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美沙协议撞上“一带一路”, 是否震动中海战略布局? | 文化纵横

王诚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

微信公众号“海湾译读”作者

【导读】当地时间5月22日，挪威、爱尔兰、西班牙三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在以色列撕毁《联合国宪章》之后，以事实行动表达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地位提升的支持。在话语之外，巴勒斯坦建国这一方案，也早已成为中东地区局势调整的关键因素。4月底，结束访华行程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赶赴沙特访问，期间宣称美沙之间“接近完成”关于以色列沙特正常化关系协议。5月21日，布林肯又在参议院听证会中承认，作为协议中的关键一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或许不能或不愿”参与进来，因为沙特要求以色列停止加沙战争并对建立巴勒斯坦国作出承诺。

在美沙关系近年来经历了一段低谷后，这次协议谈判是否意味这一双边关系将迎来新的转折？在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巨大愤慨和不满的背景下，这一协议最终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美沙协议也可能直接挑战中国在中东地区的经贸布局。美沙重新走近，是否会给近两年非常火热的中沙、中海合作蒙上阴影？在“一带一路”倡议和海湾地区推进自身经济多元化的双重背景下，中海经贸合作近年来进展如何？现在还存在哪些问题需要我们去克服？本期播客我们邀请到了长期跟踪和研究海湾地区发展及中海经贸合作的商务部研究院研究员王诚，跟他一起讨论了上述问题。

本文为文化纵横旗下播客“纵横说”第三期节目的整理文字稿。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文化纵横：您在商务部从事海湾阿拉伯国家相关方面研究，这期我们想跟王老师聊一聊海湾阿拉伯国家最近几年的发展动向，尤其在近年的国际变局——中美竞争和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的大背景下，海湾国家是怎么思考和定位自己的发展战略的。王老师能否先介绍一下，您是怎么跟海湾国家结缘的？都从事过哪些跟海湾国家相关的工作？

王诚：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大概是从2009年开始，也是在2009年，我当时有机会去沙特工作，从此以后与海湾地区算是结下了不解的缘分，也从此开始见证和深度参与中国跟海湾国家的一些经贸合作。此后，我陆续在很多海湾阿拉伯国家都有过工作经历，和许多海湾阿拉伯国家也有工作往来。我对他们在经贸合作中的诉求、期待可能比较了解；对中资企业这几年在海湾合作过程中遇到的共性、代表性问题，也有一些了解。

文化纵横：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先从一些最近的国际新闻聊起吧。4月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访问沙特期间，宣称美国和沙特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协议。后续有媒体爆料，美国希望通过这项协议，以允许沙特购买此前禁售的美国先进武器，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为沙特提供投资和技术支持，为沙特开发民用核设施提供技术支持等条件，换取沙特限制使用来自中国的技术，以及未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其实，了解美沙关系的朋友都知道，自拜登政府上台后，美沙关系曾经经历了一段低谷。最近传出的美沙即将达成新协议的新闻，是否表明美沙关系迎来了转折点？它背后的驱动力是什么？

王诚：关于刚才你提到的这两个问题，首先美沙关系是否迎来了转折点？从我个人的理解来看，“转折点”这个词可能有点夸大。从美沙建交以来，过去七八十年里，其实一直会时不时地爆发一些摩擦、龃龉 ，但双方的利益捆绑还是比较深的。比如国家安全方面的利益，同时也涉及到一些能源、军工、金融等产业的经济利益。二者的利益捆绑有纵有横，就像经纬线一样交织在一起的。

所以虽然他们有一些摩擦，有一些区域甚至外交上的冲突，但总体来讲，二者更像是婚姻内部夫妻闹矛盾闹到冷战，但远远没有达到分道扬镳要闹离婚的地步。纵观美国和沙特交往的历史，能谈得上转折点的可能就那么几件大事，比如最有代表性的“9·11”事件。当前的摩擦，可能更多的是常见的关系波动，就像刚才您所描述的是经历了一段低谷，如今又重新变得热络起来，互相更为重视，双方之间的合作也产生了一些新变化。

