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丨今天的美国人会拒绝“美国优先”论吗？

图源：Brian Stauffer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原文截图

今天的美国人会拒绝“美国优先”论吗？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

许多美国人似乎感到惊骇的是，共和党人在这个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会反对帮助乌克兰。难道国会中的共和党人没有看到，俄罗斯的胜利对美国的欧洲盟友、亚洲盟友，最终对美国自己的后果吗？这个罗纳德·里根的党怎么了？显然，人们并没有严肃看待唐纳德·特朗普复活“美国优先”的政策。他们得严肃起来，是时候了。

最初的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成立于1940年9月。考虑一下当时的全球局势。两年前，希特勒吞并了奥地利，入侵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一年前，他入侵并征服了波兰。1940年的头几个月，他入侵并占领了挪威、丹麦、比利时和荷兰。1940年6月初，英国军队撤离敦刻尔克，法国遭纳粹闪电战蹂躏。9月，也就是委员会成立的那个月，德国军队正驻扎在巴黎，爱德华·默罗（Edward R. Murrow）从伦敦报道时遭到德国空军的轰炸。就在那一刻，美国优先运动发起并投入了阻止援助英国的口水战。（爱德华·默罗，生于1908年，卒于 1965年，美国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译注）

相较而言，与乌克兰切割似乎无足轻重，但背后隐藏着同样的美国优先思考。对唐纳德·特朗普其追随者而言，终止对乌克兰援助是美国结束对欧洲和平与安全的更广泛承诺的更重大目标的一部分。特朗普认为，美国对北约的承诺至多应该是有条件的:对那些没有支付公平份额、没有达到某些国防开支目标的美国盟友，俄罗斯可以“为所欲为”。

其他共和党人甚至不提条件。密苏里州共和党人、参议员乔希·霍利（Josh Hawley）呼吁立即削减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力量，并废除美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第5条中的共同防卫承诺。他希望美国公开宣布，假如俄罗斯和某个北约盟国之间发生“直接冲突”，美国将“按兵不动”。欧洲人有必要知道，他们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指望我们”。霍利称赞过的前特朗普五角大楼官员埃尔布里奇·科尔比（Elbridge Colby）直白(也是错误地)写道，美国无法同时保卫东亚和欧洲，欧洲人必须自己照顾自己，因为正如他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所说，“亚洲比欧洲重要”。他称：“假如我们不得不让欧洲更加暴露，那就这样吧。”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保守派世界观 

在我们这个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共和党人真的能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观吗？答案是肯定的。

特朗普的共和党想让美国回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由高关税、反移民仇外心理和孤立主义构成的三位一体的那种保守主义。拉斯·沃特（Russ Vought）经常被吹捧为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的幕僚长。据他说，他们希望在特朗普重新掌权后强加给这个国家的，恰正是这种“定义更加古老的保守主义”，即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种保守主义。

因此，现在是时候更近距离审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种保守主义心态，及其一手缔造的美国优先运动了。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些年里，共和党人的反干涉主义被批评人士称为“孤立主义”，那与其说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战略原则，不如说是他们与国内对手斗争的延伸。是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一些自称“现实主义者”的人向所有人保证美国会毫发无损，亚洲 (日本也在那里横冲直撞)和欧洲发生的事件未必危及美国的安全。正如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Beard)所论，那些“现实主义者”指责他们的美国同胞对纳粹和日本侵略的反应是“令人头晕目眩的”道德主义和情感主义，因为纳粹和日本的侵略阻碍了他们与“现实世界”打交道。当时，曾在美国驻布拉格大使馆任职的反自由主义保守派人士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赞扬了慕尼黑协议，并称赞捷克人避开了“浪漫”的抵抗路线，转而支持“耻辱性但真正英勇的现实主义路线”。

这种“现实主义”与反干涉主义非常契合。飞行员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认为，美国人必须尊重“一个智慧、阳刚的国家(即纳粹德国)扩张的权利”。当日的共和党领袖、俄亥俄州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嘲笑了那些对推进法西斯主义表示忧惧的人。美国不可能“像个骑士那样巡游世界”，保护“民主和善意的理想”，并“像堂吉诃德对抗法西斯主义风车”那样挥舞长枪。这个世界“足够大，容得下所有不同的生活方式”。

