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是”文艺复兴“，并非古希腊罗马文明的直系继承者？

【本文来自《中国可能在经历一波“文艺复兴”》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黑死病的作用只是让欧洲人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口么？殖民者的侵略和带来的传染病让印第安人失去了多少人口？历史上灭绝的文明还少么？灭绝难道不必失去三分之一的人口的刺激更大？那些文明当中，哪个引发了什么科学革命或工业革命了，哪怕是有那么一点潜力和迹象？而且，我们的有文字历史远远更长，战争规模更大，瘟疫和饥荒的死亡人数更多，为什么就刺激不出来那些革命？

　　靠外部刺激改变生活方式去掠夺，这和社会进步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的北方，历史上不是总存在着靠掠夺生存的游牧民族吗？他们和西方人究竟有什么不同，以至于他们竟然连一点引发革命可能否没有，反而数千年都落后于中原文明？究竟是掠夺生存方式还是认识的进步才是科学发展的真正主因？如果是前者，我们何必要接受马克思主义这样的认识，然后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而不是像日本那样去侵略和掠夺？

　　靠外部刺激来做出改变，说穿了就是要不同的人从事不同的实践，然后获取可能的大海捞针的偶然奇效。但西方人的实践能力一直比我们差，实践的深度和丰富程度也一直不如我们，怎么会反而是他们引发科学革命？他们想造机器，我们历史上那么多能工巧匠难道不想？为什么认识的能力和水平就必须被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

　　你的这种说辞，违背的历史事实一眼就能看穿，你认为重复作者有问题的叙事多少遍才能让其改变为真理？

　　相反，我说的你们的归纳法有问题，只看西方一个正面特例而不管其他所有反例，这个显然的错误你们能有什么狡辩余地？

　　还有，西方人在认识上的独一无二之处是无可辩驳的事实，问什么你们可以花整篇的文字重复谎言，而对这样的事实一字不提？

　　回避我指出的问题，重复有问题的叙事，这种只能浪费时间的回复讨论请不要继续下去。

说实话，这个认知还停留在半个多世纪前，英国马克思主义学者约翰·德斯蒙德·贝尔纳在其著作《历史上的科学：科学萌芽期》中试图回答”李约瑟之问”时所说的：“不管怎样，既然西方已经在技术上领先了，中国文化不经过彻底改组实际上就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科学”的那套“西方中心主义”窠臼之中。

你所谓西方发展的核心是“认知方法论”或“逻辑训练”，其源头来自古希腊。也常被一些人推崇为所有人类文明中的独一无二。

然而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并非铁板一块。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这都不是西方所有文明一直以来的普世价值，更不是在欧洲不绝如缕的世代传承。

暂且不论处于当今欧洲文明边缘的凯尔特与斯拉夫文明，就是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地中海拉丁文明，和以北欧日耳曼人为代表的现代欧洲主流文明间其实是断代久远的两个文明主体，否则也不会有日耳曼蛮族毁灭古罗马后西欧陷入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时代。当时的日耳曼贵族如果家里有几本书，认识几个字就算百里挑一的了。大多数贵族更多是文盲，要依赖教士与犹太人治国理财。

黑死病加速了分裂成无数碎片的日耳曼民族政权进入了”救亡图存”的文明竞争期，与拉丁文明的残片杂交后爆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最终才形成了“文艺复兴“。这是在吸收了包括伟大阿拉伯“百年翻译运动”保存的古希腊思想精髓等周边文明基础之上的结果（暂且不论其中有多少各大文明普遍存在的各种后世伪托之作），而不是日耳曼民族的本底或者传承不绝甚至灵光乍现的产物。

正如《全球文明史》的作者彼得·N.斯特恩斯所说“西欧和古希腊的关系就像日本和古中国的关系：一位（文化的）深度借用者（heavy borrower），但明显不是直系文明继承者。”

主贴中的这段文胆“其中最核心的推动力，就是对现实生活的美好向往。”更是一如既往充满着文科生对“人性”的臆想。

“文艺复兴”爆发之后几百年来，全世界对其原因的各种假说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实线为中国历史人口，虚线为欧洲历史人口。制图：胡列箭

有一种说法是经过千年的人口与财富积累（受到地理气候等环境制约，在前工业化时代欧洲人口增长极其缓慢），原本被视为蛮族（主要是日耳曼人）的世俗权力已有向掌控教权的拉丁人发起挑战的实力。

而“黑死病”则成了导火索。

1300-1800年间部分欧洲国家城市化率

因为一方面造成欧洲长期大规模人口死亡的“黑死病”期间，垄断教义“替天牧羊”的教会种种解释大都不攻自破让虔信教民对其信心严重动摇。另一方面“黑死病”在欧洲更多肆虐于人口稠密的南欧地区，这也大大削弱了教廷的力量基础。

而“黑死病”导致欧洲1/3人口死亡也使得当地劳动力长期严重不足，迫使一些人口小邦不得不向之前肆虐欧洲的维京海盗学习（“罗斯人”就是古东斯拉夫人对维京人的称呼，意为“精于航海的人”）寻求通过海外掠夺物资与人口代替本地缓慢的财富积累。

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由于“黑死病”造成的欧洲人口死亡主要是居住密集的中下阶层，居住分散、营养充足、卫生条件又远好的上流阶层的死亡率其实大大低于上述两阶层。

因此在“黑死病”之后的礼崩乐坏中，上层在醉生梦死的享乐之余通过大量播种曾一度在短时间内提高了欧洲人的平均智商。人口大量减少导致的人均资源上升也使欧洲人均营养变好、寿命更长，整体人口素质也有所提升。这是引发“文艺复兴”的生物学基础之一，也是现在欧美人通过溯源多能找到贵族祖先的背景。

1350-1600年期间西北欧与南欧非熟练工人的工资比率

同时，“黑死病”导致的欧洲劳动力严重短缺，高昂的人力成本也促使当地尽可能发明能大幅提升劳动效率的工具机器以替代人力，也为之后的“工业革命”奠定了技术基础。

上述这些都被认为是推动后来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与“工业革命“的重要因素。

而在中华文明之中，也并非毫无所谓的“认识方法论“与“逻辑训练”基因。

比如与古希腊先贤同时代的先秦墨家，就有一整套朴素的唯物认知论。即孟子所谓：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于杨、即归墨。和韩非子所说的：世之显学，儒墨也。这也影响了后世“格物致知”等多种学派。

然而很可惜这一套认知体系没有在古代中华文明中发扬光大，其中有诸多原因。既有大一统文明降低统治难度演化出的主流价值观的压制，也有地理相对隔绝导致对外界文明竞争交流严重缺乏以致对经验主义的盲从等等。

即使明末清初最早的“西学东渐”，也在改朝换代与康乾“防民甚于防川”的保守心态下被扼杀于萌芽。

不过正如次生的日耳曼文明、日本文明等对周边原生文明的借鉴吸收，中华原生文明在经历痛若的蜕变摆脱历史束缚后，可以更加学贯古今、兼容并蓄下不断进化。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中华文明也必将为人类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