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先列出几篇相关的文章：

文一：回答“李约瑟之谜”，未来科学革命如何推动？  https://www.observersnews.com/wenyi1/2022_01_11_621749_s.shtml

“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都发生在西方，到底是为什么？_风闻  https://user.observersnews.com/main/content?id=671864

中国版的辉格史观解答不好李约瑟问题_风闻  https://user.observersnews.com/main/content?id=675234

——其中最后一篇是反驳前两篇的，而我要驳的就是这一篇。

2、我认可的几个观点：

（1）中国在明末清初开始逐步落后于世界的第一阵营，这是中华文明遭受的一次巨大挫折。

（2）基督教对科学基本不存在什么促进作用——这一点我认同“背山远行”的观点。

（3）科学和发明涉及到很多的因素，肯定与思维方法、世界观等哲学范畴的因素有关——但这既不是根本性的，也不是充分性的。

（4）文明和历史的长期变化，绝不仅仅是偶然性能够解释的——但是，人类社会并非一切都有定数，无论任何偶然因素或者天灾人祸都不可能改变。

（5）文明是一个不断演化蜕变的动态体系，人类天然拥有追求便利舒适生活的动机。影响和阻碍文明进步的因素同样非常复杂，但是最大的阻力是来自统治阶层和利益集团（为保护现有权益）而采取的保守做法，而不仅仅是神马“缺少认识上的突破”。

——————————以下正文——————————

我总体上赞同文一教授文章的主旨，相关的观点和论证就不再重复了。在这里我打算说几句和主流观点不太一致，或者是不同视角的看法。不求绝对正确也没有那个水平和时间精力，只希望能提供一点点的启发。

我在五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过一个观点——阻碍发明创造从古至今，在任何地方都只有一个原因：“用不上+用不着”。

虽然那篇文章是针对“发明创造”的，但本质上并没有区别。现代科技的每一点进步，或者说现代化的点点滴滴，无一不是体现在实体的造物，比如织布机、机床、大炮、蒸汽机等等等等等等（包括试验设备）。科学和科技（应用）是社会进步的两个车轮，缺一不可。

——附带说明一下，以下加了引用标志的内容，一部分是“背山远行”的原文，一部分是我自己的文章，一部分仅仅是为了分段或特别说明，请自行分辨。

古希腊思想，绝不可以单纯等同于数学成就，而是在认识方式和手段上的重大突破。概念、公理、定理、推理，这样一套理性思维和认识的体系是之前从未有过的，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规范思维的方式。

——“背山远行”的这一段话虽然肉麻，但我并不反对。遗憾地是，“背山远行”停留于此，一杆子就支到了几千年之后的“工业革命时代”：西方国家作为古希腊思想的“正宗传人”，顺理成章且自然而然拥有了“前所未有”的“规范思维”方式，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就此踏上了“阳光大道”。

但是，作为一个理工男的思维方式，我有一个问题：古希腊和工业革命之间的几千年都发生了什么？或者更明确一点，如此伟大的“古希腊/罗马思想”为什么没有带来什么“革命”，而是几千年后才从故纸堆里冒出来？

毋庸讳言，古希腊在自然哲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相关的著述和科普汗牛充栋，我就不一一复述了。我也强调一下，我绝无小看甚至抹杀古希腊文明的意图。 相反，我对古希腊/罗马的先贤和他们的智慧及取得的成就一向非常崇敬。

但是，古希腊和古罗马都毁灭了——比两千年后的中华文明垮得还要彻底，这个没人可以否认吧？如果时光倒退1000年，当时的历史学家会如何评价古希腊文明？算不算“事实上的彻底失败”？或者以“背山远行”的思路，如此伟大而完美的文明落到这步田地，有什么“背后的必然性”？

古希腊和古罗马毁灭的原因，也有无数的著述或者说“标准答案”，我就不复述了。无论如何，对文明或者人类来说，首要和最重要的毫无疑问是生存——Survival is everything. 

——我很想问一下“背山远行”，你是如何“从文明长期发展的角度”来评判古希腊文明的遭遇？我非常好奇。

需要是发明之母（Necessity is the mother of invention），这句谚语收录于各大英文词典，有人说这是柏拉图的名言，不过可以确切找到的源头是理查德弗兰克写于1658年的英文著作《北方回忆录》（Northern Memoirs, calculated for the meridian of Scotland'）。

作为一个理工男（请原谅我不断如此自称），我非常赞同这句话。作为一个历史唯物主义者和唯物辩证法的信徒，我坚信在确定“M与N”的关联之前，首先必须彻底搞清楚“M与N”到底是什么以及怎么回事——在我阅读过的所有科学发现史、科技发明史以及各门各类的学科起源史，都充分且明确地证明了“需要是发明之母”这一点。

