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和足球，哪个先冲出亚洲？

编者按：

过去十多年里，中国足球的金元化战略和芯片领域的大跃进有几分相似：获得重磅支持、聚拢大量资金、技术/商业创新寥寥、行业几位大佬都进了监狱。

当然，芯片有卡脖子的前提，足球则采取开放性的归化策略，二者也存在许多不同。但无论是足球还是芯片，都属于全球产业化程度极高的领域。对于这样一个领域，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是核心中的核心。

中国足球的根本症结就在于，既无法真正按照计划行进，又脱离市场基本定律，最终只能在足协领导的主观意志下任意发挥。过程中，当权者私利被严重做大，足球水准却倒退严重。

从这一层意义上来说，芯片发展需要从足球危机中吸取更多的教训，才有可能成功抵御卡脖子危机。

赛格特约作者  张丰

中国足球当下正处在最黑暗的时刻，想严肃讨论前，甚至会先扪心自问：它配吗？

去年11月，原国家队主教练李铁被查，拉开了足协反腐的序幕。到目前为止，不到5个月时间，已经有超过9名足球圈人士被调查。其中包括中国足协主席、党委副书记陈戌源和中国足协党委书记兼副主席杜兆才。

杜兆才从2017年开始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中国足协党委书记

这三位，实际上代表着中国足球的顶层：足协最有权势的两人和国家队主教练。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中国足球整体上地、彻底地否定。未来一段时间，或许没有大鱼，但是相信涉及到的小鱼会越来越多。

有一个关于李铁的段子：李铁嘴很硬，一直不愿意招供。办案人员注意到他有一个习惯，在谈话的时候经常用嘴吹自己的头发，于是给他剃了一个光头，他第二天就招供了。

这说法未必靠谱，但是却也很有意味：对李铁来说，最在乎的事其实是发型这个相对微不足道的东西，而中国足球的未来，也需要“剃光”而后新生。

作为球迷，看到那些足协官员被查，并不会同情，但是你也很难感到幸灾乐祸。如果只是个别人有问题，可能是他本人的错，如果一个协会主管领导大部分有问题，可能是这个协会的机制出现了错误——人们很难不会产生一个想法，换谁在足协主席的位置上，可能都会湿鞋。

在我看来，中国足球的最大问题，就在于足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协会，而是“权力+市场”的混合物，是政企不分的典范。足协主席拥有相当大的权力，而又能直接接触到金钱等物质利益，实在难以控制自己。

这和芯片大跃进有几分相似。当国家支持的资金汇集在一起，没有真正的市场和技术创新，所谓“芯片国家队”，和中国足球国家队就有几分相似，几位大佬都进了监狱。钱不是问题，很多钱也不是问题，有问题的是钱和权力结合在一起。

2022年7月30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布消息称，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股份有限公司原总经理丁文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指定管辖

日本足球的J联赛，几乎和中国的甲A同步启动，后来中国足球升级为“中超”，进入所谓“金元时代”，看上去比J联赛繁荣很多，中超代表广州恒大也夺得了亚冠。大量资本进入中超，还没来得及开拓出真正的市场，反而把中国足协几位领导腐蚀了。

反观J联赛，一直稳步发展。2019年我曾走访过东京FC俱乐部，市场人员告诉我，这家首都俱乐部在盈利能力上位居J联赛前列，但是也没有太多盈利。它依靠的是核心力量是会员这个真正的市场群体，而不是企业赞助。在东京，有实力的企业当然不少，但是如果没有权力来拉郎配，企业为什么要花钱赞助呢？

J联赛耕耘30年，和高校、高中联赛都有良好的互动，选才范围很广，但是日本球员在J联赛踢球，工资并不高。有超过400名日本球员在欧洲效力，不要以为他们是在“为日本足球而努力”，那只是一份普通工作。在日本踢球收入并不太高，2019年J联赛球员平均工资只有229万人民币，到了2020年，因为经济形势不好，又下降到225万——能在欧洲联赛站稳，工资会高很多。

