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羽继圣：岳飞被害的根本原因之一，与宋高宗的改革触动了地主士绅阶层的利益

近900年来，对于岳飞被害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认为，由于宋高宗赵构之母韦太后在金国手上，而金国将杀岳飞作为释放韦太后的一个主要条件，双方达成了这桩见不得光的交易，故而注定了岳飞的结局。

有人认为，岳飞功高盖主，曾拒不听命，直到连下十三道金牌才班师回朝，所以宋高宗担心岳飞有所图谋。南宋在与金国达成议和后，双方休战，所谓“飞鸟尽、良弓藏”，历来重文抑武的宋朝在稳定局面后，为了避免私家军（军队私有化）进一步发展，威胁朝廷统治，故而对岳飞起了杀心。

《续资治通鉴》“卷第一百二十四”记载：“必杀飞，始可和。”即必须杀了岳飞，方可绍兴议和。岳飞孙子岳珂也在自己编撰的《鄂工行实编年》中提及金国大将金兀术曾经有一封“兀术遗桧书”，信中言：“必杀飞，始可和。”

有人认为，因为岳飞一直主张迎回徽钦二帝，影响到皇位继承问题，故而被杀。众所周知，宋高宗赵构没有子嗣，岳飞曾力劝高宗早日立储，以安天下人之心，否则人心动荡，社稷恐有不保之虞。耿直的岳飞甚至还替宋高宗物色好了人选，将赵构的一个侄子推荐为皇位继承人。

有人认为，因为岳飞为人刚直不阿，不能领会宋高宗偏安一隅的意图，屡次触怒龙颜。

……

可是，纵观这些说法，居然鲜有提及改革的。历史上被黑的很惨的帝王不少，有千古一帝秦始皇，也有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就连商朝纣王也因改革触动贵族阶层利益被口诛笔伐，留下千古骂名。当然，纣王也有自身的问题，此处不赘述。

要想穿透层层迷雾窥得历史真貌的一角，得从康王赵构如何登基说起。

靖康之变后，北宋末年宰相张邦昌（1081年－1127年，字子能）于靖康二年（1127年）被金人册立为傀儡皇帝，以江南为中心建立了一个伪楚政权，国号曰“大楚”。金人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防止宋朝东山再起，故“推异姓堪为人主者，从军前备礼册命”，选了一个异姓人来当建立新国当皇帝。

彼时，秦桧以一个“忠君爱国”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怒斥张邦昌卖国求荣，并当众揭发其罪行。

连秦桧这样的人都不赞成张邦昌称帝，可见其有多么不得人心。

张邦昌自然也知道这点，所以在有人劝他早日登基时，曾主动上演过以头撞柱、被人救下，而后绝食的戏码。若真是一心求死，谁能拦得住？演戏，不过也是为了试探一下众人的真实反应，看看有多少人支持自己而已。

结果，张邦昌很快发现，对于自己登基为帝，不但百姓不认可，军队也不支持。

当发现支持自己的人寥寥无几之后，张邦昌心里也就明白了。

三月初七，张邦昌即位，国号大楚。他不在正殿办公，也不举行朝廷例会，不肯接见大臣，禁宫中所有门户都按照其要求加以锁封，封条上题写“邦昌谨封”，可谓行规步矩，小心谨慎。为了给自己留条后路，张邦昌不穿龙袍，不坐皇帝龙床，只是在龙床西侧放把椅子坐，饮食起居等一概不用天子礼，称呼自己时不称“朕”，而称为“予”，传谕时亦称“宣旨”、手诏称“手书”。