美国跟沙特目前在在谈的协议的背后驱动力，我认为可以分成内因和外因两个大的方面。外因当然就是近年的中东和解潮。去年3月，在中国的斡旋下，沙特和伊朗在北京签署了和解协议，这给美国施加了很大的压力，特别是美国国内很多人会认为拜登政府在中东事务上缺乏必要的作为能力。今年年底就要迎来美国大选，在这种关键的时期，美国特别是拜登领导的民主党政府，也希望能够在中东这样一个美国传统上重仓的重要战略地区，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也迫切希望能够推动沙特和以色列这两个重要的盟友的和解，引领一波由美国主导的政治外交风潮。

从内因来看的话，比如从美国角度来讲，既包括刚刚提到的大选，当然也包括美国这么多年来想要推动沙以合作的努力。事实上早在1945年，当时的罗斯福总统与沙特的开国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在昆西号巡洋舰上会晤时，美方就在试探推动沙特与以色列达成地区共生的和平协议，虽然当时被沙特人拒绝，但是美国人从来没有放弃过。

美国人认为目前是一个最好的时间点。因为2020年的时候，当时以阿联酋、巴林这些阿拉伯国家为代表几个国家与以色列签署了亚伯拉罕协定，与以色列建交，让美国看到了推动更多的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建交的希望。沙特作为领头羊，如果能够和以色列建交，肯定最具标志性意义，也最具轰动性。美国也希望能够借此彰显自己在中东地区事务上的主导力和影响力。

从沙特的角度来看，沙特虽然没有跟以色列建交，但双方在台面下的一些合作，其实早在上世纪冷战阶段就已经开始，甚至包括现在，沙特国内也经常会看到一些带有鲜明的以色列的痕迹的科技，也能够看出双方其实在台面下是有一些实际合作的。

沙特愿意接受美国人的提议，比如跟以色列接触，更重要的还是为了换取美国在其他方面对沙特提供的支持和关照。这里面可能包含了几个方面。比如说在军购方面，过去沙特有很多想买的军事装备，美国人是不卖给他的。通过这次机会，沙特人或许想在军事或者是安全保护方面得到美国更多的支持，包括军购上的一些解绑。同时，沙特还有一些具体诉求，比如说在民用核能的开发和应用上，他也希望美国能够放宽一些红线。例如，过去大家一直很担心中东地区的民用核能的开发，因为可能会导致核扩散的这种不可控制的严重后果。但是在前几年，阿联酋得到了美国的首肯，通过与韩国合作建立了中东地区的首个核电站。其实沙特也非常想成为第一个吃螃蟹的国家，但是当时并没有得到美国的首肯，这主要是由于沙特提出了一个要求——由于沙特国内据说是有一定量的铀资源储量的，所以沙特非常希望能在自己国内开展铀浓缩活动。但这是美国所不允许的，因为美国担心这方面将来可能失控。加上当时还有伊核问题，美国怕沙特为了与伊朗进行军备竞赛，把民用核能转为军事用途。所以美国迟迟没有放松对沙特的限制，导致在民用核能方面，沙特落后于阿联酋。但是沙特这几年来也一直在试图推进核能合作，我相信在这一次谈判相关协议的时候，这也一定是沙特的重点关切。目前也有一些媒体报道印证了之前的猜想，沙特确实希望得到美国在军购、民用核能、投资（比如一些高新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方面）得到更多的支持。

文化纵横：您刚才其实提到了很多会促成美沙、沙以两个双边达成合作的一些趋势。但是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很现实的情况，就是巴以冲突还在持续进行。这对这两个协议的达成应该说是有一定的阻碍的作用的。您预计这项传传闻中的美沙协议，它达成落地的可能性有多大？