2021年J联赛球员薪资排行榜

这就是真正的市场，它总是慢慢发展和培育起来的。相比之下，中超时代，不仅本土球员工资高企，引进外援也有很多天价，在相关法律不完善的情况下，一些人图谋不轨就难以避免，看看李铁案的相关信息就会明白了。

另一个可以参照的英超，它是当前世界上最成功的联赛。实际上，英超从“国家耻辱”到最好的足球联赛，也只有30年左右。它是真正的金元足球，吸引大量资本（包括西亚土豪）。它和中超的不同有两点：成功的电视直播运营，以及更重要的，“英超”其实是一家独立运营的公司，和英国政府没有一点关系。

那些成功的联赛，都有一个共同点：联赛、足协和国家体育行政机关，是三个独立的领域。联赛是纯粹的市场行为，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挣钱；足协则是行业协会，可以组织足协杯一类的赛事（很多俱乐部都不重视），也可以在裁判培训等领域有所作为；而“体育部”一类的部门，几乎和足球无关。

这样，可以有效地保护足协和体育官员，因为他们几乎接触不到钱。联赛和俱乐部，只要在法律框架下运营，足协无法干预。最近几年，皇马、巴萨、曼联等豪门，甚至密谋自己绕开本国足协和欧足联，搞一个“欧超”——作为市场主体，它们当然有权这样做。

这才是足球这一行的“底层逻辑”，它必须是真正的市场行为。它当然不排斥资本（金元），但是赞助和收益，都在法律监管之下。从根本上讲，它必须依靠球迷，会员会去现场看球或者消费；在家的球迷可以看电视（电视转播收入是英超收入的大头），如果有足够多的球迷，你还不能办一个成功的联赛，那就是愚蠢。

90年代，甲A和J联赛几乎同时开始，那时中国足球有一个天然的不足，相比于日本已经高度城市化，中国真正的城市化才开始起步。90年代末我在青岛读书，花20元就能看青岛海牛的现场比赛，但是对那个时候的普通市民来说，20元也要掂量一下，毕竟很多人工资才一千多。

30年过去，中国城市化已经相当深入。中国足球联赛如果有好的制度设计（哪怕是穷一点），本来应该有一个好的基础：拥有上千万人口的城市那么多，一个俱乐部，完全有可能成为联结“市民共同体”的纽带，会形成“二代”乃至“三代”球迷，让看球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这几个月，很多人对“中国足球”已经绝望，但是仍有让人感到希望的火苗：中甲球队陕西长安竞技，本来面临着财务困境。今年年初，俱乐部发起一个套票销售方案，搞会员制，卖出9000份会员（最便宜500元，最贵10万元）——这就是一个俱乐部成功的第一步，但是很可惜，因为最终没有完成足协的“准入制”，长安竞技在3月宣布解散，会员费也会退还。

陕西长安竞技足球俱乐部成立于2016年。3月29日，中国足协公布了三级联赛准入名单，去年中甲第5名陕西长安竞技未能通过。当晚，陕西队宣布解散。

我所在的成都，90年代曾有火爆的球市，四川全兴曾掀起旋风，后来全兴降级并淡出，但是这两年，成都又有一支新的中超球队，他们在凤凰山体育场的主场比赛，吸引两万多人观看，我一度以为是赠票为主，打听一下才知道，绝大部分人都是自己买票前往。

中国足协和国家队，毫无疑问都垮了，但是“中国足球”并没有垮。大城市的球场越来越多，踢球的孩子越来越多，可以说，和30年前相比，中国足球有着更好的土壤。城市化持续深入，开始到“文化构建”和“身份认同”的阶段，能花钱看球的人越来越多——前提是你得有一个值得看的联赛：真诚的，诚信的，透明的。

多家俱乐部解散，中超摇摇欲坠；人们期待它能够“从零开始”，但是这种开始，一定不能是循环，而是真正的市场化和法治化。它需要的是一次制度上的革新，谁当足协主席和国家队主教练，并不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