就这样，提心吊胆地过了三十三天伪皇帝的生活。

待金人北撤，张邦昌立即请元祐皇后垂帘，即刻安排亲信拿着自己的手书奉迎康王赵构即位。

康王赵构能够逃过一劫，是因为金人一过黄河，他就听到消息，逃往山东，并因过于惊吓永远失去了传宗接代的能力。

康王赵构被迎回后，在应天府（即今日河南商丘）登基称帝，时年二十，是为宋高宗，改年号建炎，史称“南宋”。登基后没几天，赵构由于担心安全，很快便迁都至扬州。

赵构受过良好的皇家教育，内心自然对左右赵家江山的变节士族颇为忌惮，但又不甘愿受其摆布，想等自己羽翼丰满后，动手改革，顺便剪除一下掣肘自己的势力。

不料，一些变节苟活的士族大臣很快就发现赵构不那么听话，由于担心自己遭到清算，便私下合谋，在建炎二年发动了建州兵变。

建州军卒数千人，推叶浓、叶明珍、范擒虎为首领，于六月初一日发动兵变，杀官吏，盗州观察使印，突城而出。八月，建州叛军攻入政和、松溪，至九月又陷浦城，攻城掠地杀入浙江龙泉，一路所向披靡。十一月，叛将叶浓与张浚军大战于建州城下，大败后率残部东走。十二月初十，被赵哲招安。不久，张浚以“复谋为叛”罪名擒杀叶浓。

建炎三年（金天会七年，1129年）正月，金兵再次南下，奔袭扬州。江淮制置使刘光世率兵在淮河阻击金军，然而尚未等到金军临近，宋军却先溃散而去。宋高宗束手无策，二月初一时只得下令，始听士民从便避兵，又令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率部兵护送皇子和六宫后妃先去杭州。随后，金军攻占楚州（今江苏淮安），大败天长军，此时距扬州仅有百余里地。由于敌军来势凶猛，胆战心惊的宋高宗在王渊的建议下，没有通知时任宰相黄潜善和汪伯彦，决定轻装简从，经镇江逃往杭州。

黄潜善、汪伯彦之流，面对金兵来袭，只是一味屈膝投降，激起朝野极大的不满与愤慨，后被宋高宗下旨罢免。而主张护送赵构逃亡杭州的王渊，原本与被罢免的黄潜善、汪伯彦是一丘之貉，却因护主有功，得以擢升。

扈从统制苗傅对此忿忿不平，且颇为妒嫉。

而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也因自己有功而赏赐甚微，对赵构大为不满。

于是，苗傅、刘正彦二人遂合谋造反，借口官僚对王渊、宦官康履等人的不满与愤恨，趁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大将分守江防要塞、杭州后防空虚之际，于建炎三年三月初五率领杭州本地军队发动政变，先设伏兵于城北桥下，击杀王渊，又包围康履住宅，屠戮满门。

随后，二人提着王渊首级，率军攻入宋高宗赵构的行宫，先迫使赵构令中军统制吴湛捉拿康履，待康履被带至阁楼下，苗傅立即将其当场斩杀，其后又逼迫赵构退位，将皇位传给自己年仅三岁的儿子，下诏请隆佑太后（宋哲宗皇后孟氏）临朝称制，垂帘听政。

如此这般，江南本地士族便以孟子后人、宋朝第七位皇帝宋哲宗皇后、隆佑太后之名，把持了朝政。这便是“苗刘兵变”。从事情的结果来分析，此事极有可能是典型的后宫与前朝文臣武将勾结的一次政变密谋。

然而，处于大后方的杭州行宫中发生的这一切，镇守前线的南宋军方各大将领并不知情。宋时，北方尚武，南方重商，因此宋朝军队的精锐大多来自于北方世袭军户。

宋徽宗、宋高宗时期推行的包括盐茶专营、矿产国营等变法，主要针对的是南方，而对北方几乎没有什么影响。南方豪族阶层既得利益受损，必然千方百计阻挠，甚至反抗，于是密谋兵变，废立皇帝的一幕便发生了。

不过，这一行动只想快速地把“生米煮成熟饭”，并未考虑军队（北方）因素，根本没有提前知会各军将领。对于西北军而言，我们在前线浴血奋战，守卫后方，后方一群虾兵蟹将却不打招呼，偷偷改天换日，孰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当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西北军将领获知消息后，立即率大军杀回杭州。苗傅、刘正彦闻讯逃至福建，后被捕获，押解回临安，剁为肉泥。事毕，在上述军方将领的支持下，赵构复位。