王诚：协议最终达成的难度目前来看还是很大的。

首先是在美国方面。美国方面，急于促成这个协议的主要是白宫，是拜登领导下的民主党政府，因为他有大选的考量。但是从美国的政治体制来讲，国会这一关也很重要，但是国会是否能通过目前美沙的协议文本目前还是未知的，甚至也有一些分析认为这种可能性比较低。主要因为这个协议目前看，内容总体来讲是沙特人得到了更多实惠，而不是美国人。这样一个堪称单方受益的协议，能不能得到美国国会的首肯，是一个巨大的未知数。况且大家应该也还记得，比如说2018年卡舒吉事件爆发以后，美国国内特别是国会内部，一直有一股强大的反沙特的力量。这些人对于与沙特合作，包括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当年的911事件，这些人本身就会带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跟沙特的合作，或者采取一种更严苛的态度去审议相关的协议文本，那么他们能否接受，比如说白宫方面过度的让利给沙特人？我相信未来的压力应该是很大的。

其次沙特方面也有难度。因为沙特人跟美国谈这个协议，提出达成协议的前提是加沙停火，因为沙特人毕竟背负着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领头羊的角色，他得旗帜鲜明地表达自己的态度，要求美国采取一切行动促成以色列停止对加沙地带的行动，特别是拉法地区的军事行动。但目前来看，美国对以色列的掌控力度其实还是比较有限。如果美国人不能如期或者是按照沙特人的期待，实现这一前提诉求，那我相信沙特的决策者，哪怕他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换取更多的好处，他也一定会面临沙特国内包括整个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的民意压力，这可能是他不愿意承受的代价。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协议要达成，还有很多关要过。

文化纵横：与前些年美沙关系疏远相对的，是近两年中国与沙特，乃至整个海湾地区之间的合作有越来越紧密的趋势。比如，去年沙特加入了金砖国家；2022年12月召开了首届中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峰会和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这次美沙重新走近，是否会对中沙、中海之间正在进一步发展中的合作关系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王诚：首先您刚才提到几个事例，比如沙特加入金砖国家，可能和实际情况还不太一样。更确切地说，是去年沙特收到了加入金砖国家的邀请。但是，从今年年初沙特在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发言来看，他们还没有像阿联酋或埃及那样明确表示接受加入金砖国家。沙特内部可能还在走一些相关的流程，还需要等待最终确认。

您提到的美沙关系，比如美国和沙特关系的改善，会不会给中沙或者中海之间的合作关系带来些什么影响，这也是个挺值得关注的点。我觉得是我们要这样看待，中美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双边关系，对整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走向会有很大的影响，但我们不宜用把所有的东西都套用中美关系作为分析视角。就是我们不能把中美关系作为一个透镜一样，然后举着它去看待我们所有的对外关系和对外合作。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或者具体到海湾地区，至少在经贸领域的合作上，不完全是零和博弈，并不意味着你死我活，并不意味着如果中国与沙特合作，就必须要求沙特切断与美国的合作，反之亦然。事实上，这种情况是双向的，需要根据具体领域来考虑。

至少从我掌握的情况来看，在某些方面，中美在中东地区、海湾地区，其实是有交集的，甚至可能还会有合作空间。比如去年曾经有一个美国代表团去沙特访问，希望跟沙特谈一些农业领域的投资合作，资金当然主要是美国和沙特共同出资，但当时沙特人提问了，说相关的农业技术这个是由谁来提供？当时美国代表团说技术可能主要来自于中国。这样的例子在海湾地区并非个案，在某些可能不那么敏感的一些经贸合作领域，双方并没有你死我活、殊死搏斗的这样一种局面。

有些领域，哪怕没有交集和合作，也并不一定存在突出的竞争关系。比如一些一般商品贸易，像现在中国传统上对海湾国家出口比较多的，纺织鞋帽类、家具家电、五金、建材，包括小孩的玩具，这些一般商品贸易其实不太会受中美关系的影响，它就是一个正常的贸易活动。它本身也并不是美国人的长项或者重点关注的领域，也不会受太多外部干扰。

当然中美竞争也确实有影响，比如在人工智能、芯片、大数据这些高科技领域。更多是美国对我们遏制打压的一种延伸。在海湾国家，比如最近新闻报道出来的阿联酋的一家知名公司G42，这家公司可能过去跟中国企业合作比较多，现在可能就被迫转投美方阵营了。昨天彭博社又爆出一个消息，沙特那边有一家号称规模达到千亿美元的新公司叫Alat，他的首席执行官在美国参加会议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如果美国人提出具体的要求的话，他可以选择剥离中国的业务。这都是一些代表性案例，体现出了中美之间的博弈竞争，对中海合作的一些负面影响和冲击。未来，比如说在一些高科技领域，可能还会有类似的事情发生。

