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定一战》一书里真正匪夷所思难以置信的一条理论基础，我们应该严肃以待

（接上节）

第二章第十节

如果以为中央王国论写到“格局小、思维打不开”就交了作业，那是小瞅中国学家了。真正的展开还在后头。

 有一本很滑稽的书，英国人约翰·加尔文的《帖木儿之后——1405年后的全球帝国史》，里面会有“宗教在中国所扮演的角色与欧洲大不相同……士大夫和士大夫出身的受教育士人阶层，因而未遭到有组织之神职体系的竞争。未有虔诚的宗教信徒从社会精英阶层内部提出挑战；官员的传统学问，也未遭到新式科学知识的威胁”（中译本199页）这类夜郎自大的见识。

该书从西方人的利益出发，吐露了心迹：      

“印度的开放，在几个方面帮助了英国人。开放是那场双重革命的原因之一。与中国不同，印度没有长城可阻挡中亚势力进入印度斯坦平原。它也不像中国那样限制外国商人，只能在广州之类的城市活动，欧洲人搜集有关印度的知识比搜集有关中国的知识要容易许多；欧洲商人与印度商人打交道也没那么困难。印度的商业经济（18世纪世界纺织业的中心）远比中国的商业经济外向，印度的银行业者和商人受统治者的控制也小得多。在印度沿海地区，英国遇到的是几个贸易邦，而非必须听命于遥远的皇帝且带有敌意的官僚体系。（264页）”

这段话暴露了西方人的心理：

没有能够让英国人像控制印度那样，在中国得手，激发出西方人无比的怨念和仇恨。

于是，他们狡诈地发明了一个概念：“开放”。

我们各位都从人生经验里遭灌输，这个“开放”的概念可不得了，也是一个提纯后的概念，拥有绝对的净度。它是不需要讨论的，是供在神坛上的概念。

然而本该梳理一下，开放的概念怎么出现的，怎么一路变化的。尼克松、基辛格的Opening  to China ——“使中国开放”，与邓公提出的改革开放政策——Reform and opening up policy，两种开放——open，意思显然并不一样。

有意思的是，尼克松访华五十周年之际，观察者网发表了《白邦瑞&文斯·凯布尔：我们以为是美国打开了中国大门，实际情况也许相反？》。白邦瑞是那本笑翻了中国网友的《百年马拉松》的作者，他如是发言：

“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有些自责，尽管我更怪罪基辛格博士。当时该有的场景可能是，我们是不是正在受骗？我们原以为是美国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而实际上会不会是中国打开了美国的大门，从而使中国获取到了各种利益？……我们一直以为是我们邀请中国共舞。高尚大度的美国人在谋求实现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了这个愤怒、敌对而又封闭的中国，于是决定对其开放，让它融入世界。”

他记性不好，忘了,当初是美国因为越战走投无路、也因为冷战的大环境使然，才急于与中国改善关系的；长达二十二年的中美对峙，成了美国无法承担的损失；基辛格与尼克松背后的影子势力对美国的内政外交状况已经忍无可忍，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形成突破。一群优秀人才合力打造《征服者王子》，向全世界开展思想动员，为美方主动采取行动做舆论铺垫，如此的往事，仿佛在他的世界里从来没有发生过。

不过他这番话里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原来，美国和中国各有一扇门，在白邦瑞的感性世界里，从来都不是中美同时打开各自的门，从来都不是彼此互相开放。究竟是谁打开了另外一方的门，结果是完全相反的：

他认为，现状可能是中国打开了美国的门，于是中国获得了各种利益。

而他们原以为，会是美国打开中国的门，也就是，美国会获取各种利益。

白邦瑞说，不不不，才不是呢，我们想要打开中国的门，是日行一善，因为那时在搞全球化，凑巧发现了中国，就大发善心，要让它融入“世界”。——明明全球化是苏东解体之后又过了几年才出现的说法。又是一出成吉思汗到北京的戏码。

美国右派精英，是很有些茶艺在身上的。

白邦瑞采用抗美援朝之后美国人创造的统一说法，给新中国加了三重罪名：孤立，愤怒，和封闭。

孤立是指，新中国自认为是第三世界的一员；

愤怒是指，新中国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展开了最激烈的搏杀，抗美援朝、抗法援越、抗美援越；