因为刘光世、张俊、韩世忠等人有拥戴之功，故宋高宗对其委以重任，大为封赏，下旨三人各领三镇节度使头衔，加“辅国功臣”号，殊荣备至，位极人臣。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吃一亏、长一智的宋高宗又将身边的亲卫全部撤换成了西北军。有鉴于此，即便秦桧大权在握时，也动不了赵构分毫。

不过，没过多久，重新即位的宋高宗又发现了一个问题：以刘光世为首的西北军虽然支持他稳坐帝位，但却不支持北伐。

还记得建炎三年，金兵南下时，奉命在淮河一线阻击敌军的刘光世是怎么干的吗？

敌军未至，其麾下宋军便溃散而去。

除此之外，刘光世多次遇到金军，不仅不会主动攻击，甚至还会违抗圣旨，往回后撤。史书称“御军姑息，无克复志”，饱受诟病。

难道，这刘光世有问题？

究其原因，靖康之变后，北方名义上是女真控制，但其实女真作为部落形态，是缺乏管理国家的能力的，因此，它不得不启用当地的世家大族来实行管理。而女真部落所要做的，就是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只要能维持统治地位，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宋朝每年岁贡给金国的赔款，完颜宗弼就同意将其百分之四，钱一万贯、绢一万匹，作为回扣，以赏赐的名义留给了秦桧。当然，金国表示，对于秦桧在北方的财产予以“合法保护”。秦桧的岳丈王仲山，人在江西抚州出任当地知州，但史料显示，其名下在北方、尤其是山东济南有大量田产。

金国为了拉拢南宋朝廷的贪官污吏，使用各种手段，还承认他们在北方的一切资产，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不仅如此，还告诉这些贪官污吏，他们在北方的所有土地，皆不用交税。

光是这一条，财政紧张的南宋朝廷就很难做到。

位列七王之首的刘光世（1089年-1142年）出身西北将门世家，其在西北、在金国控制范围内有大量田产宅第商铺，金国既然承诺保证其资产安全，他怎么可能有动力参与北伐呢？

当宋高宗发现问题后，便逐步采取措施削弱刘光世手中的兵权，转而扶持韩世忠、岳飞、刘琦等将领来制衡。韩世忠、岳飞、刘琦等人有个特点，皆出身寒微，不是世家大族，换句话说，就是属于什么都没有，只能仰仗皇帝青睐，唯有一心跟着皇帝混。

绍兴六年，抗击刘豫南侵时，刘光世临战退却，几误战机。

绍兴七年二月，言官上疏弹劾刘光世，“昨退保当涂，几误大事，后虽有功可以赎过,不宜仍握兵柄”，“其军律不整，士卒恣横”。

南宋名臣张浚（1097年-1164年，字德远，世称紫岩先生）从淮上归来，亦称刘光世“沉酣酒色，不恤国事，语以恢复，意气拂然”，请罢兵权。

绍兴七年（1137年）四月，刘光世引疾，罢去兵权。

同年八月八日，其麾下行营左护军统制官郦琼、王世忠、靳赛等发动叛乱，杀死监军官吕祉等人，裹胁全军四万四千人，并百姓十余万投降金人傀儡伪齐刘豫，史称“淮西兵变”。唯有王德部所属八千人，没有投敌叛变。这给正在谋划进图中原的张浚以沉重打击。

本来，按照宋高宗的构想，是打算在刘光世解职之后，由岳飞来节制淮西军的。绍兴七年三月上旬，宋高宗由平江进至建康，于寝阁单独召见了“禁卫从行”的岳飞，谓之曰:

“中兴之事，朕一以委卿。除张俊、韩世忠不受节制外，其余并受卿节制。”

由此可见，淮西军是准备交给岳飞的。此外，赵构还亲书诏令，交与岳飞，让其接收淮西兵时交付王德等人。

然而，此事一波三折，却遭到秦桧与张浚等人的反对。

据《宋史·高宗纪》记载：“秦桧等以合兵为疑，事遂寝。”

