人文合作逐步成为双边关系的重要支柱之一。

在新的双边关系不断巩固的同时，人文合作逐步呈现出新的特征，首先是领域越来越宽泛，两国的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涉及六个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又进一步扩展，俄罗斯学者认为，双方的人文交流以教育与科学、文化与体育、青年交流、媒体为主，又延伸到卫生、环保、旅游等领域；其次是逐步实现常态化，开始相互举办国家年，经常举行团组互访、各种论坛和其他交流活动；再次是政府层面积极推动，多种形式的民间外交提上日程，出台内容丰富的年度合作计划；最后是合作目标更加明确，要实现“世代友好”，更加重视青年和媒体的交流，对加强双方的彼此认知，促进政治、经济和安全合作的提质升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人文交流的日益紧密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两国元首个人之间的友好情谊，经常性的互访不仅对双边关系的发展起到战略引领的重要作用，也直接带动了人文交流达到很高水平。为统筹规范中俄在人文交流领域的合作，根据两国元首的倡议，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于1997年4月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加强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传统友谊，促进睦邻友好合作，巩固和扩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社会基础。该委员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中俄双方全体会议，在两国轮流举办。

（一）人文合作机制化水平不断提高，范围越来越广

双方越来越重视人文合作的支撑作用，建立起拓展“人文外交”的有效渠道。2000年11月，在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成立了副总理级别的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在其指导下，两国在人文交流领域开展了一系列广泛合作，并在中俄两国元首的推动下，“俄罗斯年”和“中国年”活动相继于2006年和2007年成功举办。中俄开始互办“国家年”，人文合作逐步走上机制化轨道。2007年7月13日，中俄教文卫体合作委员会正式更名为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下设教育、文化、卫生、体育、媒体、旅游、电影等7个领域的合作分委会和中俄档案合作工作小组，涉及面更加广泛，发挥了重要的统筹和协调作用，到2024年已经举行了25次会议。

中俄友好、和平、发展委员会成立后，下属的理事会数量不断增多，到2021年底已经有地方合作理事会、文化理事会、实业家理事会、青年理事会、专家理事会、媒体理事会、生态理事会、医学理事会、科学与创新理事会、宗教事务理事会、健康生活方式理事会、残疾人事务理事会、老朋友理事会、教育理事会等16个，涵盖的领域越来越广泛。随着地方合作受到重视，从中国东北—远东、伏尔加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合作，在国家级层面进行规划和推动，人文领域的合作成果也越来越多。迄今两国已经建立了数十对友好省市，不少高校、科研机构之间签署合作文件，相互间的往来更加密切，交流更为深入。

（二）教育领域的合作成就可圈可点，规模不断扩大

自2004年中俄签署《中俄高等教育合作执行计划》、2006年签署《两国教育合作协议》以来，两国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互派留学生的规模和数量逐年扩大，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已有近百个。截至 2024年4月，在俄中国留学生为4.14万人，其中本科生2.45万人，研究生1.45万人。2023年，俄在华留学生1.28万人，总规模居欧洲生源国首位。如果把短期项目计算在内，相互交换学生的数量已超过10万人。通过留学和交流，学生们可以深入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现状，增进彼此间的理解和认同，拓宽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2011年，中俄开始成立专业性的高校联盟，目前双方已经建立14个同类高校联盟，扩大了彼此的交流路径。这些联盟通过其合作领域、活动范围和交流平台等，将中俄体育、交通、经济、医学、师范、新闻和艺术类大学的力量联合起来，制定并实施加强双方的科研和教育潜力的项目。2018年，在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机制框架下，又成立了中学联盟，截至 2023年底成员单位发展为113 所，其中中方43所、俄方70所。

