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当欧洲重提“罗马只属于罗马人”，是反抗，还是另一种依附？

魏南枝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彭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导读】欧洲内部的危机正在愈演愈烈。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美国对欧政策日趋强硬：副总统万斯在慕安会发表“羞辱性”言论；在欧洲防务问题上“翻旧账”；在处理俄乌冲突时在欧洲和俄罗斯之间摇摆不定；并对欧加征关税，使跨大西洋关系严重恶化。面对这一最新的局势，欧洲开始试图重新建立自己的自主性，然而许多评论家都对欧洲现状感到悲观，直言内部难以达成共识，缺乏整体行动的能力，实现真正自主的希望渺茫。

本文指出，二战后欧洲始终面临“合力”与“张力”的博弈。这种矛盾体现在各国既想维护特殊利益，又被普遍主义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该框架曾承诺实现成员国间的互利共赢。欧盟技术精英曾向民众许下普遍主义愿景：更多自由、更好福利、持久和平。然而现实是，欧盟虽部分实现了“去主权化”，却未能兑现这些承诺。

作者认为，根本问题在于欧洲缺乏共同文化共识。左翼的普遍主义非但未能促成欧洲团结，反而使欧洲陷入“美国化”（Americanization）困境，即美国通过经济渗透、政治操控和文化输出，将欧洲纳入其全球体系。2008年金融危机后，欧洲不仅要应对经济危机，还深陷种族、移民等社会危机。面对危机，欧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试图解决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相关问题。左翼试图构建多元欧洲公民身份，却无力遏制新自由主义泛滥，难以为福利制度提供支持。其平等理念日益脱离现实，无法回应民众的安全焦虑。欧盟等欧洲机构缺乏意愿和能力维护欧洲整体利益，欧洲各民族国家利益和欧洲整体利益之间也存在冲突。看似欧盟是欧洲自主的尝试，实则因此沦为了美国的附庸，成为美国全球化中的一环。

在此背景下，极右翼势力开始崛起：第一，尝试重新定义“人民”，以此将自身困境归咎于移民和少数族裔；第二，试图限制欧盟权力和跨国大资本力量，夺回民族国家保持关键比较优势的能力；第三，试图强调传统观念的合法性，从“政治正确”那里夺回文化领导权。然而，重建“民族围墙”就能够解决上述分歧，实现秩序的回归吗？跨国资本仍主导欧洲经济，各国治理能力持续衰退。即便重拾民族主义，恐难满足支持者的期待。而这可能是欧洲面临的最大的困境。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原题为《重建民族国家的围墙——欧洲政治光谱的变化》，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重建民族国家的围墙

——欧洲政治光谱的变化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以来，欧洲右翼势力显著增强，极右翼势力突起：以“让欧洲再次伟大”为口号的“欧洲爱国者”成为欧洲议会第三大党团；德国选择党首次赢得联邦州议会选举并成为德国第二大党；曾经利用“超越左右”的民众诉求高票当选法国总统的马克龙，陷入了“左右”为难的政治困境；本意想彰显爱与包容的巴黎开幕式激起了西方不同文化信仰的人群和国家的严重对立……欧洲政治光谱看上去越来越朝两端极化。

日趋极化的欧洲政治光谱的底色是浑浊细碎的：种族、民族、阶层、宗教、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相互纠缠和复杂作用，形成了一个由各种“我们”与“他者”对立组成的混杂结合体，例如民主与威权、欧洲主义与民族主义、移民浪潮与本土主义、基督教与伊斯兰教……历史上的“左”“右”区分似乎已经难以涵盖上述混杂对立。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欧美立场分歧与欧洲内部撕裂叠加，欧洲现有各种政治叙事，更多将矛头指向试图“将世界变平”的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以及“民族围墙”的再起这一“反向运动”，二者正在深刻地改变欧洲的政治版图。

▍“将世界变平”

西方并不是一个简单同质的地理范畴，其内部差异性很大。到底是“入乡随俗”（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还是“罗马只属于罗马人”（Rome is for Romans only）？这两个选项，隐喻了西方文明内部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之间的长期对立。

