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课诡辩术

文 | 褐色鸟群

高中“双休”已经开始部分推行，笔者在前些天的文章中进行了一些讨论。不过由于篇幅原因，一些论点没能够展开，因而一些读者朋友可能对本号的观点有所误解。今天接着前文的观点继续对补课问题进行讨论。可以结合我们之前的《双休辩证法》和《国家曾给教培台阶下，教培却把台阶当迪吧》一起阅读比较。

无论是反对双休还是支持双休者，大量舆论都认为高中实行双休会拉大阶层差距，因此陷入了一个“伪常识”之中，即“补课有用论”。认为补课是提高成绩的不二之选，既然高考这一指挥棒依旧存在，那么似乎课补的越多，成绩必定提升的越快。这就又陷入了一个致命的陷阱中，即在教育投入效益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再高强度的补课只是无太多用处的内耗。（本文只讨论强制双休这个大背景下的校外学科类补课和培训）

实际上，这类“补课热”或“补课有用论”往往是脱离教育逻辑产生的。以上观点本质上是以市场经济的商品逻辑去看教育，而教育本身又有不同于商品生产的特点，因此补课成了一种既不能证实更不能证伪的“伪科学”，因而让人对之产生了信仰狂热，不仅把某部分阶层带进了沟里，收效甚微，甚至给整个社会徒增大量无谓的烦恼。

（虽然确实有“学困生”和“偏科生”在具体个案中，确实有通过补习而提升成绩的情况，但本文并不想陷入这种个案扯皮中，只讨论补课能否对大多数人有益这一话题。）

首先是有卖必有得，或价高者优。所谓高额补课费用，一定程度是为“名师”的派头或“名校"的噱头支付溢价。这更像是一种消费主义与教育生产相结合的怪物，而非自然的遵循基础的教育规律。

在中学教育中，影响学生成绩的因素很多，但教师学历并非是最主要或最重要的因素。除非是极少数的尖子生、理科奥赛生或偏科生，在其有一定的自律能力的情况下，以高学历教师教学乃至补课，确实能显著的提升成绩。对大部分学生，学历对学生学业成绩的提升作用并不明显。一般学校中学历最高的教师，也往往被分配到了奥赛班和重点班。

如果高学历教师能显著提升所有学生成绩，那么从成绩基数角度出发，这批老师应该首先被分到所谓“后进生”的班里，这样做效果更显著，也更能提升学校整体成绩，但我们很少能看到有学校这样做。这显然能说明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观点，即至少在教育界，学历并不万能。

对于大多数学生而言，在高中考纲其实较为浅显，或教学时长有限的情况下，学生成绩更多的来自于教师本身的人格魅力，及高效的教学管理模式。只要基础知识过关，且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和教学热情，教师的班级成绩并非就会不理想。与之相反，这几年，全国各地高中大规模新建扩建，发达地区的普通高中仗着财税优势，大批量引进硕博士生，但成绩提升显著者并不多见。

不仅如此，已功成名就的一线城市名师，一旦离开原有的特定土壤，也极难取得之前的成绩，抑或直接沦为学校的招生广告与吉祥物，遁入管理层指点江山，成了一个“领而不导”的领导。

这种虽普遍但片面的流行观点，最根本的问题，实际上是把学生当作物，而非生命体看待。学生并不是制造商品的原材料，他们通常只会向他们认可的人进化，而不是只按照他人的期待自我塑形。最有效吸引学生听课、学习的手段，恐怕并不是一个边际效益递减的教育未来，以及在当下经济环境中，难以自圆其说的学历决定论，而是教师本人宽厚又积极的精神品格，及奋斗不息的心灵底蕴。

这个简单的道理，在中国的教育实践中屡见不鲜。衡水系的超级中学中，教师学历多半难入精英阶层法眼。甚至早些年的衡水中学中，本地衡水学院的毕业生占了半壁江山，这不影响衡中成了教育界的金字招牌。时常被人选择性忽略的普通学历者，在体察学生的思考逻辑和情感需求方面可能并不有劣势，因而在走近学生、取得优秀教学效果上占据不小的优势。

近年来成为中国教育标尺的丽江华坪女高，我们可以从其招聘启事中发现，其对于教师的学历要求并不高。而且，我们也可以从国民记忆中得到佐证。上一代人多怀念当年温情而愉悦的县中生活，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名师的汇集，而是谦卑而诚恳的人民教师。

（这里有读者可能想说，只考虑了教师学历一般导致教学优异的案例，而忽视了教师学历优秀导致教学更加优秀。注意，本段并不是想说明教师学历在教育过程中不重要，而是想说明并不是太重要，即反对成绩主要是教师学历决定的观点。更不用说网课和AI时代，没全面迅速在教育中普及的一个原因不是还不能代替“学历价值”，而是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

随着高等教育大跃进，国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升，基础教育界的学历崇拜油然而生，“名师出高徒”也就成了一大集体性认知。这在高等教育界，尤其是大学理工科专业确实成立。但我们仔细思考这在基础教育领域的情况，便不难对这一朴素的结论提出疑问。

