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是中国人在继续推动马克思主义？

文 | 二手圣经

我们上一篇文章《让<圣经>违法，可能只是美国政客在喜迎末日》从西方的信仰超越概念和希伯来信仰对世俗政治影响的角度,讨论了下当下以色列和美国的所作所为，来自希腊理性精神和希伯来信仰文化两个传统之间的紧张关系往往为我们所忽视，眼下在美国校园里风气云涌的学生反对加沙大屠杀运动表面上看可能是美国反对美国，但从理念深层去分析，也可能是希腊在反对希伯来。其中也聊了下中华文明和基督一神教文明在内核上的分野。

不过，我国革命的成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国社会现代化的实现又离不开对科学理性精神的推崇。这两点导致我们必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深度理解当代中国与本土传统，与西方思想资源之间的关系。

今天是马克思诞辰206周年，接着上篇文章，我们通过讨论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发展路径的相关问题来说明坚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根本重要性。▽

西方文明的困境

哲学的核心目标是“超越”，超越现实，超越自身所处的时代，从而构筑一个全新的社会。在这样一个超越的过程当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抵达目标”，这是西方哲学的一大弱点。

西方哲学超越的方案是用理论超越现实，所以理论永远是高于实践的；但问题在于，如果目标遥不可及，理论、甚至连想象力都无法触及的时候，目标就变得不可接受；如果目标不可接受，没有可以通达的理论路径，西方哲学家就会自然而然的搁置这个目标，无论实现这一目标有多么紧迫，他们都会对它视而不见。

西方哲学在这个弱点上，吃了很大的苦头。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后，希腊的各个主要思想家都认识到了文明自身的内耗最终会导致严重问题。如何超越无休止的战争，建构一个新的社会，成为了哲学探讨的关键性问题。

起初，希腊哲学家做了一系列的尝试，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随后，学者们很快发现，这个问题超出了理论探讨的边界，他们不能想象一个有着诸多城邦的文明，如何在其内实现持久的和平，所以很快放弃了这一关键性主题。

某种意义上，正是希腊的思想家放弃了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义务，坐视文明的内耗，错失解决问题的时机，才导致亚历山大大帝建立的帝国旋起旋灭，军事技术扩散，周边蛮族崛起，希腊才最终沦落为罗马的奴隶。

马恩思想的演变

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共产主义理想是一个理论无法触及的目标。在当时，在市场资源稀缺的语言体系下，“物质极大丰富，人人按需分配”，是一个完全无法想象的目标，西方思想家自然而然的将之抛诸脑后。

如果仅论哲学，马克思生前并未出版过成体系的哲学论述；如果仅论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死后的经济发展在诸多维度上超出了他的理论框架；如果仅论科学社会主义，后世社会主义革命和解放运动实践，与马克思的具体设想有了很大的区别。

但是，马克思将三者统一为一个完整的逻辑体系，这一点是前无古人的，致使三者统一的正是共产主义理想。

是共产主义理想，这一致力于让全人类免于压迫和匮乏，让每个人自由解放的伟大科学体系，使马克思在诸多伟大的思想家当中，成为了当之无愧的成为“千年第一思想家”。

但共产主义理想早已超出了西方思想的边界，西方哲学思维不仅无力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进行了解构。

马恩逝世之后，很多第二国际内部一些学者，并未真正认真看待共产主义理想在马克思主义当中的地位，将马克思主义单纯理论化。他们认为：

既然不知道如何实现社会主义，既然共产主义实现的路径在理论上尚未澄清，那么不如坐等生产力发展，让社会自发的进入到共产主义。

这也就是说，产生“经济决定论”的思想动机根源其实内在于西方哲学思维方式的内部，这样的观点，看似颇为“科学”，实则放弃了人在历史当中的主观能动性，同时也放弃了人在当下现实社会中求得解放的可能。

西马体系的矛盾

为了解决问题，列宁和卢卡奇开辟了实践和理论两条不同的道路。

在革命方面，列宁看到了这一问题，将现实革命的实践放在了固有的理论之前，实事求是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最终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在思想方面，卢卡奇及后世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也看到了这一问题，但是他却因循西方哲学思维传统，将哲学理论放在了革命实践之前，最终导致了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经院哲学化。

卢卡奇看到了经济决定论对马克思思想中人类解放旨趣的背弃，所以强调用人的解放压倒一切，尤其是压倒伙同资产阶级压迫人的科学。卢卡奇抓住了启蒙精神的两端：人文主义（解放）和理想主义（科学）；但揭露两者在启蒙思想之中内在矛盾的同时，卢卡奇的尝试却解构了共产主义理想。