每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特殊性，罗马人共同形成罗马的独特之处。罗马将古罗马帝国之外的任何人定义为“野蛮人”，公元4世纪，基督教被宣布为官方宗教之后，“基督徒坚持唯一真理来源于福音书和唯一权威的解释来自教堂，又进一步增强了早期罗马人自认为独一无二的观念”。古罗马文明是由城邦走向了帝国的文明，随着罗马帝国的扩张，很多民族被罗马征服并融入罗马。《安东尼努斯敕令》将罗马公民权授予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民，拥有公民权的人就是罗马人。因此，罗马人并非由某个主体民族所代表，更多的是一种文化概念。

古罗马帝国将军事征服和文化征服相结合进行扩张，将伦理与法律的契合性和普遍性推到了西方历史的极致，这种“将世界变平”的方式，对整个西方世界影响深远。因为没有超大规模的主体民族，古罗马帝国难以维护和巩固其长久统治，也未能持续发展其自身文明。也正因为当时的罗马人是一种文化概念，罗马法体系中万民法所蕴含的普遍主义思想、皇权与（一神教）教权的关系等，让追求文化同质化成为欧洲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特殊主义为底色的民族国家源自中世纪末期的西欧。在中世纪的欧洲，罗马教廷是一种普遍权力的授予者。中世纪晚期，欧洲经历了从各类“普遍主义帝国”到民族国家的转变，奠定了当今欧洲的政治版图基础。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了以主权（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使欧洲的政治多元格局制度化。该体系之下的主权国家是被领土分界线区隔开来的、范围有限的政治实体，内部的亲和与对外的排他是民族国家共同体意识构建的两个相反相成的方面。

民族国家认同是一种多元认同的融合与汇聚，而文化认同构成族群认同与国家认同的中介形式。法国大革命将民族国家的命运共同体与民主共和的政制安排定型为欧洲近现代以来民族国家的基础框架，自此，国家共同体层次的政治认同与制度安排层次的政治认同相互缠绕。但是，特殊主义底色的“国族概念”逻辑和普遍主义底色的“人民概念”逻辑既有合力也有张力，在重塑人们的政治想象的同时，也给这两种逻辑的矛盾激化埋下了种子。

民族国家、主权原则是欧洲中心论的基石。在旧殖民主义时期，欧洲列强曾用此统治欧洲、主宰世界。时至今日，民族国家这一国家形态仍占据国际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从中世纪晚期、早期资本主义时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欧洲经历了纷繁复杂的战争，各国版图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国家认同也随之不断变化，先后经历了教派（天主教、新教）民族主义、族裔民族主义和公民民族主义三大阶段。

曾经在欧洲发挥的普遍主义作用的基督教，显然已经无法统合各具特性且相互博弈的民族国家，欧洲各民族国家在数个世纪里战争频繁。然而，自古罗马以降的普遍主义理想，让诸多欧洲政治家和思想家渴望重新设立某种制度框架或文明尺度，实现对欧洲的再次凝聚，或是“永久和平”。

20世纪50年代初，在戴高乐等人的推动下，欧洲一体化起步。戴高乐要建立的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美国极力强调的，是大西洋框架内的欧洲，也就是“美国领导下的欧洲”。如戴高乐所判断的：“一个与其搭档相比实力无比超越的国家，即使不愿主宰，能想象它不担当主宰角色吗？”

建设一个共同的欧洲国家，还是保持一个由多个国家组成的欧洲？两种路径的争论贯穿欧洲一体化进程始终。欧洲一体化本身就是一个各成员国之间不断竞争和妥协的过程：它们一方面希望保护各自的特殊利益；另一方面又被普遍主义底色的共同框架所吸引，因为该共同框架承诺实现各成员国之间的正和游戏。

实现共同的欧洲文明愿景，还是保持本民族国家特性、接受所属民族国家的保护？技术官僚和精英模式所主导的欧盟向成员国公民承诺了普遍主义愿景，包括提供更多的自由、更好的福利、更和平的世界等等。因此，各成员国公民放弃部分作为一国公民的票决权利，允许将部分国家主权由欧盟进行再次分配。

然而，欧盟实现了对成员国的部分“去主权化”，却并未兑现上述对民族国家和公民个人的正和游戏承诺。作为“超国家”的区域性融合机制和经济全球化的主要推手之一，欧盟缺乏能力领导欧洲走向更好的发展，也缺乏意愿推动欧洲成为“欧洲人的欧洲”，更不用说欧洲人长期以来的普遍主义梦想。