文化纵横：您觉得美国的这种打压方式，即美国试图限制海湾国家与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对中美竞争来说，影响有多大呢？

王诚：我觉得更多是一种对我们合作的拆解，也就是所谓的脱钩断链。最开始是美国自己和我们脱钩断链，现在他开始往外围扩散、去肢解我们与其他国家寻找替代合作的可能性。比如高新科技领域的合作，它对资金、技术支持、包括能源供应的需求其实要求是非常高的，恰恰海湾国家在这方面具有一些比较优势，有可能成为比较优质的合作伙伴。我们懂这个道理，美国人当然也懂。当然也是因为过去有一些新闻报道，可能过多的渲染了我们与这些国家的一些合作，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目前来看，美国人把矛头指向这个地区，也是想做出一些针对性的打压，防止我们将来借助海湾国家实现一些高科技领域的突破。

文化纵横：近几年中海合作非常受关注的一个领域是货币金融。2022年的中阿峰会、中海峰会上提出了人民币结算石油的议题；2023年中国相继与沙特、阿联酋签署或续签了本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还和包括阿联酋在内的四个东亚和中东国家、地区的央行建立了一个新的跨境支付体系——多边数字货币桥mBridge。在这几年很火热的“去美元化”讨论中，海湾国家的这些动向经常被提到。在您看来，今天海湾国家对美元的世界货币和石油结算货币的地位，持什么看法？以及，它们对“去美元化”的态度到底是怎样的？

王诚：关于美元化，具体到海湾国家来讲，其实就是他们的这种本币美元挂钩对吧？用固定汇率捆绑在一起。从海湾国家来讲，他们是依赖美元，比如美联储加息或者降息，海湾国家基本都要被迫跟随，他们很难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们其实非常明白过度依赖美元的风险。特别是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的利用金融手段进行长臂管辖，这些海湾国家其实都有深刻感受。为了分散这种风险，早一点的比如像科威特，搞了所谓“一篮子货币”。不是紧盯美元一种货币，而是放了多种货币在这个篮子里面。这几年开始有一些国家，比如刚才提到的沙特、阿联酋，甚至包括卡塔尔，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签署本币互换协议，希望能够分散货币政策方面的风险。

但这在海湾地区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因为它关乎海湾国家与美国之间最重要的两方面的利益。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些国家跟美国之间的利益主要就是两方面：一是安全利益，二是经济利益。这两方面在“去美元化”这个议题上其实都有所体现。安全利益其实更多指的是石油美元体系，一旦去美元化的步伐迈开，一定会动摇石油美元的根基，进而动摇美元的霸权基础。这对美国来讲，关乎国家利益的红线，事关它整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那么回过头来，美国人肯定不会轻易接受海湾国家在这方面做出任何实质性的尝试，因此也会明里暗里敲打这些国家，让这些国家明白，如果你要触碰到美国这根红线的话，这些国家的安全稳定会遭受到一些威胁和挑战。

所以很多海湾国家非常忌惮的这个事情。其实刚才提到的，比如说像金砖国家这个话题，为什么沙特人在这方面有犹豫，或许跟这也有关系。因为金砖国家中，曾有成员提出要搞类“金砖货币”，但对沙特来说，他很担心，如果一旦这个想法变成现实，他加入这一机制就意味着实质性地参与了动摇美元霸权体系、触碰美国红线的这样一种制度，可能会招致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所以会有一些犹豫、迟疑。