（三）人文交流的主体不断增多，合作层次稳步提升

从语言学习到媒体交流，再到科技创新和智库合作，中俄人文交流有了质的提升。由于关系越来越密切，双方很早就意识到深化汉语和俄语教学方面合作的必要性，2006年于远东联邦大学建立第一所正式运作的孔子学院。2019年，俄罗斯首次将中文作为外语科目纳入国家统一考试体系，这意味着中文成为继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后俄罗斯高考外语科目的第五种选考语言。截至 2024 年9月，俄罗斯共建有19所孔子学院和4个孔子课堂，为双方在文化教育领域的全方位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中俄媒体合作的宗旨之一是促进两国文化传播，活动分为文学主题、语言主题、旅游主题、青年主题等，紧跟时代潮流，与两国举办的各类主题合作年形成良性互动。早在2002年就成立了两国媒体合作的工作组，促进广播电视、新闻出版、通信机构间的直接交流。中俄人文合作委员会的媒体合作分会 2023 年第 16 次会议商定了2024年中俄媒体合作的76个项目。

科技创新领域的合作越来越受到关注，学术交流也在更高层次上展开。2019年6月，习近平访问俄罗斯期间，同普京总统共同宣布2020年和2021年举办中俄科技创新年，这是中俄两国首次举办以“科技创新”为主题的国家年。新冠疫情期间在两国政府推动下，启动了数十个医疗科技合作项目，包括医疗设备和试剂检测、新冠病毒疫苗研发、生物科技等。在双方共同努力下，科技创新年计划实施活动已超过1000项，充分体现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自然科学和应用研发，还在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密切交流，举办各种高水平的学术论坛，如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俄罗斯国际事务委员会每年举办的中俄智库论坛，主题是“新时代的中俄关系”，建立了两国特有的思想库交流机制。近年来，中俄两国的中医药合作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与突破，签署了多项合作协议。

尽管中俄人文交流与合作取得了显著成果，但仍面临着一些挑战和问题。首先，人文合作主要依靠政府层面的组织和动员，甚至是政治上的需要，主要是借助于“自上而下”形成的优势；其次，两国之间的制度和文化差异，导致交流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或障碍，中、俄属于不同的文明，思维习惯和文化传统有别，管理体制各有特色；再次，语言障碍和政策偏好等现实问题，导致人文交流参与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够，特别是教育、科技长期以来都更看重与西方的合作，相互学习对方语言、了解对方文化的动力不足；复次，交流和交往的形式比较单一，参与的机构和地区依然比较有限，相对而言更看重经贸往来，比如友好城市间的文化互动不多；最后，人文合作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足，范围受到一定限制，难以真正在两国民众之间搭起便捷的通道和桥梁。

为了克服这些挑战和问题，中俄两国需要进一步加强合作与交流，完善人文领域的工作机制和政策支持体系。政府间可以加强沟通与协调，完善人文合作的法律基础，制定年度的甚至中长期的合作规划，使各种交流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文教部门、科研机构特别是高校间可以加强合作，共同开展教学科研活动和人才培养项目；同时，还可以加强民间交流与合作，推动更多主体参与其中，使人文合作能够真正有助于“民心相通”。2014年7月，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巴西福塔莱萨会晤时提出，中俄人文合作要从一般性友好交流向联合办学、共同发展文化产业等提升两国软实力的方向发展。中俄人文交流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同于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民间往来带有较强的自发性和商业性，文化、教育、旅游合作很大程度上不需要政府推动，甚至会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中俄人文合作则始终在政府主导之下，与双方在政治、经济领域的合作形成良好的配合。在俄罗斯学者看来，中俄人文合作具有体系性的特征，不断丰富新的内容，是一种有计划的、综合性的互动。

2021年6月28日中俄元首共同签署关于《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20周年的《联合声明》，其中包括要“拓展两国教育、高校间和学术交流”，“深化文化交流合作，提升文化中心、友好协会及社会组织作用”。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会谈时指出，75年来，中俄关系历经风雨，历久弥坚，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树立了大国、邻国相互尊重、坦诚相待、和睦相处、互利共赢的典范。他强调，要打造更多人文交流亮点，共同办好“中俄文化年”，密切地方合作，持续拉紧民心纽带。