需要指出的是，二人虽然同时反对岳飞节制淮西兵，但出发点却并不相同。

秦桧主和，是担心岳飞兵权太大，其抗金坚决又善于用兵，必对金军造成极大的困扰。而张浚主战，作为身兼都督的右相，他是希望都督府不只是一个空架子，应拥有一支隶属于都督府的军队听凭调遣，以便运筹帷幄。

“淮西兵变”对南宋的统治是一次沉重打击，叛将郦琼很快成为金兵南下入侵的带路先锋和主力。金军南下掠夺主要有两大主力，一个是前辽降将韩常，一个便是刘光世手下大将郦琼。

此后，为了筹备北伐所需的军饷、粮饷，南宋朝廷只能增加税赋。越是征税，南方豪族、江南世家就越是抵触。

为了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军饷，南宋朝廷还不得不放开权力，让各路私人化的“家军”垄断其辖地内的税赋乃至酿酒等商业活动，而此举在解决一些问题的同时，却又妨害了南宋政权的财政统一。要想改革家军体系，亦是举步维艰。

绍兴十年，宋高宗下令颁布的一条政策，彻底激发矛盾，导致岳飞被害。

根据《宋史》“高宗六（本纪）·卷二十九”记载，绍兴十年二月，“壬戌，诏新复州军蒐举隐逸，诸路经理屯田。” 即新近收复的北方州县，但凡发现当地士绅隐藏田地，没有向朝廷缴纳税赋，一律充公，改成官田，由岳飞、韩世忠等诸路将领接手改为军屯。

须知，历朝历代，地方士绅豪族隐匿田产，减逃赋税，皆十分普遍。宋高宗诏令直接将隐匿的田产做充公处理，不得不说，这个改革力度着实有点大。他忘记了很重要的一点，中兴四将之一的张俊麾下，有大量的西北军户，不仅如此，宋军中绝大多数也是西北人，杨沂中、王德等等，莫不如是。为了生存，为了改善生活，许多西北军户都有隐匿的私田。

宋高宗这一条诏令，必然不得“人心”。

绍兴十一年，掌管禁军的杨沂中利用金兵再次南下掠夺的时机，将殿前司三万禁军调离京城，带往前线。与此同时，张俊却率麾下八万人马从濠州前线突然撤退，直接杀向杭州，控制了宋高宗。由是，宋高宗的政治生涯到此终结，大权旁落至秦桧、张俊等人手中。

1134年（绍兴四年），岳飞首次北伐，收复襄阳、信阳等六郡。根据南宋史学家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记载，宋高宗将襄阳六郡交与岳飞打理，作为改革试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李心传是南宋官员，其父为南宋宗正寺的主簿，宗正寺是管理皇家事务的官署，明清时代称“宗人府”。李心传利用父亲宗正寺主簿的特殊身份接触到了一些宋高宗时代的机要文件，遂编写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该书记载了宋高宗时代的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重大事件，同时也记录了与之对应的金国方面的信息，很多材料出自官方档案，相对而言，比较全面，也比较深入。

该书记载，岳飞在鄂州管理的房产、从盐茶酒类等生意中产生了不少商税，每年可达200万贯以上，而经营的屯田，每年则可收稻谷十八万担。一旦成功，就会逐步向全国推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南宋面临的财政问题、军费问题。

然而，岳飞同意，并不代表秦桧、张俊等士族、豪族代表同意。因为宋高宗和岳飞所做之事，是将地主士绅豪族的田产收归朝廷，他们能答应吗？

正因为如此，作为先锋的岳飞，就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眼中钉、肉中刺，——哪怕是制造一个莫须有的罪名，也要想方设法除之而后快。

最后，祸国殃民的秦桧背负千古骂名，遗臭万年，但他在南宋却得了善终。不仅如此，张俊也深得“名声”，亦是善终。

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张俊去世，享年六十九岁，追封循王，谥号“忠烈”。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逝，时年六十六岁，追赠申王，谥“忠献”。

从事情的前因后果来看，几乎可以肯定这并不是宋高宗本意，而是彼时南北方地主士绅豪族对二者的感谢与褒奖，因为他们“维护”了既得利益集团的私人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