与欧洲的被动踯躅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冷战结束以来，美国所追求的美式霸权体系，试图建立起罗马帝国式的全球霸权。通过马歇尔计划、欧洲市场一体化、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等，美国国家机器和跨国大资本共同对欧洲进行了“美国化”（Americanization）改造，实现了对欧洲的经济渗透、政治控制和文化征服。信仰“全球市场自由化”的欧盟技术官僚将欧洲的命运置于美国的霸权之下，被美国“征服”的欧洲已经沦为美国的附庸。

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中心主义逐渐从曾经的欧洲中心论变为了美国中心论。美国中心论摒弃了欧洲民族国家叙事体系对国民历史的依赖，试图用“美国化”重新创造出西方的统一性，进而将“世界变平”，这是对普遍主义底色的“罗马化”的继承与拓展。面对这种“美国化”，欧洲曾多次追求过自主，却大都以失败告终。

例如，2003年伊拉克战争曾经让欧洲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对立达到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程度。欧洲左翼知识分子呼吁欧洲各国部分放弃各种民族和族群差异，“将欧洲变平”，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不同于美国的、具有欧洲自主性的共同价值观，进而推进欧洲政治共同体的建设，由欧洲人主宰自己的共同未来。在哈贝马斯和德里达看来，构成欧洲遗产的许多东西——基督教和资本主义、自然科学和技术、罗马法和拿破仑法典、资产阶级-城市生活形式、民主和人权、国家和社会的世俗化——是欧洲共同价值观的核心内容。

问题是，欧洲各民族国家都有各自的发展历程和丰富的精神遗产，谁来决定哪些属于欧洲共同价值观的核心内容？谁在“我们想要继承的遗产”和“我们想要拒绝的遗产”之间做出选择?对此，欧洲显然缺乏基本共识。左翼普遍主义未能将欧洲人团结起来实现欧洲自主。

相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的欧洲人，不仅要努力遏制和克服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而且要应对与种族、族裔、移民、多样性和社会融合有关的重重危机。其中，欧债危机的本质是，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和经济金融化两股浪潮为了“将世界变平”，在欧美造成的社会破产；美国霸权机器与新自由主义精英、跨国金融大资本联手，将上述社会破产转嫁给欧洲国家，变成这些国家及其国民的危机。

上述危机并非欧洲国家独有。2016年和2024年特朗普两次当选美国总统，标志着美国内部长期存在的两种路线之争再次激化：一种是特殊主义的，或者说是孤立主义的（isolationism），大都为保守主义群体所认同；另一种是普遍主义的，宣扬普遍价值等，大都为自由主义群体所认同。特朗普所主张的“美国优先”经济民族主义路线和“修墙”等保护主义政策，被视为逆经济全球化的极右翼行为。

对此，有不少分析将上述危机归因为跨国资本的膨胀，削弱了国家监管和再分配的能力。跨国资本的“结构性力量”导致欧美各国的民主政治逐步沦为象征性政治，国际市场正在摆脱管制，跨国资本才是欧美经济运行的真正驱动力。跨国资本试图“将世界变平”，甚至一度自认为可以终结国家主体间的抗争；欧美各国极右翼力量试图重建民族国家的“围墙”，二者的对立在加剧。

▍“民族围墙”的再起

诚然，欧洲现代性同资本主义密不可分。与美国相比，欧洲经历了漫长的阶级冲突、社会革命和世界大战，对“市场失灵”和“社会正义”等问题更加敏感，并且更有集体行动的传统。因此，欧洲对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的批评更严厉，对自身所经历的新自由主义转型有着更为清醒的认识。特别是金融逻辑占据资本主义的核心后，跨国金融大资本对各国经济主权的限制、福利国家制度遭受的污名化、过度“个人自由”的理念破坏社会团结机制，最终导致社会失衡、社会撕裂和社会不满情绪滋生。