封闭呢？是与开放相对，那内容就太丰富了：从中国拒绝成为西方列强的殖民地，到新中国的领导群体不能与西方的统治阶级发展出各种私人关系。

其中，封闭一词最为重要，简直就是西方针对中国的一记绝杀招。

不知哪位文人才子——日本人？——把封闭一词改进为音韵优美、意象生动的“闭关锁国”，专门指定给中国。

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面对黑暗现实，展开了激烈的反省，形成了一款新史观：中国历史上闭关锁国，造成了贫困落后，也就招来了西方列强的侵略。——在崇拜西方一派那里，那不是侵略，是西方人传播先进文明。

中国知识界建立闭关锁国的概念之后，发展出了带有新文化运动标记的、但主要是新中国发展起来的史观。于是，就像帝国——empire一样，中文语境里的闭关锁国，与西方人话语里的封闭根本不是一回事——原谅我没去寻找英语里的对应词。

中央王国论里，闭关锁国是重要的成分。这里还是用半个世纪之前的宣传片《征服者王子》来进行解释，朋友们可以用西方的各种相关著作加以比对。

在长城脚下，男主的疑问引发了甘灵的共鸣，他凝望着长城，感慨道：

“这是威权（authorial）皇帝们用来证明它（即他们统治了世界）的答案，两千英里长，从大洋一直到七山，但是，啊，现在他们不再能统治（rule）我们自己，更别说世界了。”

凝练的台词，指出了中华帝国的两项本质：

第一,那是一个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的国家，由威权皇帝统治。我对制度从无兴趣，猜测，在西方的现代语境里，那个概念应该与absolutism（专制制度）、depotism(东方专制主义)同义或者大面积重叠。

这一项宣判意义重大，从反方面肯定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

第二,中国的威权皇帝们建立了对世界的一种独特的统治方式，他们修建长城，既是那种统治形式的组合部分，也作为那种统治制度的象征与标志。

电影极力夸张中华帝国的强大，以便让观众明白：长城并非用于抵御外敌的入侵。

影片中，长城之外有广袤的荒凉原野，一直扩展到帕米尔高原以东，抵达瓦罕走廊，形成帝国主义理论热衷的“缓冲地带”。在那一广大地带，帝国只是有规律地设置驻军点。灿烂繁盛的中国文明，仅仅限于长城以内。——这样的设定本身就是用心险恶，不需我多说，朋友们就能意会。

落后的游牧民族入侵，不过是翻过帕米尔高原，冲到了帝国边缘的卫星城市，朝廷便因为受到冒犯而哗然，立刻派男主率大军前去讨平之。消息传来时，皇帝一点不慌，他的烦恼大于担心，有点像罗马皇帝听说高卢行省出事的那种感觉，对他来说，处理这件杂事很让人厌烦，但他自己也说，这种烦心事对帝国来说时时就有。所以他成竹在胸，用这个机会测试和调教男主，而且确实水到渠成。由此给观众的信息是，帝国以外荒蛮落后的世界，对帝国丝毫构不成威胁。

帝国与外界在实力上的落差，影片也是工笔细描：

经过谈判，皇帝一旦判定男主是可用之才，立刻吩咐甘灵：“留心铁木真王子需要多少金子都能得到。”接下来一段戏，便是男主的亲将们如何用成盒的金币招募勇士，扩充部队。

男主率那么强大而且先进的军队赶赴边疆，一战把“叛乱的入侵者”打败，带着酋领们的首级，用木笼车装着为首的酋长，班师凯旋。之后，男主偶然见识了火药，不可思议地问甘灵：你们就用它制造迎宾的雷声吗？甘灵笑嘻嘻地回答：有时也用来逗孩子们高兴。帝国面对疆域之外的野蛮人，在武器上和战争艺术上已经是迭代的落差，所以根本没必要再发展新的军事技术。

更早，男主与甘灵在瓦罕走廊初遇时，善意地与后者开玩笑，要他小心劫匪。大使微笑地回答，我们不怕，我们带着皇帝的诏书（原文是letters），远为划算的是抓住我们要赎金——说到这里，他从鼻子里“噗嗤”一笑，继续道——而不是谋杀我们。