去美元化还涉及经济利益。去美元化之后，能不能给海湾国家或者其他国家提供一种与石油美元体系相仿的替代方案。石油美元的形成跟之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息息相关，上世纪40～60年代就开始有了以黄金为石油合约计价的做法，后来因为当时美元是与黄金挂钩的，所以就很多产油国就沿用了这种做法，开始与美元也挂钩计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以后，为了避免以黄金为基础的实际石油价格下跌，开始用美元计价来推高整个石油价格。后续形成了“美元—石油—美元国债”这套方式，最后升级成为 “美元—石油—美元计价的金融资产”模式，形成了一个闭环。目前来看，任何一种货币想替代美元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比如以人民币为例，我们能否形成一个从“石油结算”到“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闭环？这对于海湾国家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一个新的方案摆在他面前，他们不可能轻易做任何尝试的。这一部分内容又与中国与海湾国家在金融投资领域的合作息息相关的，这一块可以稍后再讲。

总的来看，海湾国家确实想要分散这方面的风险，但是现在缺乏一些能够具体分散风险的稳妥选项。结果就是有政策上的安排，但是缺乏实质的动作。比如刚刚提到的本币互换，有一些海湾国家可能跟我们签本币互换协议已经七八年时间了，有些是已经第一期结束都开始续签了。但是总体来讲，协议是签了，却往往最终束之高阁，并没有实际使用起来。这其实也反映出海湾国家的一些顾虑，就是因为我们任何一方都没有给他提供一种稳妥的替代方案，所以他迟迟不能展开实质性的动作。

文化纵横：前面提到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经贸合作这两三年非常火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与海湾国家希望摆脱对石油收入的过度依赖，实现自身经济多元化和产业升级的发展战略一拍即合。但是我看您的公号文章，感觉您对中海合作的速度和深度其实是相对保守或者说谨慎乐观的。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几年中海经济和产业合作的进展吗（重点、特点）？还有您觉得中海合作今后要想继续深化，主要面临着哪些难题或挑战？

王诚：就像开头所介绍的，我是从2009年开始见证和参与中海经贸合作，这些年来中海的在这种经贸领域的合作，它的“压舱石”是能源领域的合作，更确切的说是能源贸易方面的合作。目前来看，来自于海湾国家原油，在我国进口原油总量中一般占30%～40%，当然多的时候可能接近“半壁江山”了，而且在整个贸易方面也占据了比较大的份额。我们目前也有大量的工业制成品出口到海湾地区，过去主要是以这种刚才提到的纺织鞋帽、家具、家电、五金建材等为主，现在也开始转型升级，比如说有了新三样，包括汽车、光伏、电池。

除了贸易以外，我们与海湾合作的三驾马车的第二驾马车是承包工程。这主要起步于本世纪初，那个时候中国的工程企业开始大规模的走出去，在海湾国家承揽一些工程，特别是基础设施方面的工程项目。现在每年在当地签署的合同额和完成的营业额大概都能到百亿美元，这是非常可观的，也是我们国内的工程企业在海外的一个重要市场。

第三驾马车是投资合作。这种双向的投资合作起步是比较晚的，但是这几年发展很快，而且这种合作是双向的，既有我们中国走出去的投资，也有我们引进来的来自于海湾国家的一些投资。目前来看，双方合作的这种互补性和契合度是很高的，所以未来还会保持一个比较好的发展态势。

但是我为什么会对中海合作保持一个所谓“谨慎乐观”的态度？首先强调，乐观是一定乐观的，大方向肯定是好的，但是要谨慎。谨慎的原因在于，合作中有一些实际情况并没有我们纸面上看的那么理想。比如贸易方面，虽然我们贸易合作的数字每年都在涨，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看到，从贸易结构角度看，绝大部分的还是围绕着能源在做文章，这就说明我们的贸易结构还有很多可以优化升级的空间。

再比如承包工程领域，虽然每年签署的合同额和完成营业额都很高，但问题在于我们这些企业有多少在当地做了这些项目以后是盈利的？这是一个当前比较突出的问题。有很多企业、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企业，在当地做了项目后，并没有赚到太多的钱，甚至有些项目可能还面临亏损，网上也有一些公开的信息可以查到。

在投资合作方面，这几年势头发展很快，但是距离双方的预期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不管是对方对于我们中国企业去当地投资，包括推进他们的经济多元化，帮他们投资建造一些加工制造业，还是说我们希望引进海湾国家的一些资金到国内来，支持我们国内的一些项目建设，现实跟这种理想的目标都还存在一些差距。这种落差其实都让我们感受到，合作还有很多需要改善、改良的地方。

