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党凭什么赢得2025澳大利亚大选

5月3日澳洲大选结束，工党赢得碾压式的胜利。然而在几个月之前，工党的竞选形势并不好，工党在几个月里完成了选情的逆转，对此澳大利亚人报的 “探讨” 栏目在5月2日发出了这样的询问：工党政府应该完蛋了，被埋葬了，但为什么又活过来了？（ Labor should be dead, buried and cremated, why it isn’t）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从澳洲生活成本显著上升这一关键问题谈起。

 阿尔巴尼斯工党政府自2022年5月上任以来一直面临通货膨胀问题。但通胀不能全怪工党，造成通胀的主要因素有：1，疫情期间莫里斯自由党政府钱发多了；第二，疫情使得全球供应链一度受到严重干扰，澳洲进口的商品变贵了；第三，俄乌战争使得能源价格全面上升。

 2022年12月，澳洲通胀飙升至7.8%的峰值，为应对通胀，澳洲央行连续13轮加息，基准利率从2022年初的0.1%上升到2024年初的4.35%。加息导致很多的澳洲人每月多支付成百上千澳元的房贷利息。过去三年澳洲工资水平增长9.5%，但物价平均上涨10.5%，工资的提高赶不上物价上涨。然而因为工资上升而引发的税级攀升使得澳洲人在实际收入下降的情况下却要交更多的税。（如年薪8万涨至9万者需要多缴上千澳元的税款），这种 “隐形增税” 进一步恶化了澳洲人的可支配收入。

 官方数据显示， 2023年和2024年，澳大利亚经历了连续七个季度的人均GDP负增长，澳洲家庭人均实际收入骤降9.6%。住房可负担性显著恶化，房租上涨近20%，主要城市的双职工要花掉他们32%的收入用于购买中位价的住房，高于疫情前的20%。反对党财政发言人安格斯·泰勒抨击称： “工党创造了史上最长的人均GDP衰退期，生活水平跌幅居发达国家之首。”

 生活成本上升很大程度上是国际地缘政治对澳洲影响的体现；是执政党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的结果。大选本质上就是澳洲社会对工党和自由党这澳洲两大政党政策的评判，概括地说这次澳洲大选对两党政策的评判集中在以下三个方向上：

 1，能源和电力供应

2，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

3，财政政策、税收和劳动力市场改革

首先谈一下澳洲的能源和电力供应问题。澳洲曾长期依赖廉价煤电（占发电量 60%+），但为了达到2050年碳中和的目标，工党政府承诺将逐步淘汰燃煤发电。在这种情况下投资维持燃煤电厂已不可能，因为缺乏投资，澳洲的燃煤电厂不是因为过于老旧而终止发电，就是能力下降。

另一方面澳洲以家庭光伏发电为主的可再生能源发展迅猛，目前约占全国电力供应的40%左右。但光伏发电因为受到气候影响并不稳定，为了稳定供电，必须依靠燃气电厂补充。

澳洲虽是全球最大的LNG天然气出口国，但在俄乌战争推高了全球天然气价格的情况下，澳洲燃气电厂的发电成本急剧上升。老旧的燃煤电网，不成熟和不稳定的光伏供电加上高成本的燃气发电共同推升了澳洲电价。目前澳洲电价为全球前10高，接近于受俄乌战争影响的德国，高于美国，远高于中国。

 2024年部分国家电价对比

德国                0.40-0.50（美元/度）                                  

澳大利亚        0.30-0.45                                

美国                0.15-0.25                                

中国                0.08-0.15

 如何降低电价，如何达到碳中和，一直是降低生活成本的关键问题之一，自然也是澳洲大选的一个热门议题。

 如果对燃煤电厂不加限制，澳洲的电价将大幅度下降，然而发展煤电在澳洲已经成为极大的政治不正确，澳洲的保守派阵营中尽管有不少人想学特朗普退出全球气候协定，但自由党并不敢违背澳洲社会整体做出的碳中和承诺。

工党为了和绿党争夺支持环保的年轻人的选票，也不敢在使用化石能源的燃气电厂上多做文章。工党仍然侧重于发展光伏和风力等可再生能源，储能技术和氢能。根据过去的经验，在相当长的时间段里，工党的能源政策很难降低澳洲电价。

在不发展燃煤电厂的前提下，自由党的能源政策是发展核能，核能属于化石能源的一种，自然受到绿党和工党的反对。另外工党认为澳洲的工业基础并不能有效支撑核电工业，在澳洲发展核能周期长，成本高，而且还有安全隐患。

总之，澳洲政党之间的党争，妨碍了澳洲形成长远的，协调的能源政策。在目前的框架下，不论谁上台，澳洲能源成本都将维持在高位。澳洲作为全球煤炭和天然气的主要出口国，却承受着极高的电价，实在有点不应该和不可思议。

接下来谈谈澳洲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问题。

澳洲曾经自认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南半球大洋中的驻外堡垒（outpost），保持和盎格鲁撒克逊盟主（先是英国，后是美国）的密切关系是澳洲长期以来的基本国策。这种国策的最高级体现是为了盟主参与战争，例如澳军为了宗主国英国参加了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美国参加了朝鲜战争和越战等等。澳洲把这种政策形象地称之为是为国家安全买保险。