演这个角色的詹姆斯·梅森（James Mason）处理这一笑的水平非常高超，笑得很轻，并没有表露出轻蔑。就是，他是如此轻蔑，以致于根本不屑表示出轻蔑。

他那种状态，其实是日不落帝国巅峰时期面对世界人民的自信，是九一一前美国人的自信呀，同学们！

总之，按照电影里的设定，游牧民族根本到不了长城下，早在帝国的边缘就会遭击溃，然后变成帝国的臣民。

在这里那里不时描上一笔当中，金銮殿上的灵魂戏告诉世界，中国人修长城的真正意义：

皇帝把男主招到跟前，发表白人式的歧视言论:“甘灵还告诉我，他确信，你是个能服从的人。这可不寻常，我一直都相信，战斗（fighting）、绿洲和女人是你们这个民族的人的兴趣焦点。”

男主严肃地回答：“把心血和心思一味都用在彼此的战争（war）上，那不配称为一个民族。”

皇帝更加轻慢：“我们不会做任何事去阻拦你们的争吵（quarrel），只要你们蒙古人互相斗来斗去，我和我的人民就没有什么可烦扰的。”

男主：“自然，像你们这样富有和强大的民族是没什么可畏惧的。”

皇帝傲然：“畏惧？中华帝国就不知道这个词。”——注意，这是全片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观众听到“中华帝国”这个叫法，非常突兀的，发现自己和男主一起面对的是中华帝国。

男主：“那么长城的目的是什么呢？”

皇帝回答：“是为了保证我们所掌握的文明、知识和艺术能够安然存续，是为了让我们自己规矩得体，是让人们留在其内。”

铁木真一惊，喃喃道：“把我也留住？”

皇帝：“我发现你极有娱乐性，你总是说话这么直接和正面。你和你强壮的部众来到我的城市，就像带来了一股新鲜的轻风。”

及至边境急报传来，朝堂上，皇帝要求朝臣们保持面子，因为此次情况不过是种警示，警示了两种情况，一是帝国最边远的城市偶尔有可能遭到外来群体（土耳其人）占领，二是“帝国骑兵烂透了”，没有丝毫战斗力，不过，“这没什么新鲜的，在我们的生活中，毫无疑问类似情况还会发生”。

男主和妻弟们公然在一旁耻笑帝国军队无能，但皇帝只把他们当一群熊孩子，没有深究，暗示明确地宣布：     “有几千满族人需要尽快抓住。”

帝都翠鸟儿生涯让男主对长城生了怨念，他逮住机会讽刺：

“那倒是一个让我欣赏的例子，否则，我会怀疑长城是毫无意义的呢。”

罗伯特·莫利（Robert Morley，1908年～1992年）那一刻表演细致入微，他注视了男主一眼，然后转开去，仅用一根手指的抖动表明他在揣摩大局。

皇帝那一眼意思非常清楚：

这熊孩子，怎么就点化不开呢。一见面我就教导清楚了，长城不是用于防范野蛮人入侵的，野蛮人根本就到不了长城；它是用于把中国文明和中国人围起来，不外流的。

到后来，男主坚决表示要回故乡，皇帝轻蔑地不准，俩人鸡一嘴鸭一嘴在朝堂上就吵起来。皇帝转向甘灵:“你是他的好朋友——并不是唯一的一个，我虽然讨厌但还是得这么说。去和他讲道理，为了他自己好。”

男主凝视着皇帝，那一刻，他的眼睛里真的燃烧着恨意，但那也是全片唯一的一次。

甘灵对男主细声慢语：

“皇帝想要我提醒你，在你的第一次觐见时，已经定调了：中国的长城，是为了把人们留在其内的。”

男主反驳：“在京城的城墙上有三千带甲士兵，而我们依然是囚徒！”

皇帝触电一样表演起来：“囚徒，还是朋友！……我整天为这些操劳……所有那些头疼的事……而你现在却说要离开，你让我的心都碎了！”

     男主立刻恢复了顺从：“那不是我的意图，我向你保证。”

     男主和皇帝终于互扯头花儿这场戏——实际上只是皇帝单方面扯男主的头花儿——特别代表此部电影的厉害，它的每一场戏，每一句台词，每一个细节，都能同时诋毁戏中作为对立面的双方。中国观众会非常生气，但又无措，一时不知道该驳斥哪一头儿。