共产主义理想要求人的解放通过生产力的进步来完成，在其中，科学是关键性的力量。将两者对立起来，意味着人的解放路径和现实的社会发展方向相对立，意味着以劳动生产为主要线索的历史唯物主义和以人类解放为旨趣的共产主义理想的对立，人若想谋得解放就必须走向社会发展的反方向，这实际上意味着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那里马克思的整个体系形成了一个悖论。

所以，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越是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越远离革命，远离现实，远离马克思，就越走进内心，走进自我，走进文化的象牙塔。

进入到思想史的论域中进一步说，以共产主义为最终实现目标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包含了一个自启蒙伊始，就存在于当代思想最深处的内在矛盾：人的解放和科学的进步——

人的解放意味着否定一切秩序；

科学的进步意味着自然和社会内在的秩序被显露出来并加以利用；

但马克思却指出，只有通过生产力的、科学的进步，人才能得以解放；那么，科学自然而然的站在了人的自由的对立面。

两者在理论逻辑上的形成了一个两难，一个死结，西方思想在此寸步难行。

但不要忘了，哲学的目的就是从根本上超越这些两难，从而建构一个全新的社会。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伟大的理想，不仅需要理论明灯的指引，同时也必须在理论之光尚未照耀到的全新历史领域中，反复的摸索前行。

而这种摸索前行，恰恰是一种典型的中国式哲学思维方式。

东方文明的答案

世界早期文明中，仅有两个能够独立的脱离了混沌蒙昧，自发的走向理性文明，自觉的建构自己的哲学：西方的文明灯塔希腊和东方的文明灯塔中国。

中国哲学与希腊哲学有着完全不同的思维气质，关键一点在于，中国哲学强调在既定伦理目标的前提下，理论和实践相互推进，而非理论在先；甚至在无法依靠理论从之时，率先推进实践，以期形成一个实践和理论相互进步的模式。

先秦时代，中国与希腊面临着相似的局面，文明内部严重的内耗；在同样没有任何理论进路的情况下，先秦思想界提出了众多解决方案，虽然这些解决方案大多缺乏系统性和严密论证；但在伦理取向上却是相似的——以普通百姓的利益为核心，以文明内部的和平为主要诉求。

各个思想家以实践为先，以既定伦理目标为导向，身体力行积极实践，在秦汉时期最终形成了大一统思想，解决了这个问题，构建了真正意义上的持久稳定，从而使中华文明绵延至今。

东西思想的相遇

如果将哲学思维和社会发展两者的关系，看作是某人走向某地的话，在西方哲学思维指导下，人们会先用望远镜指南针等工具认真的寻找，之后尝试测绘，画出严格的地图，没有地图就不会走。但是在有中国哲学思维之下，人们会首先确定大致的方向，如果没有地图，就规划几个可能的路线，然后开始逐一尝试，遇到困难甚至会摸着石头过河。

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恰恰需要的就是这样一种哲学态度，一种中国式的哲学态度，一种在既定伦理目标下，实践先在的态度和思维。虽然我们不是很确定如何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但是必须先行动起来，开始尝试去实现它。

今天只有中国人依然实践马克思主义，并非偶然。尤其是当马克思主义远隔万里，嫁接到异质且成熟文明母体上，却能结出丰硕的果实时，任何形式的偶然，都只代表了理论解释上的无能。

当然，首要的原因在于中国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两者在哲学气质上是契合的，

1，两者都有着优先于整个思想体系的道德伦理取向，都有着强烈的人民本位思想和救世情怀，要求在否定旧世界的同时，建构新世界。

2，两者在自然观上，都是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自然主义和理性主义，用自然原因或自然原理来解释现象。

3，在社会历史观上，都倾向于通过历史来总结经验教训，从而照亮未来的路。

中国革命的探索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实践，才是真正意义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向前发展。关于这一问题相关论述颇丰，在此仅择要而言：

在中国共产党之前，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义，实际上就有了明确的伦理取向，“民族”规定了政治服务的对象，“民权”规定了政治运行的规则，“民生”则规定了政治的目的。

在毛泽东思想当中，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个基本方面，即创立了一条思想路线（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探索了三条道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式独特的革命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形成了三套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改造理论；中国式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理论）。

在这其中，三条道路和三套理论，实际上是在实事求是的方法论前提下，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伦理目的。

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的实践中逆转了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将西方式的哲学思维转化到中国式的思维方式，在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极其关键的。

它不仅仅补足了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中实践智慧和实践方案的缺环，基于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的具体行动方案，更重要的是，在上世纪末社会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情况下，为坚持和推动共产主义信仰提供了一个行动方案和理论框架。