随着2019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中俄人文合作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和质量提升，获得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双方进一步加强在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科研合作、卫生健康、文化艺术、体育竞赛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国文教事业的共同发展与繁荣。目前，双方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增加到116个，建成联合实验室、研究中心80个，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化。同时，中俄两国还将积极探索新的合作模式和途径，如充分利用互联网扩大媒体合作、文化展示方面的交流；以及加强两国青年学生之间的相互往来，培养更多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旅游、卫生领域的交流成为新的合作“热点”。据俄方数据统计，2024年年初赴华俄罗斯游客同比增长197%，预计2024年全年赴华游客将达300万人次，要高于2019年所创造的数据峰值。

根据2024年8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俄总理第二十九次定期会晤发布的《联合公报》，中俄双方积极评价中俄人文各领域交流持续活跃发展势头，愿进一步扩大人文合作规模、覆盖范围，提升合作水平，赓续两国人民睦邻友好传统。为此，双方除了商定扩大原有的合作领域，进一步丰富合作形式以外，还提出要把人文交流推向更高层次、更广空间。具体包括：双向留学和学术合作；科技创新领域合作；基础和应用研究的互利合作，研究和实施共同科研计划；高水平举办中俄文化年框架下活动，实施文化部门《2024—2027年合作计划》，深化地方合作；卫生领域合作，促进医疗服务；发展公共健康、医疗预防和流行病学领域合作；继续办好中俄青少年运动会等联合体育赛事；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合作；互办电影节和动漫电影周活动，支持合作拍摄影片；推动媒体领域合作，包括新媒体和电子游戏产业发展，图书翻译出版，参加国际书展；推动进一步提升游客数量，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改善旅游基础设施，简化签证程序；扩大档案领域合作，推动实施联合项目；继续在文化和创意、青年创业、志愿服务、公共外交领域开展联合活动。

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家关系的发展，双方在全球和地区层面的合作也充实了更多人文方面的内容，如双方提出，共同反对在多边平台将卫生问题政治化，在国际场合相互支持对方提出的倡议，确保生物安全和建立全球卫生架构；两国在作为上合组织、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期间，都会主办数百场活动，其中主要是人文交流，中俄还推动两国青少年积极参与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活动。中国领导人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后，其中的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原则和举措也得到俄方的支持，特别是强调不同文明的相互尊重和互学互鉴，可以成为构建广泛伙伴关系的基础，能够促进双方教育、体育、文化领域的交流，认为有必要加强相关规划的对接合作。

中俄作为近邻，开展合作拥有地缘、人文方面的优势。通过开展广泛的人文交流，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进一步拉近了两国人民之间的距离。民调显示，双方民众对对方国家的好感度在上升，对于建立稳定、平等、友好的国家关系非常重要。据俄罗斯列瓦达中心统计数据，1995年至2019年，俄罗斯社会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积极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人数比例从1995年的48％上升到2019年的72%左右。2020年5月，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在线开展的“2020年中俄社会民意调查”显示，中国受访者对俄罗斯的非负面评价高达93.1%；俄受访者对中国的非负面评价达82.6%。2024年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俄罗斯民众对中国最感兴趣的方面虽然中国商品仍居第一位（29%），但旅行与自然风光（27%）及中医、文化、艺术、文学和电影（25%）紧随其后，已经相差无几。

尽管国际局势发生急剧变化，大国博弈中“舆论战”“信息战”不断颠覆对不同国家形象的认知，但中俄合作体现出强大的韧性，富有成效的人文交流在其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当今日益频繁的国际交往中，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交通工具的升级，人文合作与民间交流越来越便利，越来越频繁，深刻渗透到国家间关系的方方面面，甚至可以对政治和经贸关系产生直接的影响，成为国家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与之相关的文化外交、民间外交的位置也在逐步提升，被统称为“公共外交”。人文交流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不可或缺的外交形态，甚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影响政治关系的质量和经贸往来的水平，其主体、形式、理念、目标都与传统的外交有很大差别。随着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进入新时代，其重要标志之一就是由过去的“自上而下”单向推动发展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的双向推动，即由政府扮演主要角色变为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人文交流与民间友好受到更多重视，能够超越制度、文明、意识形态的差异和障碍，润物无声，为双边关系的发展提供更加稳定、持续、强劲的内生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