上述卡通片式的情节和台词，告诉观众：

中华帝国修建长城，主要的目的，在于把中国文明与世界隔绝开来，防止光辉灿烂的文明散溢出长城，让野蛮人获得提升，从而反过来对帝国形成威胁。

为了宣扬这一理论，影片里还有一条线索，那就是帝国出于自身需要，不得不精选一些野蛮人，接受他们，使他们文明化即中国化，形成捍卫帝国的武力。但同时，帝国又担心那些文明化的野蛮人获得了帝国的先进成果，会反过来威胁帝国。

内阁谈判一场戏里，男主主动请缨，皇帝居然反问：     

“我怎么能确定，我不是用又一支侵略者取代了另一支侵略者呢？”

男主点醒他：

“你没法确定。”

男主的意思是，你唯一可以依靠的，是我的忠心，是对我的信心。

这时甘灵上来打圆场：

“有个解决办法，至尊，虽然我个人是完全信任铁木真王子的，但您何不把他的妻子和儿子作为人质，留在这里呢？”

而影片使男主温和地微微一低头，主动说出：“我愿意。”——I agree。他主动同意把妻儿作为人质，仅仅为了换取一个替帝国效力的机会！这帝国也忒王道了啊。

与男主互扯头花之后，发现男主劝不服，皇帝马上欺骗男主，假意同意男主的请求，使男主很高兴地走了。接着，甘灵劝皇帝，允许男主带领部落离开，皇帝反问：

“于是让他们有一天作为征服者再驰骋回来吗？他现在能知道我们的实际情况了——富有，但却令人遗憾地软弱（weak）。”

上述种种恶劣情节，恰是很精准地宣扬了中央王国论的核心理论。

学者们笔下的中央王国论，在内容上虽然不至于如那部片子一样卡通化，但要义是一样的：

由于中国与中国以外的地方有绝对的文明落差，就形成了中国与世界的二元对立。于是，中华帝国把征服世界的可能性，转化为另一个问题：

它如何处理其与周围广大地区的文明落差？

它的对策是，自我封闭起来，让那一落差永恒地存在。

它的其他三面分别为最大的海洋与最高的山脉、最大的高原环绕，只有北方是开放的大草原，于是那个帝国就创造了一项人类奇迹，修建了一道长墙，“东起辽宁山海关，西至现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罗布泊”，把寄己与世界彻底隔离开。

古代中国修建长城，是为了文明不外流，在世界上是相当有市场的观念，如前述电子游戏“文明5”里的介绍：

“有意思的是，长城的设计并不是为了拒敌于国门之外——中国人明白要全面防御如此漫长的一条边境线是不可能的任务——而是为了使入侵者难以轻易地带着他们的掠获物离开，令劫掠活动能得到的利益不足以弥补需承受的风险。”

这一点在影片里也有巧妙的暗示：男主用火药炸开京城城门，率领部落冲出北京之后，面临的局面是无法出长城，于是只能在帝国的大地上流浪，为了“生存空间”不得不打打打。

如此的立论，在精英笔下得到了远为复杂的表述，如格雷厄姆·艾利森《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

“中国的外交政策反映了该文明的向心性导向，传统性地，总是致力于维护国际封建等级，而不是通过武力征服（conquest）而扩张其处处边疆。正如基辛格在离任后之所写，中国的意识为，它应该“有如高塔般矗立，俯瞰着它的地理圈域（意译为‘势力范围’，大致是指朝贡体系）（tower over its geographical sphere）……不一定意味着与周边民族的敌对关系”。同时，“像美国一样，中国认为自己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但是，它“从未赞成美国的普遍主义，将其价值观传播到世界各地”。相反它“自我限定为直接将野蛮人控制在其家门口，争取诸如朝鲜的各朝贡国承认它的特殊地位，作为回报，赋予后者诸如边贸权力等福利。”总之，中国是“通过文化渗透而实行扩张，而非付诸传教士式的狂热。”” *（Reflecting its civilization’s centripetal orientatio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raditionally sought to maintain international hierarchy, not to expand its borders through military conquest. As Kissinger wrote after leaving office, China’s sense that it should “tower over its geographical sphere . . . did not necessarily imply an adversarial relationship with neighboring peoples.” And while, “like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thought of itself as playing a special role,” it “never espoused the American notion of universalism to spread its values around the world.” Instead, it “confined itself to controlling the barbarians immediately at its doorstep, strove for tributary states like Korea to recognize China’s special status, and in return,conferred benefits such as trading rights.” In sum, China “expanded by cultural osmosis, not missionary zeal.”）