但奠定澳洲这种基本国策的基础因为以下原因不断发生变化：首先是中国的崛起和亚洲经济的快速发展，第二是澳洲大量持续的移民导致澳洲社会种族结构发生变化，第三是特朗普带来的冲击。

2024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的时候，澳洲保守派和自由党一片欢欣鼓舞。自由党希望在澳洲重演特朗普的胜利，试图通过改革移民政策，能源政策，税收政策和劳动力市场规则来争取大选胜利，从而实施澳洲版的MAGA（MAKE AUSTRALIA GRATE AGAIN）。

但特朗普上台后把关税战打到了澳洲的头上，美国对加拿大的所作所为更让澳洲寒心。特朗普的政策充分展示了美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放弃盟友。这些都对自由党的选情造成不利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澳洲政坛中有一派认为澳洲的前途在亚洲，澳洲在中美之间应该保持平衡。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工党前总理基廷和前外长鲍勃·卡尔等。但这一派在澳洲政坛上是少数，他们的力量尚不足以推动澳洲放弃美澳结盟转向亚洲。但特朗普的美国第一立场无疑让这一派有了更多的发声空间。

目前的澳洲工党和自由党都坚持维护美澳联盟，但双方对特朗普政府的态度和政策有所不同。特朗普要求澳洲增加军费，工党增加到2%，自由党则准备在5年里提高到2.5%，10年里达到3%。提高军费自然将抑制民生，不利于改善澳洲的生活成本问题，但更重要的是，按照美国的要求提高军费就意味着澳洲在中美竞争中，具体来说在南海和台海问题上更配合美国。在这一点上澳洲大众是有担忧的，特别是华裔选民，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澳关系，不希望澳洲政府跟着美国对抗中国。因此澳洲华裔在这次大选中基本倒向工党。

 中国一直是澳洲最大的出口市场，一旦中澳关系有变，将直接关系到澳洲的经济和生活成本，澳洲的工商界和一般的澳洲人，除了亲美派，也希望澳洲在中美竞争中能有比较灵活的立场。

巴以冲突历来是澳洲社会中一个高度撕裂的议题，工党左翼，绿党，独立候选人都同情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在加沙军事行动中过多伤及无辜老百姓进行谴责。但自由党偏袒以色列，认为伤及无辜是以色列反恐行动的不可避免的代价，要把帐算到哈马斯的头上。自由党的政策自然获得犹太社区的支持，但受到穆斯林社区和澳洲社会左翼的反对。这也是自由党这次大选惨败的原因之一。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把社会按对资产的拥有分成不同的社会等级，西方国家的选举制度则把这些社会等级进一步划分成不同的选举圈子。澳洲社会的下层和新移民天然接近自称代表广大劳动阶层的工党，这点澳洲与美国不同，美国的红脖子受够了民主党的忽悠，转而成为支持特朗普的主力。澳洲则不然，下层人民和社区仍然是工党的票仓。

工党的财政部长查尔默斯是所谓温情资本主义的信徒（一种这几年发展起来的对资本主义实行改造的学说）。如果说澳洲储备银行（澳洲央行）依靠货币政策（利率）来应对通胀，阿尔巴尼斯政府和财长查尔默斯则注重通过增加政府财政开支来资助中低收入阶层渡过难关。

应该说这套组合拳起到了一定的效果。澳洲通胀自2024年3季度以来一直保持在2-3%的目标区间，2024年澳洲新增 48万就业，其中 80% 是在政府推动的“非市场部门”，失业率稳定在约4%的水平。当前的贸易战驱使中国向美国之外的国家扩大出口，中国价廉物美的出口具有天然去通胀的效能。 通胀的回落，就业的稳定和澳中贸易的互补为澳洲储备银行准备在近期降息创造了条件。财长查尔默斯表示，市场预计今年会有四到五次的进一步降息。如果房贷借款60万澳元，利率每减少一个百分点，所需的月供就将减少近400澳元。

总之，澳洲选战的焦点已从谁该为危机负责转向谁能为未来更好的破局。特朗普的贸易战提高了全球的不确定性，在不确定性的阴云笼罩下，澳洲选民渴望减少动荡，他们对自由党的核电计划和增加军费，全面紧跟美国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心生怀疑。工党的“复活”既折射出选民的务实权衡，也暴露出反对党未能提供更具说服力的替代方案。

工党政府连任，并不说明工党的执政优秀，事实上，澳洲工党的财政扩张政策推动政府赤字和债务不断升高。澳洲的劳动生产率十多年来没有任何提高，澳洲仍然作为一个原材料和农牧产品出口国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目前澳洲政府债务已经达到1万亿澳元。这对澳洲这样一个中等国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标准普尔最近警告，如果工党不扭转这种趋势，澳洲可能会失去AAA信用评级，这将推高澳洲经济中的借债利息并加重政府的债务负担。

这次大选胜利为澳洲工党又争取了三年时间，工党在国会中的绝对多数党地位有利于工党大刀阔斧地推动工党的政策。阿尔巴尼斯政府在未来三年的执政中会在什么方向发力值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