1941年10月3日，印第安纳州韦恩堡（Fort Wayne）福音礼堂（Gospel Tabernacle），超过四千人聆听查尔斯·林德伯格在美国优先委员会一次集会活动中的演讲。 图源：AP

保守派共和党人担心的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对他们来说，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外交政策交锋不过是他们反对富兰克林·罗斯福和新政的更大规模斗争的一部分。共和党人坚持认为，新政掩盖了将共产主义引向美国的企图。美国和英国的保守派长期以来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视为抵御共产主义在德国和其他地方扩散的堡垒。

德国官方的反犹主义急剧上升也没有令他们特别不安。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声名显赫的共和党人和保守派人士认为，犹太人是形形色色反美阴谋的核心。一些保守派人士将新政视作“犹太人交易”(罗斯福的“智囊团”中有犹太人) ，他们反对介入一场犹太人成为突出受害者的战争。林德伯格是美国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声称，“出于非美国的原因”，犹太人正将美国推向战争。

保守派共和党人还警告说，不要缔造一个压迫性不亚于希特勒正试图缔造的美国版“自由帝国”。塔夫脱声称，其结果将是“在这个国家缔造一个独裁政权”。1940年5月，敦刻尔克的英国军队正面临全军覆没，塔夫脱坚持认为“没有时间让人民完全沉浸在外国战争中”。“新政可能会使我们变得软弱，对攻击毫无准备”。

美国参加二战：一种世界观对另一种世界观的胜利

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意义之一，是一种相反的世界观的胜利。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在罗斯福推动下，大多数美国人就开始认为，欧洲法西斯主义和日本威权军国主义的实力增进，不只威胁到美国的安全，还威胁到自由民主整体。虽然罗斯福确实(令人难以置信地)警告过德国空军会从拉丁美洲的基地轰炸美国，但他更广泛的主张较少涉及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而更多涉及美国人希望生活在什么样的世界。

1940年1月，罗斯福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坚称，哪怕美国没有面对迫在眉睫的军事打击威胁，假如“被少数人的武力统治”，世界仍将成为一个“破旧和危险之地——是的，甚至对生活在其中的美国人来说也是如此”。作为一只孤岛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将是一场噩梦。1939年，他告诉国会，有些时候美国人必须守护的不只是他们的祖国，“还有他们的教会、政府和文明赖以建立的信仰和人道原则。……为拯救一个人，我们现在必须下定决心拯救所有人。”

1940年5月，堪萨斯州进步派报纸编辑威廉·怀特（William Allen White）组建了援助盟友守护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成员包括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等著名民主党人。这个委员会宣称，欧洲的战争是一场“为我们在美国所珍视的每一项原则而进行的生死之战”，并敦促美国“将其经济和道德影响力投向正在为文明的生活方式而抗争的无论大小的西欧国家那一面”。

援助盟友守护美国委员会在1940或1941年印制了这张海报。它展示了一棵光秃秃的树和栅栏在黑暗天空下的剪影。图源：Library of Congress Prints and Photographs Division

这正是组建美国优先委员会的那些人所反对的，而且，不是因为他们为一部分情绪高涨的工人阶级美国人代言了。这些年来，穷人和工人阶级都支持罗斯福。美国优先委员会由一群耶鲁大学学生组建（未来的耶鲁校长Kingman Brewster Jr.和未来的最高法院大法官Potter Stewart都侧身其中），但很快就有了一份财大气粗、一言九鼎的支持者名单，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有：纺织业大亨Henry Regnery，西尔斯百货公司（Sears）董事会主席、退休将军Robert E. Wood，维克化工公司（Vick Chemical Co.）总裁H. Smith Richardson，外交官及未来的康涅狄格州州长Chester B. Bowles。尽管他们抨击“精英”，声称未真正的美国人说话，但他们主要是代表美国商业和工业精英的企业高管。

对早期“美国优先论者”（America Firsters）来讲，不幸的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拒绝了他们的主张，并接受了罗斯福的自由主义世界观。尤其是在法国沦陷之后，民意调查显示，哪怕美国有被拖入战争的风险，多数美国人仍想为英国奉上援助。尽管资金充足的美国优先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游说活动（其号称在全国范围内有四百个分会和八十万会员），但其反对《租借法案》（Lend-Lease）的阻击战，和随后阻止美国成为世界“民主武器库”的所有尝试，都以失败告终。 