文化纵横：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合作会面临一些问题、困难和挑战？

王诚：如果拆解到贸易、工程、投资上，有很多可以展开细讲的地方。从我自己角度看，这里面有一个最突出的，或者是可能比较宏观一点的问题，在于我们双方的合作一直隔着面纱。而且不仅仅是一层面纱，而是两层面纱——我们看待海湾国家的时候隔着一层面纱，他们看待我们时又隔了一层面纱，这两层面纱造成了我们对彼此的认知的错位，甚至是扭曲。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对对方寄希望太高，但是实际情况会与期望产生落差，这在未来可能对中海合作产生一些影响。

为什么会有一种这种落差？我觉得归根结底是对彼此了解不够。

我曾经跟一些海湾学者交流的时候，他们举过一个例子。他说比如中国的二十大报告里面会提到，中国在经济领域要重点发展的一些方向，但海湾阿拉伯国家有没有任何一个机构或者是学者专门去研究中国的二十大报告，研究中国为什么把这些领域作为它的重点方向，能不能说出所以然了？他说基本上是没有的。反过来，中国有没有人深入去研究，比如说沙特的“2030愿景”？他说很多中国的企业、学界机构、部门，到沙特都会跟他们说愿意跟“2030愿景”对接，但是他问，你们真的懂“2030愿景”吗？你们会研究“2030愿景”里面的每一个字吗？他说不管是英文版还是阿文版，你们会了解为什么我们要发展特定产业吗？其诉求是什么？逻辑是什么？如果说双方没有投入这样的精力和去对对方做更有针对性、更细致的研究的话，双方的了解永远是不够的，是不足的。

当然，了解不够的根源还是重视不够。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把对海湾国家的重视提高一级，我相信，有很多现在面临的问题、困难、挑战都能迎刃而解。

文化纵横：您刚才提到海湾国家最近这些年也在致力于发展像人工智能、大数据、半导体这样的一些高科技的行业。关注产业新闻的朋友肯定也会注意到，这几年海湾国家的一些投资机构，投资了很多高科技企业，涉足的领域包括半导体、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也投资了一些中国的新能源车企。请您介绍一下海湾国家高科技产业最近的发展情况，这一地区未来有可能发展为下一个科技产业中心么？

王诚：我并不是具体产业的专家，特别是比如说高科技这个领域的话，对于很多细分的产业我可能完全是门外汉。但确实这几年高科技领域合作是双方关注的一个重点，我在日常工作中也会接触到一些相关信息，我就基于我掌握的情况来做一些解答。

最近几年海湾国家确实下大力气投入高新科技领域，比如人工智能等，这也是这些国家依据自身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的阶段等多重因素，综合考虑后的选择。我们知道，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普遍人口少、但人均收入高，想要推进经济转型、发展一些非石油产业，他们当然有很多选项，但是首先可以排除掉的就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曾经有一个哈佛的教授在海湾国家做讲座，他当时半开玩笑地说，如果我们在你这里开一家织衬衫的工厂，以海湾国家的人工成本，随便织一件都是奢侈品的价格。这方面，海湾国家不可能去跟孟加拉或者其他一些南亚国家进行价格竞争。

那这些国家适合发展什么？可能是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产业，这方面他们确实有一定的比较优势。目前来看，比如说人工智能、绿色能源，这些成为了比较契合他们现实情况的选项。

今年2月，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的掌门人亚西尔·鲁迈延，在美国迈阿密出席活动时，曾对外表示沙特具备成为美国以外的人工智能中心的条件。无独有偶，包括阿联酋在内的一些高官也曾经做过类似表态，提到本国发展人工智能等高新科技产业会有比较优势。

总的来看，这些国家发展高新科技产业有三个有利条件。第一，这些国家高层的决策者有强烈的政治意愿，因为这也关乎未来这些国家的主权和发展自主权。第二，这些国家有雄厚的资本实力。第三，他们有充足而且相对低价的能源，这也使他们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领域能更好发挥比较优势，也带来了“弯道超车”的可能性。