后来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实事求是的延续，但提出这一论断的现实环境，却与毛泽东思想形成所处的时代不同。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始终有苏联这个模仿和学习的对象，“是”实际上是先在的，问题在于是否能够将“是”和实践结合起来；而后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无论是学习苏联还是反对苏联，实际上都难逃窠臼；唯一的办法只有解放思想，在实践中大胆靠摸索，找出出路，所以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以实践促进经验，以经验形成理论，以理论凝结成思想，进而接受实践的考验。但是这种摸索不能是任意的，是有预定伦理目的，就是要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在今天，中国想在理论和实践上继续有所突破，需要的是理论界的能力，需要的是实践的勇气。读者可以思考一下，“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初心”和“始终”应该是什么，两者的关系应该是什么？

共产主义的特征

马克思、恩格斯在展望未来社会时，总是只限于指出未来社会发展的方向、原则和基本特征，而把具体情形留给后来的实践去回答。针对有人提出的在革命成功后应采取什么措施的问题，马克思尖锐地指出，问题“提得不正确”。

“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不着边际的，因而这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 

因为“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既定的历史环境。”

所以，马克思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基础上指明社会发展的方向，在剖析资本主义旧世界的过程中阐发未来新世界的特点，立足于揭示未来社会的一般特征，而不作详尽的细节描绘。

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应该存在着三大特征：

1， 生产力方面，物质财富极大丰富，消费资料按需分配；

2， 社会关系方面，社会关系高度和谐，人们精神境界极大提高；

3， 人的解放方面， 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

在一个多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当下的历史环境当中，虽然依然不具备描绘“具体情形”的条件，但可以指出的是，中国的在过去几十年当中的历史实践和积累的哲学智慧，能够帮助我们进一步勾画共产主义基本特征的蓝图，及其实现的可能性进路。下面简单的从几方面来概述下。

人工智能的时代

随着科技的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技术将成为一种划时代的生产工具，将取代机器大工业。

与以往任何科技创新不同，人工智能是一种否定分工的工具。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否定分工，从而否定资本主义。

市场的基础是分工，机器大工业促进了分工的细致化，任何一个技术创新，都必须产生新的分工更多的分工来生产新的机器和原料，所以无论机器如何吃人，分工的复杂化程度呈指数增长，须知满足当前技术所需分工的人口，在过去的100年当中也呈指数增长的态势，从千万级上涨到亿级，甚至十亿级，分工的增长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逻辑基础。

人工智能将消灭社会上绝大多数的已有分工。以往的技术多替代体力劳动，但人工智能技术却能打破了脑体分工，且将普遍替代了人类依靠经验进行的劳动，服务业，甚至医生、教师、交易员和教师等职业都有可能在不同层次上被人工智能替代。在绝大多数分工将被人工智能取代之时，仅有少数创造性劳动分工可以幸免。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机械手的广泛应用将彻底扭转人类劳动分工复杂化的进程。能够模仿人手的机械手，具备了代替了人手“元工具”的属性，绝大多数重复性的劳动将被机械手替代，且最为关键的是机械手可以自己生产机械手，可以自我复制，而不用增加新的人类分工。

分工的减少必然导致海量劳动者失业，资本的积累循环将被彻底打破，届时一个新的社会呼之欲出。

一方面，实现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实用化，并非一朝一夕，有赖于长时间海量的投入，在未来科技创新中，中国所拥有的不仅仅是世界工厂的生产优势；关键的优势在于，如何协调有计划的科学研究和自由的市场两者之间的逻辑，实际上是每一个大国政府经济和科技政策中所要面临的关键性问题，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在过去四十年改革开放当中积累的“硬核”。

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不可能解决大量人口失业的问题，在当下欧洲福利社会的崩溃，成为了最好的反面教材；社会对劳动需求量的减少，不意味着劳动在建构完整人格意义上的降低，如何利用好新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大量闲暇，从而赋予生命充实的意义，社会主义道德观和中国传统思维都有着大量的思想资源。

人类社会的融合

阶级、国家、战争的消亡，三大差别的消失，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是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方面特征的描述。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取消阶级需要劳动方式和生产工具的根本性转化，所以，在此仅以国家消亡问题而论。

中国传统思维在这一方面都有着诸多思想资源，与古希腊的城邦林立，欧洲各个民族国家征伐不休不同，中国思想在停止文明内耗，形成大一统政权上，有着长久而深入的思考。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交通技术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技术生产分工的内在要求，全球化等原因，世界进入到一个统一的进程当中。但是西方主流政治话语，尚且停留在18世纪资本主义形成初期构造的民族国家观，如何让国家超越民族，进一步发展，甚至如康德和马克思设想的那样，达到人类永久的和平，需要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哲学思维。

在当代，巨大的国家优势是明显的，更多的人口意味着能够在一个政府之下，承担更为复杂的分工，所以如何突破民族国家，建立全新的社会政治管理体系，成为了20世纪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主题。

