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幅增加农民基础养老金势在必行

## 养老金的"剪刀差"：为何大幅增加农民基础养老金势在必行？

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四十余年间，城乡差距如同一把张开的剪刀，而养老金待遇的悬殊则是这把剪刀最锋利的刃口。当城市退休人员讨论养老金"十四连涨"时，许多农村老人仍依靠每月百余元的微薄基础养老金维持生计。这种制度性落差不仅关乎个体福祉，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严峻考验。大幅提高农民基础养老金，已非单纯的福利改善问题，而是关乎社会正义、经济内循环和代际公平的系统性工程。

农民养老金长期处于极低水平，本质上反映的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度惯性。现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组成，其中基础养老金完全由财政负担。尽管已从2009年制度建立时的55元/月提高到目前的约100-150元/月，但相较于城镇职工人均3000元左右的养老金，差距仍达20-30倍。这种悬殊在物价持续上涨的背景下尤为刺眼——100元在今天的中国农村甚至不够支付基本水电和日用品开支，更遑论医疗保健和适度营养。当城市退休老人规划出国旅游时，不少农村老人仍在为"吃饱饭还是吃药"的选择而煎熬。

从经济伦理角度审视，当前农民养老金制度存在明显的历史欠账。计划经济时代，农民通过统购统销制度为工业化提供了约7000亿元的原始积累（按当时价格计算），相当于无偿交出了本可用于自身养老的农业剩余。改革开放后，农民工又为城市建设贡献了廉价劳动力，却因户籍壁垒难以享受对等的社保权益。这种"青春献城市，养老回农村"的循环，使得当代老年农民成为社会发展成果分享中的相对剥夺群体。中国社科院研究显示，农村老年贫困发生率是城市的3-4倍，养老金替代率不足10%，远低于国际劳工组织建议的55%最低标准。

提高农民养老金具有显著的经济激活效应。中国正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农村消费市场潜力巨大但受制于收入约束。清华大学研究团队测算，若将农民基础养老金提升至每月500元（约为农村低保标准的1.5倍），可直接拉动农村消费约3000亿元/年，对GDP增长的贡献可达0.5个百分点。更为重要的是，适度体面的养老金能减少农村家庭为预防性储蓄而压抑的消费，改变"儿子打工存钱防老，老人种地自给自足"的低水平均衡。在人口流动背景下，这还能缓解农村子女的经济负担，间接释放城市新市民的消费能力。

从制度可持续性看，当前正是提高农民养老金的战略窗口期。中国财政具备相应承受能力——将1.6亿农村老人基础养老金从100元提至500元，年财政支出约9600亿元，相当于2023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4.5%、社保基金累计结余的12%。考虑到农民养老金不涉及缴费年限折算和待遇刚性增长机制，其财政压力实际小于职工养老保险。更关键的是，未来十年仍是抚养比较低的"人口红利尾巴"，越早启动改革，越能平滑未来深度老龄化带来的支出压力。若错过当前窗口期，待农村独生子女父母集中进入老年阶段，社会风险将呈几何级数放大。

实施路径上，应采取"中央保基本、地方促提升"的协同机制。中央财政应确立基础养老金动态调整公式，使其与居民收入增速、物价涨幅挂钩，确保购买力不贬值。经济发达省份可先行试点，将农民养老金与当地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按一定比例（如20%）挂钩。资金来源可通过国有资本划转、土地出让收益分配优化等方式筹措，体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再分配正义。例如，山东省2023年已将省级基础养老金标准提高到160元/月，并建立与居民收入挂钩的增长机制，值得全国借鉴。

农民养老问题本质上是发展方式转型的缩影。大幅提高基础养老金不仅是对历史贡献的补偿，更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实质性支撑。当城市白领为"35岁职场危机"焦虑时，我们更应关注那些曾用粮食供养城市、如今却面临"70岁生存危机"的农村老人。在老龄化加速的背景下，构建城乡融合的养老保障体系，让农民有尊严地老去，这不仅是社会文明的刻度，更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基石。养老金改革的真谛，或许就藏在这朴素的道理中：今天我们对老人的态度，决定了明天年轻人对待社会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