目前来看，沙特、阿联酋是海湾高科技产业的领头羊。他们这几年都在国内大规模新建数据中心等配套的基础设施。像前两天有媒体报道说，沙特境内现在已经有60个数据中心了，阿联酋有52个。除此以外，这些国家也在囤积、定制芯片，或者通过其他投资方式布局芯片产业，也推出了一些本土大模型软件。

从硬件上看，海湾国家具备在未来成为科技产业中心的潜力。但制约这些海湾国家的短板其实也很明显，最主要就是人才短缺。海湾国家之前想效仿新加坡、我们中国香港，但是往往最后发现受限于人才不足。这几年它通过提供一些条件，比如资金支持，希望能够招到一些国际上的优质人才，带动他们的技术产品和公司落地，但是总体来讲效果不是特别好。

文化纵横：这应该也是他们必须跟中国或者美国合作去发展高科技行业的一个原因。

王诚：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克服短板，未来它困可能很难成为下一个科技产业中心。

除了人才短缺，还有一个问题是这些高新科技产业、绿色产业要想在海湾国家取得发展，还是要看当地石油天然气的发展水平。这其实是一个悖论，非石油产业的发展要取决于石油产业发展的好坏。因为这些非石油产业，比如高新科技产业、绿色产业，它都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是一个烧钱的活，而它的烧的钱往往来源于它石油和天然气。如果石油天然气的价格高，可以源源不断的出口，那这些国家会有足够的条件和实力去支撑产业的发展。但是一旦石油天然气产业表现不好，它能投入的资源也会受限。但是这里面比如绿色能源产业，它其实对石油天然气产业是有一定替代和冲击。这里就产生了一个内在矛盾，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可能对这些领导人在经济政策上的智慧也是一种考验。

下一步，我们如果想在这些方面跟海湾国家开展更紧密的合作的话，我觉得比如说从人力资源的培养和开发方面，是不是可以围绕高新科技做一些“产学研一条龙”的合作？这可能会更好地把双方捆绑在一起。我们国内有很多高新科技的应用场景，这是我们的优势。我们有庞大的市场体量，有先发优势，有很多很好的技术应用，这些方面其实可以给海湾国家提供很好的借鉴。如果再结合人力资源的培训和开发、“产学研一条龙”的这种合作的话，可能会更好地把他们跟我们绑在一起，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开展更多合作。

文化纵横：咱们聊到海湾国家的对外投资，其实离不开像沙特、阿联酋、卡塔尔这些石油富国的主权财富基金，您此前也写文章提到过，其实国内的一些财经政府部门，包括地方政府，对海湾国家的投资的机构或者经济发展类的政府部门，其实还是欠缺了解的。您在这儿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主要的海湾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吗？它们跟世界上的其他主权投资基金，比如新加坡的淡马锡，有什么异同？

王诚：关于对主权基金的了解或认知，我也很想借这个机会澄清一下，其实从主权基金的历史来讲，所谓的第一家主权财富基金是上世纪50年代科威特设立的，就是科威特的投资局，当然当时还没有主权财富基金这个概念，这是后续才有的。

最近几年在国内声名远播的，比如阿布扎比投资局、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这些都算主权财富基金，这两家都是上世纪70年代设立的。还有一些是本世纪后新设的，比如像卡塔尔的投资局、阿联酋的穆巴达拉投资基金。所有这些主权财富基金，都是伴随着石油美元体系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型以后，然后才代表这些海湾国家大规模进入国际资本市场，之后形成了主权财富基金或者主权投资的这些机构。

如果做一个横向对比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同样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们经历了什么？我们是经历了改革开放。这些海湾国家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玩国际资本游戏的历史，跟我们国家搞改革开放的历史，差不多时间上是等长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反复提醒我们国内的一些机构，一定要抛弃掉那种所谓对方人傻钱多的这种错误认知，比如认为去给对方编编故事、画画大饼，这个钱可以到手了。不是这样的，他们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看过的故事、听过的各种东西太多了，更何况很多主权财富基金，他的团队里面有大量的欧美人，这些金融从业者会担任中层管理岗，他们也都是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浸润多年、很有经验。所以跟他们合作，一定要抛弃一些错误的认知。