衣食无忧的贵族子弟，完全从爱好出发进行研究这一点也不稀奇，遍布了人类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但如果没有最终落实到“具体有效”的实物发明上，即便偶有真知灼见，都免不了“变成一堆废纸或垃圾的结果。

这里不是写论文的地方，估计也没有几个人会看，以下我基本上只说结论，至于证据可以在相关的史料和书籍中找到。顺便推荐一本书：丹尼尔·J·布尔斯廷的《发现者——人类探索世界和自我的历史》，这也是我最早接触的科学简史著作。无论布尔斯廷的历史观和解读方式是否符合各人的口味，但作为担任美国国会图书馆馆长12年的史学巨擘，书中史料的准确性和可靠性都是毋庸置疑的。

文一教授提到过伽利略的例子，我也顺便说一下他在“测定时间”上的经历——相信大家都记得“伽利略和摆锤”的故事。

无论大航海时代的开展有没有“探索世界”的“哲学”意图，但探索新航路和财富才是最大的动力，这是毫无争议的历史。远程航海必须具备的条件，造船只是一部分，另一半是“确定自身的位置”。通过太阳和星辰的位置，确定纬度是很简单的，但确定经度就是另一回事了。包括伽利略本人在内，很多人的（利用星辰确定经度）努力都失败了——不仅非常复杂，而且准确性也不可靠。

用时间来确定经度，这是唯一的选择。现代人很少意识到“准确的计时”对于大航海时代的意义，1604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三世为此提出了一万金币的悬赏，法王路易十四愿出十万佛罗伦萨金币，荷兰议会也提出了高额奖金——伽利略也做出了响应，后半生直至失明仍然在琢磨这玩意。而胡克在试图“用发条代替钟摆”的过程中，成为了“胡克定律”的创始人。

然而失败依旧在延续，因为航海钟的精度（准确度）仍然不能满足需求。到了1714年，英国议会通过议案，悬赏两万英镑（几乎等于一个“小目标”）。约克郡一个木匠的儿子约翰哈里森终于在1761年制造出合格的航海钟——九个星期误差仅五秒，换算成经度偏差1.25分，哈里森获得了这笔奖金。

钟表的意义并不仅仅是用于航海实业——任何一个理工男都会立刻意识到，钟表的制造涉及到一个完整的从冶炼到机械加工的体系，这就是所谓的“机器之母”。只要顺藤摸瓜，大家就不难发现整个体系的每一个枝节和叶片都有很平常的来源，对应着很实际的要求。。。同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是“瓦特改进蒸汽机”，蒸汽机的改进历时近七十年，如果仔细回溯历史，和“钟表的改进”并无多大的本质区别。

相同的史料不可避免会有不同的解读——很显然，上面的事迹在“背山远行”等人看来，无疑是“古希腊思想”的光辉例证，不然他就不会有那样的观点了。比如胡克大师，显然是走了“一般、本质、抽象”的途径，从对发条的观察最终发现了“胡克定律”。

但是，我不相信目不识丁的纺织工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珍妮纺纱机的发明者）看过或听过任何一本古希腊著作，也不信詹姆斯·瓦特学习过“古希腊的思维方法”，同时我也不认为罗伯特·斯蒂芬森（蒸汽机车）或者爱迪生有什么“完整的理论和认识体系”。。。这种虚无缥缈脑洞大开的“联系法”，绝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正确态度。

人类先有了世界观，才出现了哲学；先有了社会实践，才逐步总结出思维方法——对于部分文科生（强调一下是“部分”）来说，由于知识面的狭隘，有意无意放大了哲学和所谓“思维体系”的作用。

人类文明的发展中的关键进步，确实是从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开始的。但是，这种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到底会在什么时候发生？又如何从“认识的突破”演变到“知识和物质的突破”？

很显然，“背山远行”只看到了“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却忽略了为什么会出现“突破”，以及“突破”之后的演变过程——很显然，“认识的突破”必须得到验证和收获利益，才能确保正确性并拥有进一步“突破”所需的资源。在这一点上，长达一个半世纪的“钟表进化史”就是最好的证明。

“背山远行”其实意识到了“需求”的重要性。但在他看来，整个西方世界仿佛是早早身怀“内功”，但在各种原因“没有出现需求”（没有学会招式），等到时机来临，就会象段誉一样“大放光彩”。

从下面一段话可以看出，“背山远行”多次声称自己反对“西方中心论”，但要说他是坚定的“古希腊中心论”信奉者，不会是误读吧？那么，希腊和西方到底是一脉相承，还是风马牛不相及呢？