欧洲的左右翼力量都在试图解决新自由主义泛滥带来的相关问题，批评金融精英的贪婪和政治精英的失范，并呼吁“人民”力量的崛起，但是二者采用的路径迥异。

左翼力量继续推动基于文化多样性的欧洲公民身份建构，试图用“平等的”公民身份和权利去塑造欧洲公民认同，用普遍主义话语包容和关注少数群体利益，在此基础上，推动跨越各种差异的“人民”团结起来“将世界变平”。但是，欧洲左翼缺乏意愿从根本上改变欧洲对金钱的滥用和对利润的追求，缺乏能力支持与改善福利国家制度和公共服务水平。建立在平等观之上的左翼普遍主义思潮日渐缺乏现实土壤，也无法有效回应失去经济、文化安全感的欧洲人民的诉求。

与此同时，大搞“他者化”的欧洲极右翼力量迅速膨胀。他们强调传统性别角色和性别二元结构，排斥移民、少数族裔族和伊斯兰群体等。特别是叙利亚难民危机之后，移民已经成为欧洲多国最具争议的政治问题之一，移民和难民被极右翼力量描绘为“犯罪的外国人”或“对国家的威胁”。

极右翼的话语体系可以解读为对两种试图“将世界变平”的普遍主义话语的否定：一种是左翼的普遍主义话语，另一种是将自由市场经济逻辑延伸至公共与私人领域各个角落的新自由主义话语。这种双重否定，在2016年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和英国“退欧”之后更为凸显，因2022年俄乌冲突的外溢效应而进一步激化。正是基于这种双重否定，欧洲多国极右翼力量和被特朗普的“MAGA派”改造为激进右翼政党的美国共和党，推动了一场席卷欧美的“反向运动”——“民族围墙”的再起。

这场“反向运动”宣称欧洲正在经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重颠覆的黑暗时期，自视将承担起重新定义“人民”“民主”以及欧洲文明理想叙事的使命。但是，欧洲极右翼自身又是庞杂甚至自相矛盾的。

首先，基于“罗马只属于罗马人”的理念，欧洲极右翼试图重新定义“人民”，以此将自身困境归咎于移民和少数族裔。如果说长期以来，“反对美国”或者“区别于美国”是欧洲人身份认同的重要来源之一；那么，以德国畅销书《德国废除自己：我们如何把我们的国家置于危险之中》（Deutschland schafft sich ab: Wie wir unser Land aufs Spiel setzen）为代表的焦虑情绪认为，德国等欧洲国家将因为移民涌入和少数族裔膨胀而陷入民族自我毁灭的危险。

以瑞典为例。虽然瑞典是一个对外国人开放友好的进步主义国家，但瑞典长期具有种族和文化单一性。2022年，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已跃升为议会第二大党，瑞典已经变为欧洲移民政策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原因在于，自20世纪90年代的两伊战争和科索沃战争，尤其是2015年叙利亚战争以来，大量移民涌入瑞典，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变了瑞典的人口结构，有将近五分之一的瑞典人出生于国外。同时，瑞典的贫富悬殊迅速扩大，社会治安问题凸显，引爆了系列排斥移民的暴力袭击和社会骚乱等，刺激瑞典的社会和政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2024年欧洲议会选举中，许多欧洲政党都使用了隔离墙等口号，例如“让瑞典再次安全”“确保欧洲边境的安全”“边界和自由”等。右翼的政治理念——以种族区别和消除差异为基础构建同质性的国家认同感——显然正在赢得越来越多欧洲民众的认同。“人民”概念的重新界定与移民政策的严格化已成为一体两面的政治现象，保护了本国劳动力市场不受新进入者（移民和难民）冲击，限制新自由主义主导下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过度灵活性。

其次，基于“人民是权力赢得其正当性的唯一来源”的理念，欧洲极右翼试图限制欧盟权力和跨国大资本力量，夺回民族国家保持关键比较优势的能力。

法国学者阿奎利诺·莫雷勒（Aquilino Morelle）的《精英的鸦片：法国是如何在没有重建欧洲的情况下被毁灭的》一书批评道，法国在精英们的误导下，为了欧洲化而牺牲自己，以致达到了自我分解的地步。频繁的条约修订、各种危机引发的制度变革以及成员国不断变化等，使欧盟成为一个不断演变的政治体系。由于向欧盟等欧洲机构让渡了部分主权，欧洲国家内部治理的一些关键领域已经不受各国选民及其代表的直接控制，这给欧盟成员国的民众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然而，一方面，欧盟等欧洲机构缺乏意愿和能力维护欧洲整体利益。2016年英国退出欧盟被视为英国人民夺回控制权的一种方式，2024年匈牙利总理欧尔班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的交锋凸显了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利益矛盾。另一方面，欧洲各民族国家利益和欧洲整体利益之间存在冲突，例如欧元危机就暴露了各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冲突。