重点中学占据优质生源，因而老师也就因为其优异的成绩成了“名师”。虽名师确实能从学习方法、学科基础知识逻辑方便对学生予以提点，但如果只是强调高徒完全由名师决定，必然犯了“幸存者偏差”的谬误。从现实情况来看，更应该说是“高徒出名师”。

大量名师是在一个“名校”中误打误撞教出来不少高徒，优质的生源倒逼教师教学能力和学术能力的提升，从而得以功成名就。也就是说，首先是名校出高徒，再者才是高徒出名师。高徒并非完全由名师决定，但这一过程，经常会生产出一个大众往往不明就里的“名师”。

我们并不否认，确实有诸多德才兼备的名师，促进了中国教育的发展，对中国社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名师和高徒之间，固然有相互促进、共同成就的成分，但如果简单地将“名师”于“高徒”划等号，这在学校教育中有条件成立，但在真假难言的教培行业，有可能只会让更得多的人，陷入了只是教培资方收割的认知误区罢了。

对稀里糊涂生产出来的名师的狂热追捧，既忽视了之前家庭教育，对学生基础学习能力和开阔的人格的培养，也否认了日常生活实践中同样蕴含着智慧和能力的可能。因此，当我们搞反了基础的教育生产过程，补课热一定就会把一大批人带进了坑里。而一旦认定了“名师”，并接受了这套“学历再生产”的逻辑关系，那么教培行业中的名师自然会用花样百出的手段实现自我证明。

从补课的具体教育机制来看，教学成果检验和教学主体方往往被同一者垄断，也就成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荒唐游戏。老师以个人形式给本班学生补课，或者到一些课外辅导机构兼职。有些老师把校外授课限定在给学科成绩不好的学生“补课”的范畴，但也存在把课堂上该讲的内容留到补课班上、倒逼所有学生参加补习的恶性现象。甚至，在具体考试中只考课外补习过的内容，以让“补课生”拔尖。无论如何，只要最终的评价权还是在教师手中，那么稍微量身定做一些符合学生现有成绩水平的试题，那么效果必然是令人皆大欢喜的好。

而教培机构则是采取了另一种方式，即通过把教学过程拆分为工业流水线，将学生上课状态、考勤及作业完成情况都纳入比较统计之中，以专人专班专业教务的形式对学生也进行量化考核。一旦教学成果与家长不符，则以“考试超纲”“学生未认真听讲”的名义搪塞，总而言之，是你没有好好珍惜这个机会，并非是我没有教导到位。

更有甚者还会以庸俗心理学的名义追溯到学生的童年经历之中，把学生的性格与成长经历与成绩挂钩。又摆出之前鬼知道真实与否的成功案例，进行反向指责。愿意让学生参与课外补习的家长，本身就具有补偿子女的心理，这么一下子既鼓动焦虑又激发内疚，可谓是无往不胜、一招鲜吃遍天。

也就是说，在补课这一“商品逻辑”中，并无独立的第三方机构验证教学效果，也无简单而清晰的生产关系可以追溯因果，这个过程就成了一笔糊涂账。不仅如此，哪怕是补课效果不理想，本国悠久的尊师重道传统也会催生出家长“俺小孩”不行的思想。加之有“名师”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前，那么无论怎么做，必定都是学生和家长的不对，极个别家长甚至会衍生出一套“学校又把小孩教坏了”的变态想法。一旦开启货币支付的历史进程，怪天怪地怪学校，就是不愿意相信所谓教培行业中的部分“名师”极有可能是个“师名”。

因而，在生产过程及消费环节，补课就成了一个无解的迷思，最终会形成了一个怎么说都对，都有理由的闭环逻辑。在绝大部分补课实践中，它更像是一种商品经济之下的情感消费，用一个早已成典中典的苏联笑话而言，在火车上一起晃动，便可制造出在前进的错觉。

这不仅在大量教育实践中得到了验证，也早已在有关学术研究被论证为真。如2024年一篇涉及24万个体的论文《课外补习能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吗？》，研究者并不认为课外补习与学生学业成绩存在显著关系。甚至，另一篇题为《课外补习的有效性——基于中国教育追踪调查的估计》的文章，还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即“课外补习显著地降低了初中生整体成绩。“

也就是说，补课对大部分学生而言，无异于安慰剂。在特定的学科、特定的学生那里，补习虽有用，但在宏观层面并不能看到显著作用。补课更像是押上身家挂彩票，而非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方法。即使有成绩薄弱者可以通过补课来迅速提升成绩，但一旦脱离定制化的补课形式，其不甚理想的学习和生活习惯，也极易将其成绩打回原型。

而补课虽无用，但为何依然长盛不衰，其中奥义不难理解，即这个过程更像是三方的互相表演。学生是需要形式上的“勤奋”和“努力”，而补课恰恰可以让家长知道这一点。家长需要证明自己“含辛茹苦”“用意长远”，来塑造高尚的形象和情操，补课老师也方便拿“输在起跑线”“落后就要挨打”缝合这两者实行“双向奔赴”。

