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白永瑞这一批的韩国学人，其实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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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永瑞教授的人生经历真的非常有意思，父母辈是从北面来到南面，他出生在南面，出生那年是朝鲜战争停战，小时候在贫民窟长大，不过按白教授自己的表述是，小时候没有碰到太多跟身份认同或歧视相关的事情，可能是自己品学兼优，从小到大读的都是很好的学校，反倒是中学时的一次作弊对他人生产生的影响比较大。后来大学时期，经历朴正熙“十月维新”政变，军方控制大学校园和社会活动，这是白教授参加学生运动重要契机，也因为这些社会活动，经历了牢狱之灾。

“1974年4月，韩国发生由大学生主导的全国性游行。当局逮捕学生领袖，我就是其中之一。全国民主青年学生总联盟简称“民青学联”。民青学联实际上并不是有系统的组织。但当局认为这是一个受朝鲜指使、统一行动的组织，企图发动内乱。我并没有什么被正式委任的职位，只是首尔大学内部一名游行联络员罢了。最终，我被当作内乱主谋之一遭到逮捕。那次游行刚好发生在根据《维新宪法》采取紧急措施期间，整个审判变成军事审判。我被判了七年有期徒刑，并被大学开除。……后来，卢武铉执政时，这个案件得到重审。法院判定这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捏造事件。2013年，终审宣布我无罪，七年有期徒刑被判无效。我得到正式平反。”——摘自白永瑞《我的人生和思想经验》一文

有意思的是，他对韩国学生运动的理解是：学生运动能一直持续到80年代的主要原因并不仅在于它是一场政治运动，更是因为它要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中创造替代性文化，而这份自负正是学生运动的精神所在。

在狱中时，有两本书对他人生产生深刻影响，一本是武田泰淳的《司马迁》，另一本是韩国学者李泳禧的《转变时代的论理》，后面这本书刷新了他对中国革命、中国史的认识，这可能也是他后来走上中国历史研究之路的重要影响因素。他真正在狱中大概十个月多，但出来后罪名没有撤销，也没法随意走动。那段时间进出版社做了编辑，这段经历至今仍与他人生息息相关，他现在仍是《创作与批评》杂志主编。印象中，他后来再进入大学，本科硕士论文都跟中国有关，写过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朱执信、戴季陶。

跟白永瑞这一批的韩国学人，其实很有意思，他们作为韩国学者，对朝韩、对中日的立场是很复杂的，有民族解放、国内民主革命、对历史上中国、日本、美国不同时期在东亚建立的秩序的看法等等，比如他们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和中国人对中日关系的理解很不一样；而在他们看来，在东亚的论述中，韩国或者说朝鲜半岛的视角是缺失的。他相比很多知识分子更有趣的一点是，学问和行动是有结合的，身体力行在实践自己的学问。

虽然有些观点在当下很多现实主义的视角看来，总有点格格不入，但是有价值的。其实哪怕最现实的说，有这样一批人的声音存在，对中国也是有一定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