欧盟权力和欧盟能力之间的鸿沟，不仅加深了各民族国家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贫富鸿沟，而且加深了精英与大众在政治参与和个人自由等方面的不平等。没有财富的阶级，由于其资产贫困性和经济脆弱性，已经深陷于经济与社会的双重结构性不平等，政治参与能力随之受到限制。与此相反，亿万富翁们借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的政治影响力与日俱增，例如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网络有能力扰乱一国政治格局，盖茨基金会掌握了部分全球卫生治理的权力。

新技术革命正在创造一个新的神话——“知识经济”，并试图以此替代欧洲悠久的劳资关系叙事。金融-高科技-媒体资本日益结合在一起，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向全球各国各地区扩张，并形成高度垄断局面。产业空心化、公共服务私有化、医疗教育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去监管化……能够获得知识资本和金融资本的极少数人成为局内人，越来越多其他人沦为局外人。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公共政策经常以社会融合的名义鼓励中产阶级化，以此淡化阶级或阶层矛盾。现实是，精英与普通民众、城市与边缘地区、金融部门与实体部门等各种撕裂对立日趋恶化，大企业主导选举进程，金钱塑造思想领域和决定民调数据……这些变化深刻地重塑了欧洲国家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欧洲公民”这一概念表面上似乎能够消解欧盟成员国之间的边界藩篱，让“欧洲变平”。但现实是：为了吸引高净值个人，欧洲多国争相提供了税收优惠、居留许可乃至“投资公民身份”等，打破了政治和社会共同体与国籍之间的联系，让超级富豪们得以享受“基本无国界”的流动性。

富豪精英们的世界“变平”了，现实世界的经济社会等级结构却越来越森严。精英的个人自由、跨国公司的资本自由与大众的民主自决之间的冲突在持续加剧，危机、分歧、争端乃至战争频繁再起。欧洲多国的公民对欧盟等机构的不信任加剧，越来越多欧洲人通过选票表达对重建“民族围墙”的期待，希望通过重建“民族围墙”维护大众进行民主自决的权利，或者以此换取霍布斯式的民族国家对其提供保护。

最后，基于“欧洲是历史积累而成”的理念，欧洲极右翼试图强调传统观念的合法性，从“政治正确”那里夺回文化领导权。

“政治正确”始于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时期，是指在公共场合不得负面评价少数族裔、女性、同性恋和持不同信仰者这四大少数群体。欧洲的政治正确体现在许多方面，主要包括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与移民议题、性别平等议题、性少数群体权益、宗教与信仰自由等。欧洲左翼主张建立“少数群体的包容的普遍主义”，自我赋予了进步主义、政治平等和现代性等光环。反过来，多数群体所持的传统话语被变相贴上“不包容的特殊主义”标签，二者之间的分歧被视为现代性的支持者和传统模式的捍卫者之争，这就激起了保守力量的反感和“反向运动”。

以西班牙极右翼政党呼声党（Vox）为例，天主教不仅是其身份认同和民族主义主张的核心，也是对抗女权主义和进步潮流的象征资源。同时，天主教也成为其排斥其他宗教言论的核心论据，由此将伊斯兰教信众贴上了“陌生人”标签。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也声称拥有天主教“遗产”。此类极右翼势力试图将宗教因素重新置于欧洲身份认同的中心，将宗教动员作为其“道德”政治的合法性来源。

北欧的极右翼势力不把天主教作为身份来源，而是聚焦于谴责移民的伊斯兰教背景。此类极右翼势力试图将其对伊斯兰教的恐惧和排斥进行合法化与正当化。值得注意的是，欧洲对伊斯兰教的焦虑不仅与“十字军东征”等历史和对伊斯兰宗教统治的根深蒂固的恐惧有关，而且与欧洲在伊斯兰或阿拉伯世界进行的殖民和后殖民统治有关。今天，伊斯兰恐惧症还因“白人种族灭绝”“大替代理论”等阴谋论、法国讽刺杂志《查理周刊》遭到恐怖袭击等事件而迅速蔓延。