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其实很多，有一些国家可能不止一家。他们内部也是有梯队的，特别大的，目前来看有三家，它的资产管理规模接近1万亿美元，比如科威特投资局、阿布扎比投资局和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都是9000多亿美元的资产规模。当然也有小的，像阿曼和巴林这种可能就是百亿美元的体量。

这些海外基金的资产规模不一样，其所承担的任务也不一样，在投资策略上也有很多差别。当年这些海湾国家为什么会设立所谓的主权财富基金？其实他们更多是为了保护后代的利益，因为他们很担心有一天石油资源会枯竭，那么后代靠什么来维持生活？为此，他们就说我需要存下一些资金，然后要做出一些适当的投资安排，通过投资收益为后代攒足应对未来的必要资金。也就是说它其实定位为下一代的储备型基金，因为他们自己有很强烈的不安全感。但是随着这些资产规模的迅速扩大，这些基金开始想，是不是也可以去尝试做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在这种情况下，主权基金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储蓄保值型的基金，比如科威特投资局、阿布扎比投资局，这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偏储蓄保值型的基金。还有一类是战略上比较进取的，比如阿联酋的穆巴达拉、阿布扎比控股，这几家可能会更大胆一些，也会投资一些初创的科技企业，或者是跟其他一些私募合作一些高风险、高回报的投资。

至于刚才你提到的淡马锡，淡马锡也好、淡马锡所在的新加坡也好，其实它们的发展模式和业务模式，是很多海湾国家所效仿的样本。比如沙特的公共投资基金，其实就像淡马锡一样，除了海外投资，重点的布局在它国内。几乎沙特国内所有重要行业的重点企业，都有沙特公共投资基金的投入，甚至可能是第一大、第二大股东都的地位。某种能程度能看出，他们很认可淡马锡这种模式，也在“亦步亦趋”的效仿。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会有一些修正，可能会走出一些跟淡马锡不同的地方。但总体来讲，最开始起步的时候，他们都是希望能够学习淡马锡的。

文化纵横：最后我们可以对比一下海湾国家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发展经验，中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着丰富的运用政府的公共资金投资，推动产业发展的经验。那么，海湾国家的主权基金，跟中国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政府引导基金等类似的机构或机制，又有什么异同？

王诚：我觉得他们是有一定的相似性的。相似的地方在于这些机构都是具体贯彻落实所在国家国家战略的金融机构，更多的是要更好地服务国家的整体的战略利益，这方面我觉得有高度的相似性。但是他们也有很大的差异在于，我们国内的这些机构往往在贯彻落实国家战略方面是从上到下、一以贯之的，会保持比较一致的步调。但在海湾的这些主权基金，就会存在一些差异。这些主权基金的高层，也就是这些决策者们，往往是本地人，他们更愿意讲宏大的国家战略，至少在公开场合或者是官方活动上，他们一定会这样讲。但是在中层和以下，外籍雇员和本土雇员都有，这些人作为具体执行项目的负责人，更多关注的是他们投资的每一个项目的盈利前景。因为这些关系着他们每个人具体的KPI、年底的奖金、未来的职业发展等，这些对他们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因此，这些海湾的主权基金，它的中层以下是高度市场化的，他们高层往往是更多的讲政治、讲战略。

在这个过程中它就呈现出了一个非常鲜明的温差。合作过程中，高层可能讲战略，可能他不关心这个项目盈不盈利，从国家战略层面来讲愿意谈，大家都谈得很好；但到具体执行层面推进的时候，往往就面临对方强调说你这个项目到底赚不赚钱，你如果不赚钱的话，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对中层来说，上层考核不讲国家战略，他考核的是经手项目是不是赚钱，所以就在执行层面会产生温差。这也就导致了我们跟对方的合作过程受到影响。

我自己形容它是一种不太和谐的二重唱，就是我们双方都想把二重唱歌曲唱好，但是往往因为双方不在一个调门上，所以唱出这个和声就听起来不是那么美妙，就会出现一些阻碍。这其实也是目前我们需要去解决克服这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