部分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但也是因为罗斯福对他所称的“强盗国家”采取了越来越好战的态度，美国最终被拖入这场战争。这时，反干涉主义的共和党批评人士称之为“新政派之战”（New Dealers’ War.）。我们倾向于认为，美国历史上的伟大成就是全国性广泛共识的结果。更多时候，它们是一种世界观对另一种世界观的胜利。美国进入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一种自由主义世界观战胜植根于立场保守的反自由主义的一种反干涉主义的胜利。

这一胜利在整个冷战期间和冷战后大体保持不变。尽管许多保守派人士最终为与共产主义开战而加入了当日的国际主义潮流 (许多左翼人士对自由主义共识持不同意见) ，但正是罗斯福的世界观指引着从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到理查德·尼克松再到里根再到两位布什的共和党人总统。人们相信，美国支持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秩序，并通过承诺结盟和部署数十万美国大兵表达支持，这既是利益也是义务。从很多方面看，里根的外交政策只是恢复了他曾经的偶像罗斯福的强硬国际主义，以及杜鲁门和艾奇逊的自由主义的反共产主义。

共和党人当下的“美国优先”论

并非所有共和党人都忘记了这一遗产。

如今，当共和党的参议院领袖米奇·麦康奈尔(Mitch McConnell)之类人士坚称，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和重大利益有直接而重要的影响”时，他们是在具体阐述这种自由主义的世界观，即美国对一个绝大多数国家是自由民主国家的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有兴趣的假定。

假如美国人关心欧洲发生的事情，那么他们就必须关心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因为，假如乌克兰落入俄罗斯控制之下，那会将俄罗斯和北约之间的对抗线向西移动数百英里，允许弗拉基米尔·普京追求他毫不掩饰的野心，恢复莫斯科在东欧和中欧的霸权。假如乌克兰陷落，日后制止俄罗斯的代价和风险将高出许多，包括美国不得不像冷战时期那样与俄罗斯对抗的风险。

因此，我在《华盛顿邮报》的同事马克·泰森(Marc Thiessen)建议共和党人向乌克兰提供它现在需要的武器，以免他们开始“收获乌克兰的军事崩溃”，留给再度当选的特朗普“一手坏牌”。但这一明智的建议还有赖于这样一个假设: 某个时候，美国可能不得不为欧洲抵御咄咄逼人的普京。

但那些不赞同这一基本假设的共和党人呢？当俄亥俄州参议员万斯(J.D. Vance)告诉史蒂芬·班农(Stephen K. Bannon) “我真的不在乎乌克兰这样那样发生的事”时，那一说法有赖于一个不同的假设，也即，一个自由民主的欧洲对美国没有价值，美国人不应乐意为德国和法国作战，就像他们不应为乌克兰而战。这是最初的那种美国优先立场。

3月16日，在俄亥俄州范达利亚（Vandalia），集会者等待观看唐纳德·特朗普为竞选俄亥俄州参议员席位的共和党人伯尼·莫雷诺（Bernie Moreno）助选。莫雷诺将挑战长期担任参议员的民主党人谢罗德·布朗（Sherrod Brown）。图源：Andrew Spear for The Washington Post

正如同他们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前辈那样，今天共和党人的外交政策主张，很大程度上受到他们认为更重要的国内反自由主义斗争的影响。外交政策议题主要是被用来对付国内敌人的武器。今天的共和党人将他们的国内对手说成是听命于共产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者”，等等。共和党人坚持认为，拜登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的当选是一个“共产主义接管”，他的政府是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因此，正如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强悍的共和党主席凯西·麦克莫里斯·罗杰斯(Cathy McMorris Rodgers)所说，拜登必定有一个“亲中共的议程”。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Marjorie Taylor Greene)在2021年拜登的总统就职典礼上发出的推文说: “共产主义中国有他们的总统……中国乔。”佛罗里达州参议员马可·卢比奥称总统为“北京拜登”。