“精英意识”更加加重了“补课狂热”，和教育领域的“学区房”“民办学校”，以及消费领域的始祖鸟、牛油果、山姆、一样，已然成为了他们生活方式的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对于消费品，无从感受其符号价值，便“其弃于地”，对于子女的就读学校名称和考试成绩，一旦不尽如人意，遂悲痛欲绝、如丧考妣。

我们不妨想想，经常出现的“高学历父母辅导功课到崩溃”甚至“气到住院”等新闻，无非是这一群体的有关意识的缩影和体现。笃定决定成绩的首要因素是智力水平，又对自身智力水平深信不疑，最终自身小孩作业完成情况不能如了自己的愿景，就成了打破自身优越感、同时也是背刺父母的大逆不道之举。“不会写作业”就成了“不孝”，“成绩不理想”就成了“白眼狼”。

一些家长经常会以“学校不关注”“家长时间紧张”等借口，来说明自身选择补课的原因。既从公立教育方找问题，也从“自己的无奈”中表示身不由己。可是我们想想，所谓的这些基于“现实压力”理由，到底是他们主动选择的结果，还是他们不愿意接受一个不如自身预期的子女？或者更有可能，无论家长还是学生，无论被动还是主动，只是在拼了命的试图顺利完成阶层复制或者阶层跃升罢了。

只不过，与某些阶层所预想的恰恰相反，补课可能并没有帮助他们实现阶层跃升，反而是帮助了不少补课名师圆了登堂入室的美梦。K12教培机构曾在前几年成了资本及市场的香饽饽，赶上科技与互联网大潮的补课行业，成功从小作坊升级为大工厂，难辨真假的名师靠一人之力就能坐拥天下桃李，实现阶层流动或财富自由的并不在少数。

双减之后，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科培训已成明日黄花，而高中教培又退回到了小作坊阶段。由于K12机构大量倒闭，而补习需要并没有减少，高中名师外出兼职的情况反而日益增多，相关教育成本又重新成为了新的大山。

更令人担忧的，则是补课对更多地区教育生态的破坏。对于更为广大的中国而言，补课热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教育不平等。补课对不少深耕本地的公立教师而言，无疑是重大利好，有长久以来苦心经营的人脉关系网，加上体制内过硬的靠山，自然不愁高额的补课费用来“补贴家用”。现如今，县区重点中学中，早已生长出不少县城“教师婆罗门”。更令人担忧的是，这种地下补课有时更加隐秘，它有时并不以货币形式支付报酬，而是以职称评定、政商关系等作为补贴手段。久而久之，达官贵人的高徒们也就造就了一批早就脱离基层、靠上位者上位的名师。

他们不仅时常增加人民教育成本，并早就参与到了特权阶层的构建之中。加之以部分中学挖地三尺的“断子绝孙”的办学模式，高收费超级中学＋补课，使得相当一部分地区的教育返贫现象愈发突出。平民阶层因此受益甚少，反而囿于补课，不仅耽误学校正常学习进度，又增加学习焦虑，最终陷入“越补越差，越差越补”的怪圈之中。

而补课的教师基本又不会将收入投入到当地的经济产业之中，恰恰相反，在发达区域置办家产往往是他们的不二之选。这种“劫贫济富”的教育虹吸模式，不仅把当地教育生态搞得乌烟瘴气，还和超级中学一起，变相抽空了居民的财富蓄水池。教育公平的促进者，就此成了社会公平的破坏者。这在华北多地早就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形式极为严峻。

对于城市中产而言，成本必然还能流回来一部分，补课成本虽高昂，还是能参与一个身份的建构，一定程度上确实也起到了安慰剂作用。但对更为普遍的平民阶层而言，除非特别有需要者，补课并无太多用处，反而更加显得劳民伤财。社会基层群众不是不需要教育，不是不需要知识和智慧的启迪，而是并不能毫无判断能力和思考就进去所谓和伪中产的军备竞赛之中。补习并不能取代学生原有的生命体验，如生命刚刚绽放之时，通过学校教育探索世界，通过人际交往了解自己的温情，当然也代替不了对高尚的品德与修养的敬意。

因而，说到底，补课热不仅不理性，无论从哪个角度的效果来说，“疯狂补课”都难以称得上是明智之选。既不能明显提高成绩，更有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高中双休就该双休，与其无具体理由就拼命卷孩子，明明是休息时间在那学学学，不如还是选择最有效、最普遍的学习方法。

而双休拉大阶层差距也就成了无稽之谈，如果我们以社会上这几年强烈声讨的“内卷”视角来看，这事就更讽刺了。由于概念使用的泛滥，不少实际上不属于“内卷”范畴的过度承压问题在舆论中被打成“内卷”悬浮批判，反而“补课”这种只增加社会成本和摩擦不增加社会整体收益的真内卷行为却受到多方辩护。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只要都不选择补课，阶层差距在这层因素的变量内就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但社会整体成本却是会实打实的降低。

从这点而言，支持高中双休才是正道，至于还是相信自身就是“天命之子”的“人上人”朋友，我们只能说一句，祝您生活愉快，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