而在欧洲，古希腊思想在没有社会需求的时候早早产生于一个似乎无关紧要的小次生文明中，并未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文明本身中有发扬光大的机会，而随后的西方，一方面长期没有应用的需求，另一方面他们本是远远更落后的蛮族，其对古罗马的替代、另起炉灶浪费了近千年时间，直到战争和对外掠夺的需要才引发了对科技的需求，且他们也同时发展到了可以做技术创新的时代，这才引发了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

这里，古希腊思想是最初本质性的变革，是科学革命最基础的内因，西方社会的发展积累是另外的内因，战争和掠夺的需求则是外因。而我们或其他文明，都因缺乏不同的必要性因素而没有引发相应的革命。我们的问题，在于缺乏并一直抵制最基础的内因——“一般、本质，抽象”的认识。这是我对李约瑟问题的一部分解答。

但是，无论如何，中华文明确确实实是在“长期领先”数千年之后，从三百年前逐步脱离了第一阵营。换句话说，我们确实出了问题，这一点不容否认。

——“背山远行”对此的解释是：

我们的古代社会，因自己的（哲学上的）错误，彻底抑制了个体完成这种突破的可能。。。我们中国人的哲学态度，我认为始终是偏重实践忽视认识的，而不是合理均衡。具体细分，我们尤其忽视的是认识的最后阶段，即“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到本质，从具体到抽象”的阶段，这也就是西方人所指出的“不爱刨根问底”。

换句话说，由于我们的老祖宗“不爱刨根问底”，而且不准任何人（彻底抑制）“刨根问底”，所以我们落后了，挨打了，被人打趴下了——枪顶在脑门上，我们才忽然开窍，也开始“刨根问底”了，然后我们就“伟大复兴”了。。。我确实是第一次发现，中华文明的传统中，“刨根问底”、“追本溯源”等等都是贬义词，或者曾经是“被彻底抑制”的不良行为。。。

——我的看法是：中华文明在近现代趋向保守落后的原因有很多，也很复杂。但是，肯定及一定也包括了这个因素：“缺乏需求”。。。特别强调一下，这不是“全部因素”。

（1）“背山远行”轻飘飘地提到中华文明“长期领先”（世界其他地区和文明），但他却没有想过“长期领先”到底意味着什么。

中国人从来都是非常聪明能干的，从奴隶制很快就蜕变到封建制度（相对世界），并且把封建制度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发展到了极限——完美而稳定地整整运行了两千年。从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封建社会是落后的，人民是任何时候都艰苦的。但横向比较起来，中国虽然动乱不止，但整体上却是先进、富裕、辉煌、文明的大帝国，是实实在在的天上之国。科举制现在看来各种弊端，但在近千年的历史中，这是全世界最优秀最先进的官员选拔制度。

——请“背山远行”或任何一位网友回答一下，如果不是穿越者，身为唐宋元明的一位富翁、官员或者皇帝，你对这个世界还有什么需求？无论你如何欲壑难填，除了往上爬直至谋朝篡位，还有什么满足自身欲望和野心的途径？你会拿出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两白银作为赏金，花上一百六十年的时间等待航海钟的改进么？图什么呢？不远万里穿越大海去卖瓷器？还是九死一生去美洲挖黄金白银？

（2）数百年前西方国家的资本家、贵族和国王，他们肯定也有各种各样的野心和欲望（或者说“需求”）。但是，有一条途径绝对是非常主要的目标，那就是“寻找前往东方黄金之国的航线”。

大航海时代的开创者唐·阿方索·恩里克（亨利王子）用了一生的时间精力金钱推动远洋航行，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掠夺财富，让葡萄牙“从此伟大”。很显然，这个目标和“古希腊思想”实在不容易扯上什么关系。但是，这样倾国之力的投入，以及他和葡萄牙一代代航海家（达·伽马、迪亚士等等等等）的巨大收获，毫无疑问创造了科技进步的“巨大需求”。

复述大航海时代的细节，以及对欧洲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的重大影响，显然是浪费笔墨。如果说中华文明的繁荣辉煌恰恰是欧洲各国拼命提升造船业（以及相关的科技进步）的最大动力之一，这绝不是夸张的说法吧？那么，如果这个世界不存在中国，西方国家会不会晚一步进入现代化呢？——好吧，这是历史虚无主义的想法，请忽略。

（3）公元后的1600年，中国稳固的封建王朝制度开始受到了西方进步的影响，开始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繁荣的海上贸易，也让晚明的士大夫和商人意识到“海外也有金山”——郑一官的海上王国和巨额的财富并不是什么秘密。

除了财富而来的文化交流，也让中国人认识到科技的作用和重大意义，有无数的史料叙述了这一段虚心学习和引进科技的时期。另外，我也不想复述明末江南地区航海贸易（包括走私）的发达程度，资料非常多。顺便说一下，宋朝的航海贸易也很发达，但“中国之外”的地区无论文化科技都是乏善可陈，全世界的生产力和科技的发展水平还没有积累到“质变”的程度，这是宋明之间海贸的重大区别。