恰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新政派的战争”，乌克兰战争成了“全球主义者的战争”。霍利一石多鸟，如同他的美国优先前辈那样警告说，一个由“左翼的自由全球主义者”和“右翼的新保守主义者”组成的阴谋集团正试图将一个“自由帝国”强加给世界，以“用纽约和硅谷的形象改造世界”。霍利坚持认为，这些“自由全球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的危险之处在于他们没有奉行“真正的民族主义外交政策”，因为他们自己不是真正的美国人。

共和党的热衷于美国优先，不过是特朗普认为移民正在“毒害美国人血液”的选战的另一面。事关白人基督教美国的优势，以及形形色色据称密谋反对这个美国的非美国族裔和种族团体。

2月17日，唐纳德·特朗普出席在密歇根州沃特福德镇（Waterford Township） 举行的“走出去投票”集会。图源： Jabin Botsford/The Washington Post

这一点在共和党人对普京和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多等反自由主义独裁者的尊崇中早有体现。2013年，普京警告称，“欧洲-大西洋国家”正在“拒绝”作为“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价值观”，“否认道德原则和所有传统身份: 民族、文化、宗教，甚至性别”，保守派对此表示赞赏。帕特里克·布坎南(Patrick J. Buchanan)讲得最好，他称普京是“我们的一员”，是“所有大陆和国家的保守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代言人，并赞扬他站出来反对“……颓废西方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纽约时报》的克里斯托弗·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ldwell ）称普京是“全世界民粹主义保守派的英雄”，因为他拒绝服从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不是某个女权主义非政府组织的主席。他不是变性人权利活动家。”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杰出政治家”。

特朗普本人呢？特朗普有这样一个完备成型的意识形态和战略议程吗？答案很可能是否定的。正如他自己的前司法部长指出的那样，特朗普“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恋狂……他总是将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但特朗普的自恋与那些渴望让美国摆脱其在欧洲承诺的人士的目标相当合拍。正如了解特朗普的人往往认可的那样，在个人生活中，他没有盟友。正如一位共和党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的那样，“与特朗普的所有关系都是单向交易，一旦他认为对他不再有利，人们就只好待在门外了。”毫不奇怪，他在外交政策方面采取了同样的做法。特朗普不珍视美国的盟友，就像他不珍视任何其他关系，包括与普京和金正恩等领导人的关系。特朗普不认为世界在美国的朋友和敌人之间存在分化，而只是在那些能够帮助他或者伤害他的人和那些不能帮助他的人之间存在分化。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甚至珍珠港事件之前的真正孤立主义者、密歇根州共和党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也在背后支持北约；自那以后的共和党政治领导人对美国的海外承诺怀抱的共同敬畏，在特朗普那里完全没有。罗纳德·里根以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德国的赫尔穆特·科尔、日本的中曾根康弘、甚至法国社会党人弗朗索瓦·密特朗的密切关系而闻名。

1988年12月8日，纽约港，当选总统老布什（左一）向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左三）介绍那里的景观，一旁是里根总统。图源：Boris Yurchenko/AP

如果说有的话，那就是民主党总统引发了有关美国承诺的最多担忧。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吉米·卡特曾公开玩弄美国从韩国撤军的把戏。更近期，巴拉克·奥巴马对欧洲盟友的感情明显比他的前任冷淡得多。他非常清楚，乌克兰不是美国的“重大”利益。但没有一个总统走到有如特朗普、万斯、霍利和科尔比那样远，坚持美国不应再受其欧洲联盟的约束。

因此，特朗普相信什么并不重要。更重要的是他不相信什么。他也不需要正式退出北约，引发大规模的不稳定。他和他的顾问们叫人极大疑心美国履行第5条义务的可靠性，就足够了。没有有条件保证这回事。一旦其他国家意识到美国保护条约盟友的承诺不再可靠，国际体系中的整个力量格局就将发生变化。所有大国，不论是对美国友好的还是敌对的，都会相应做出调整。

共和党人掌权后的可能后果

在这方面，那些希望切断美国对盟友承诺的特朗普共和党人不只带回了一种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观；假如掌权，他们还会把我们带回到那个年代的世界。