耐人寻味的是，被贴上“不包容的特殊主义”标签的诸多欧洲传统，在其萌芽之初，往往也是追求普遍主义的。例如基督教不仅认为自己应该包容无边无际的空间，也应当涵盖所有时间。曾经自视为永久的、恒定的，而今却被认为是传统的（过去的）、特殊的。一如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一度带来了跨国大资本胜利的形象，并且试图将这一形象历史化、普遍化，而今却受到了主张特殊主义的“民族国家围墙”的阻隔。

▍延伸还是断裂？

“将世界变平”和“重建民族国家围墙”这两条路径的区别，相当程度上植根于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分歧。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左翼的普遍主义话语与欧盟的高歌猛进等曾经高度同频，给欧洲各国人民许以美好愿景，以此扩大支持力量的共识区域。三者的话语和实践看上去泾渭分明，实际上相互配合。在赋予跨国资本特别是金融资本极大自由的同时，个人越来越被原子化和分化，孤立的个人越来越被异化为生产消费链条的一个分子，抵御社会风险的能力减弱，需要更多社会共同体对其提供保护，却又以自由为名、侵蚀着社会团结的基础，从不同方面重组甚至破坏人之为人的各种共同体：家庭、社区、国族……

1992年的《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正式提出的欧盟公民身份，形式上与“罗马人”类似，每位持有欧盟中任一成员国公民身份的个人都是欧盟公民。三十多年后，除了欧盟成员国之间实现了自由通行之外，福利保障、教育体系、医疗关怀等共享承诺并未真正兑现，反而引爆了反欧盟、反移民等社会浪潮。

今天，“欧洲一体化”和欧洲战略自主的共识与梦想似乎濒于破灭。那个古罗马-基督教式的奉行普遍主义的构想，被证明不过是富豪精英们的世界“变平”的狂欢。问题是，沦为美国附庸的欧洲、受制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的欧洲，通过“民族围墙”的再起，就能够解决上述分歧，实现秩序的回归吗？回顾欧洲的历史，放眼欧洲的当下，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

“没有人能逃脱市场”。拜登时期的美国通过挑动俄乌冲突将欧洲与俄罗斯“脱钩”，特朗普新政对欧洲加征关税和收紧对欧洲的安全承诺等，似乎又在推动美国与欧洲“脱钩”。尽管特朗普政府力图通过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手段重新塑造全球经济结构，但美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仍在持续，跨国资本力量仍在主导欧洲经济，欧洲各民族国家对其的管制能力越来越走衰。这一进程让“股东价值”的胜利取代了欧洲“人民”的胜利，对欧洲经济社会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欧洲各国公共支出仍然很高，但更多用于有利于企业的税收豁免，社会福利制度已经越来越无以为继，欧洲多国再度陷入大多数人被剥削的境地。

冷战结束后，欧洲曾经依赖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商品、俄罗斯的廉价能源、美国的安全保护等，这些条件不仅有利于欧盟的扩张，也有利于滋养普遍主义梦想。然而，这样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俄乌冲突已使欧洲多国经济不堪重负，欧洲各国的人口结构、产能结构、供应链结构、地缘结构等都已经无力支撑大规模长期战争，其结果是欧洲多国极右翼势力的崛起。否定普遍主义，回归特殊主义，重建民族国家的“围墙”……这是欧洲极右翼势力的反抗，却不是解决当下欧洲困境的良药。

霍布斯的契约主义理论指出，个人选择结束“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通过将部分自由让与国家以换取国家的保护。国家与其说是权力的表现，不如说是权力的工具。在世界权力结构大重组、民族国家主权能力受限的今天，“民族围墙”的再起，又哪有能力提供欧洲极右翼力量支持者所期待的保护呢？

“人的权利是普遍性的，而公民的权利总是由一个国家的成员构成的。”选民是政策的接受者，而不是决策者。欧洲的政治光谱，究竟是继续向左右两翼的延伸，还是个人解放和政治归属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出现断裂，甚至走向“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可怖图景？这已经不再取决于欧洲人民自己，却又正在为欧洲人民所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