西方世界基于欧美苏三个方案，都在实践尝试突破单一民族国家体制，但是无论是苏联的解体，美国尖锐的族裔问题，还是欧盟今天严重的内耗，都说明了西方政治哲学思维在这一方面的无能。从希腊时代开始，西方的政治哲学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超越不同政治体制，达成大一统的方案。

我国不仅有着漫长的多民族融合和和谐共处的历史，对这一问题形成了一整套政治实践智慧，大一统和维护民族团结，几乎成为文化内在的基因。现代中国，在其诞生的第一天，就不是一个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一个超民族的国家。

总的来说在克服民族国家概念，将整个国家融合为一体这一问题上，中国今天的实践，在人类史当中，具有重要地位。在今天“一国两制”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都成为了未来超越民族和取消国家，实现人类永久和平重要的实践基础和思想来源。

虚无主义的终结

在中国和西方语境下的解放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在西方哲学语境下，自由解放的概念，至少有几方面值得中国读者注意。

第一，人人都可以得到自由解放。基督教传统要求人人都得到拯救，那么在启蒙运动的语境中，西方哲学实际上默认了人人都应享有自由；我个人观点，并不是人人都有思想的能力，有主动的欲求，让自己得以解放。在现实中绝大多数人都陷入到思想的牢笼当中，甚至拒绝解放，视解放者为敌人。对于这个现象，尼采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都做了充分的描述。

第二，自由解放概念存在着一种内在的任意性。解放意味着自由，人文主义意义下的自由和解放，是对神权和禁欲主义的全面反抗，那么很正常的走到其反面，反神权变成了反秩序，反禁欲变成纵欲。

人文主义意图以反抗精神树立人的价值，但是这些价值每每又因其内在的秩序性被重新打到，人文主义的自由观是建立在批判的基础之上的，但是批判却是任意的，没有任何根基的；反过来说也一样，任何根基都必须被批判。

最终，人文主义变成了“最高价值的自我贬黜”，变成了虚无主义。

纵观现代哲学，几乎所有的西方思想家都将虚无主义视为现代文明的死敌，视之为当代社会的癌症，但却无能为力。原因在于，人文主义作为当代西方思维构建的基础之一，同样是一种西方哲学思维，同样也是要求理论在先，规范在先，但是它的目的又是反规范的，所以形成了一种内在的矛盾。

第三，主要强调自由解放是一种状态，而不强调其中的实践过程。这是西方哲学重理论，轻实践的典型症状。每一个哲学家都在讲自由，但是除了马克思之外，没有一个哲学家真正意义上描述了，在现实生活当中人应该通过何种实践，在历史当中实现自由解放。

人的自由的路径

与西方不同，中国哲学为人的解放和自由提供了另外一些思想。

第一，人的解放是有条件的。与西方思想假设在自由解放问题是人人平等不同，中国哲学始终执拗的将人分为了君子和小人；认为一部分人因其人生态度不同，具备了解放自我的初始条件，君子必须通过自身的实践来解放自我，才能改变周围的环境。

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是非常有价值的，实际上后世的历史实践的过程当中，就可以看到，社会主义革命必须依赖共产党先锋队的作用，来带领人民群众解放，而人民群众是不可能通过自发的行为来谋得自身解放的；在哲学上，尼采也对人群中强者和弱者的道德和历史态度作出了区分，海德格尔对一系列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基于对这个问题的考虑。

第二，自由解放是非任意的。在中国哲学看来，人的解放是面向现实和历史的，人只有积极的投身于历史实践当中，磨砺自身，才能真正意义上谋得自身的解放。人的自由解放是内在于历史的，如果历史有内在规律和的道德归宿，那么人的解放必然受其规制。

第三，自由解放是有路径的。黑格尔将中国哲学视为并不高明的为人处世格言集，这是他不懂得中国哲学内在的思维。从先秦开始，关于一个君子如何在历史当中通过实践谋得自由解放，就是中国思想家们讨论的主题。中国传统哲学提出了一系列在理论不清晰的情况下如何实践的方案，绝大多数虽然是前现代思想，但不失为今日解决现代诸多问题的关键性思想资源。

在今天，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躺在书中的历史名词，之所以依然蕴含着勃勃生机，关键在于中国人始终在以中国的方式推动着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今天对马克思主义和现代科学精神的继续与发扬不意味着我们仍要事事都以西方为圭臬，也不意味着今日的中国在文明高度上仍然低西方一等。今天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肯定不代表我们就要否定中国近现代史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精神的决定性作用，今天对传统文化缺陷的反思也不代表着我们就要完全否定自己。

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世界形势和历史局面，更加说明了我们必须坚定的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深入，最终走出一条超越东西方文明固有局限的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