想象一下，假如基辅在一两年后落入特朗普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且特朗普没有用急于以更实质性的美国承诺加强联盟的防御作为回应，而是表现出相对的冷漠。欧洲国家将如何应对？俄罗斯军队将更接近北约国家数百英里，并将与波兰分享一个近七百英里的边界，但假如共和党人有他们的办法，美国将无所作为。那将是一场历史性的地缘政治革命。

在那种情形下，欧洲人将不得不做出选择。他们必须，要么适应由一个验明正身的侵略者领导的军事化的俄罗斯日益扩张的霸权，以既定的“现实主义”方式接受世界的“现状”；要么，自己做好准备，要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挺身而出。

对波罗的海国家来说，这一利害关系将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在普京等传统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眼中，波罗的海国家只是俄罗斯的附庸，另有大量讲俄语的民众随时可能要求莫斯科“保护”，就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德国人（Sudeten Germans）要求柏林保护他们那样。波罗的海国家在俄罗斯霸权时期从未享有主权独立，它们今天的独立完全仰赖美国和北约的保证。

还有波兰，冷战期间，以及十八、十九和二十世纪，这个国家多次被莫斯科征服或分割。没有美国或北约的支持，如科尔比所说，一旦被故意“暴露”于俄罗斯的全部力量下，波兰人会再度悄无声息地走入那个美好的俄罗斯之夜吗？

在这个天翻地覆的欧洲，最重要的国家将是德国。德国人很快就将发现自己面对一个可怕选择。他们要么像1945年以来那样，竭力保持基本的和平模式，要么再次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为在没有美国保证的情况下保护自己，德国人将面对一项令人难以置信的棘手任务：与俄罗斯的常规武器能力一争高下。但还必须应付俄罗斯压倒性的核优势，而哪怕是对拥有核武器的美国，普京也从不羞于威胁动用这种优势。因为不能再指望美国的核保护伞，德国人将依靠英国和法国的核能力威慑俄罗斯吗？或者，他们将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核大国？

3 月 18 日，德国克利茨（Klietz），一场军事演习中，德国士兵穿过一片水域。来自北约所有 32个盟国的 9万多名士兵将在 1 月至 5 月期间参加北约 “2024 年坚定卫士”大规模演习。图源：Hannibal Hanschke/EPA-EFE/Shutterstock

事实上，假如美国明确表示不再受其安全保证的约束，其他工业化国家可能迅速转向核武器，试图弥补突然出现的防御缺口。假如日本愿意，它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制造数百枚核武器：或者说，新的“美国优先论者”者相信，日本人会认为，美国放弃在欧洲的类似条约承诺是令人安心的吗？我们将生活在一个由许多全副武装的大国参与多极军备竞赛、随时准备应对冲突的世界：简言之，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那个世界，只不过这次有了核武器。没错，它们的国防开支将超过它们国内生产总值的 2%。

谁可以直言说这一切何时会让美国栽跟头？普京的第一次侵略行动是 2008 年在格鲁吉亚；第二次是 2014 年入侵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第三次是 2022 年，与几乎所有人的预言相反，他入侵了整个乌克兰。但他的谨慎试探（假如你可以这么说的话），是在美国继续致力于欧洲安全的背景下进行的。

眼看着美国抛弃了自己在欧洲的盟友，中国要多久才会问，美国人是否还打算在任何地方都履行自己的承诺？哪怕人们相信“亚洲比欧洲更重要”，抛弃欧洲盟国会强化那些亚洲盟国的力量吗？希特勒也曾希望美国专注亚洲，而把欧洲留给他。毫不奇怪，对特朗普放弃北约一说最后怕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中，有台湾。

老一代美国人（其中许多人今年可能投票给特朗普）可能无法活着看到后果：那些危机将落在他们的子子孙孙头上。但他们可以确信这一点： 假如他们投票支持回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人不会误以为他们是美国 “最伟大的一代”。

（作者是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近著为“The Ghost at the Feast: America and the Collapse of World Order, 1900-1941”。本文原题“Trump’s anti-Ukraine view dates to the 1930s. America rejected it then. Will we now?”，由《华盛顿邮报》网站发布于2024年3月28日。斜体字和超链接为原文所有，译者听桥，对机器形成的初步译文有校阅，为原文添加了小标题，多分段，删改几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