由于某些原因，中国的史学界虽然承认明末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但主流观点是“绝不可能自发进入到资本主义社会”——理由就是“背山远行”的套路：中华文明和现代化是绝缘体。

对此我只想说一句——如果欧洲大陆在中世纪毁于一颗小行星，我们今天的史学家会不会也下一个结论：腐朽的、愚昧的、保守的、黑暗的宗教社会要是延续下去，肯定及必然会走进现代化？为什么？

换句话说，欧洲白人从故纸堆中翻出一些古希腊的文献，就必然会“吸收精华”走进现代化；而明末的中国人，同样大量翻译和引进同类的书籍（包括新发现），却注定不会有任何改变，非要被殖民者的炮火打趴下，丧权辱国直至“文明事实上彻底失败”才学会了“刨根问底”？

——在“背山远行”看来，所谓“中华文明”必然也只能是一个固化和僵死的东西，“不撞南墙不回头”甚至“撞了南墙也回头”。。。我有没有误读他的观点，欢迎任何人指正。

（4）顺便说一下满清——毫无疑问，满清在入关前是非常善于学习的。黄台吉确实很厉害，短短数十年，女真就从部落的冷兵器时代发展到了近代化的火器部队。为防备三藩之乱，外国传教士南怀仁于康熙八年受命制造火器，从康熙十三年至二十八年，共制造火炮566门。而康熙“学贯中西”早已是满粉不断宣扬的“佳话”，不必复述了。

显而易见，满清统治者并非不会学习先进的制度和科技，但实际上采取的却是闭关锁国和愚民政策。在我看来，这无异于中世纪末期天主教会的彻底复辟，把所有的新教徒和“异端”都送上了火刑架——这样的说法或许有一点夸张，但满清的种种政策和压制，难道真的是中华文明的“天然延续”，不受外来侵略的前提下的“必然结果”？中华文明其实是一种死硬“贱皮子”文化？

——————————以下总结——————————

我自始至终认定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无视历史人物的历史局限性，夸大或者过分美化古人是错误的；脱离具体的历史条件，用现代人的标准苛刻前人，也是不可取的。

任何还存活的文明都是不断变化的动态系统，不可能脱离具体的人而存在。是人类创造了文明，而非文明禁锢了人类。无需高深的知识和复杂的考据，中华文明自诞生之日起，虽然有过停滞和倒退的时期，但整体上从未停止过发展演化——今时今日的中国，和三百年、一千年、三千年前的中国比起来，既有一脉相承，更有翻天覆地的改变。

另一方面，按照现代人的标准，我们的老祖宗几乎所有的行为都是落后的，甚至是错误的。即便立足于时代和客观条件的限制，站在历史的下游，哪怕普通人都会提出更先进更快速的发展途径（即便很多只是想当然）——这其实就是起点所有穿越小说存在的基础，“清穿不造反，菊花穿电钻”，不是吗？

最后说明一点，我从未忽视哲学的意义和作用，也绝不否认科学思维和正确的方法论对于科学进步的重要作用。但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存在第一性，社会意识第二性，社会存在是社会意识的本体，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意识具有反作用，对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是辩证统一关系，互相作用推动社会历史的前进”。

“背山远行”的错误就在于看似把“哲学”推到无以伦比的高度，自称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推崇者（姑且这么称呼吧），却忘记或者忽略了马克思的著名论断：“资本来到世间，就是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以及这句名言的脚注（托马斯·约瑟夫·登宁）：“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

——显而易见，推动社会和文明进步的最大驱动力就是“金钱、金钱和金钱”。用马克思的话说，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而古希腊思想再怎么重要和伟大，终归属于“方法论”的范畴，是可以学习和掌握的。

对于个体的人来说，为了单纯的理想（追求真理）粉身碎骨并不少见。但从整体来说，刻在人类骨子里的真正“内因”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只要指明了道路（并真正让人信服），那么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任何人会固执地拒绝改变，更不用说什么“彻底压制刨根问底的意愿”了。所谓的保守派或顽固分子，只不过是缺乏足够的洞察力，认为改变会造成“礼崩乐坏”，会带来更大的伤害甚至毁灭，不然呢？

那么，“古希腊思想”能不能够提高洞察力？能，但绝不足以“绝对准确”地洞察社会历史和科学的重大变化——无数深受“古希腊思想”熏陶的欧美精英，谁预测了中国今天的崛起？更不用说跨越封建到资本，手工业到大机器，信息时代到星辰大海之间的鸿沟了。。。刻薄一点说，我们今天对未来的预测仍未脱离远古预言家的模式：列出所有的可能性，蒙中一个就算成功。所有哲学和科学的进步，不过是多了几种可能性的选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