前节已述，中央王国论里，关于中华帝国为何不征服，由“没有动机”，推导出“帝国形成了世代相传的意志”。到了此刻这一步，帝国的那一意志被推上了道德的审判席：

帝国不去征服那些朝贡国，是出于种族主义的蔑视，是出于自私。不同程度受到中国文明影响的诸朝贡国尚且如此，更何况“中华文明圈”之外的广大世界，帝国对之只有冷漠和残忍。

不需分析，诸君也能看得出来，中央王国论的这一套观点，是为了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及其殖民企图合法化，也让帝国主义合法化：

那些大搞征服的帝国，都能建立世界秩序，提供帝国治下的和平，代表乃是蒙古和平、大英和平、美国和平。帝国和平建立“全球化体系”，提供“全球性福利”，包括“推广国际贸易和开放的市场”，制止“衰退，屠杀和世界大战”，把帝国的价值观传播给落后民族，帮助他们获得文明提升。

对立面便是近代西方的想象物——中华帝国：它不征服世界，是因为它拒绝出力建立帝国和平、世界秩序，拒绝为提供全球性福利而损耗真气。它自私，残忍，又冷漠，一比之下，英国人和美国人的高尚大度就星光熠熠了。

于是，对于中华帝国的不征服，就从历史理论，变成了道德谴责。

这里，又发生了一轮偷换概念：不征服世界，变成了，拒绝征服世界。

《贤良淑德的亲王》战斗力爆表，用了一个非常滑稽的情节，把道德谴责推向极致：

男主是帝国的狂热皈依者，在他的意识中，他那有待统一的民族和故乡的土地，都属于帝国，所以他对皇帝非常坦诚，反复交心，希望能获得准许，回去故乡搞统一。但收获的只有轻蔑和拒绝，甚至差点赔进去性命。

男主的原型人物是成吉思汗。西方对于成吉思汗的态度一直很分裂，一方面将其无休止黑化；一方面出于帝国崇拜和战神崇拜，又对其无比崇拜。特别是近年，很多人才鼓吹“蒙古和平”，推出各种理论：该帝国建立了第一轮世界秩序，催生了现代世界的萌芽，等等。

然而按照电影里的情节，那个帝国坚决阻挠男主出关，差点儿把蒙古和平、第一轮世界秩序都给弄没了，如果那样儿的话，现代世界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萌芽了。幸而男主坚决，坚信神意都在星星上头写着呢，才没让世界历史走不出前现代的漫漫长夜。所以该帝国最大的罪过，不是耽误它自己的事儿，搞得它自己贫困落后；是它耽误了全人类的事儿，害得人类大部分地方贫困落后。

你说那个帝国可恶不可恶？

中央王国论非常狡诈，立定了这样一条理论：

中华帝国拒绝征服世界，根本目的是为了保证文明不外流。它拒绝与世界分享它的文明成果：

“处于封闭中的中国有很强的优越感，根本不想让那些陌生人进入：这些人来自叫英国、法国或者荷兰的那些原始岛国……” （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该帝国的威权制度并不仅限于帝国内部。作为一个区域性帝国或区域性超级帝国，它把威权制度施之于其势力范围，也施之于一切它知道或不知道的世界。那一独特的威权制度，便是朝贡体系。

在中央王国论里，朝贡体系的宗旨在于将野蛮人控制在“门户”之外。朝贡国的身份需要经帝国认可，然后做小伏低，蒙召前来叩头，作为恩赐，帝国会让后者分享一部分文明的福利:

“在整个历史中，中国人一直认为自己是文明的中心，周围都是野蛮人……那些不幸生活在他们国家之外的‘夷人’（原文应是barbarian，野蛮人）只能是低人一等的，只能指望，甚至必须来亲近中国。而且，假如他们坚持要来的话，那就带上贡品，并且叩头表示臣服……那些希望通商的外国使节，只有对天子行三跪九叩之礼后方可进入。英国使节历尽千辛抵达北京，由于不肯叩头只好空手而归。”（芭芭拉·W·塔奇曼《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

“费正清还解释说，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概念是其内部治理的镜影。在费正清的经典总结中，“中国人倾向于认为，他们的外交关系，与其内部施行的社会和政治原则是相同的，前者是后者的外向表达。”结果，“中国的外交关系便相应地是等级制的和非平等主义的”。一如它压制差异，并要求所有国民向中央政府的权力低头，它也期望各地区的强国跪拜在北京面前。*

最后，费正清教导说，中国文明是彻底的种族中心主义和文化至上主义（文化优越论，文化上的种族优越论），认为自己是一切有意义的人类活动的顶点。“中国皇帝被考虑为，也被当做为，一个全世界（宇宙、普世、全体、普遍）[i]政治等级制度的顶尖，所有其他国家的统治者在理论上都视同属臣。””*（《注定一战》）

这说的不是中国，是小胡子梦想里的三德子！但是艾利森和费正清、基辛格一样，越说越嗨，根本停不下来，也不知道过的什么瘾：

“在这个体系（全世界或全宇宙政治等级制度­——本作者按）中，就像在中国内部的儒家社会体系一样，秩序或和谐源自等级。国家和个人的基本职责是孔子的戒律：“明白汝之位置”。因此，外国统治者必须确认他们（较低）的位置，方法是完成磕头（kowtow）仪式，将他们的前额触地。这一经由时间授勋了的姿态反映了相当真实的历史……基辛格了解到，对于中国领导人来说，这一切“构成了宇宙的自然秩序”。”

（Fairbank also explained that China’s concept of international order mirrors its internal governance. In Fairbank’sclassic summary, “Chinese tended to think of their foreign relations as giving expression externally to the same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political order that were manifested internally.” As a result,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 were accordingly hierarchic and non-egalitarian.”Just as it suppressed dissent and demanded that all its citizens bow to the power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 too did it expect regional powers to prostrate themselves before Beijing.

Finally, Fairbank taught that Chinese civilization was profoundly ethnocentric and culturally supremacist, seeing itself as the apex of all meaningful human activity. “The Chinese Emperor was conceived of and recognized as the pinnacle of a universal political hierarchy, with all otherstates’ rulers theoretically serving as vassals.”

In this system, as in the Confucian social system within China, order or harmony derived from hierarchy. The fundamental duty of states as well as individuals was Confucius’s commandment: “Know thy place.” Thus foreign rulers had to acknowledge their (lower) place by performing the ritual kowtow, touching their forehead to the ground. This time-honored gesture spoke to a very real history—thousands of years in which China had stood alone as Asia’s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hegemon, its periphery arrayed with “a host of lesser states that imbibed Chinese culture and paid tribute to China’s greatness.” To Chinese leaders, Kissinger learned, this “constituted the natural order of the universe.”）

从费正清到艾利森，这一个个的都是疯了吗？

费正清形成那样的理论情有可原，他是传教士的儿子，所经历的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又在冷战期间美国封锁中国的情况下开展学术研究。但是，到了二十一世纪初，艾利森怎么还会原封不动地搬用费正清的理论，来引导英语读者思考今日中国呢？！

就算乾隆皇帝真有那种观念，那也不意味着孙中山先生会抱有同样的观念啊。

可是艾利森明确地是把那一套说法当做今日之现实，以中国人认为外国领导人都该磕头为现实，讨论能不能避免又一个修昔底德陷阱！而且就像涉及相关问题的西方学者一样，他也不说明，所谓外国统治者都该去磕头，在他那里，是一种比喻呢？还是真的要进行的行为呢？在不说明的情况下，只能说，西方右派在对全世界发动心理战，用含糊其辞的说法吓唬大家。

基辛格极其机智地把指导那种体系的观念称为中国的“公正观（Impartiality）”，与西方的“平等观”（Equality）对立：中国人心里的公正，就是与世界的绝对不平等。西方人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

那个帝国的闭关锁国，并非绝对的封锁，它通过精心算计和绝对控制，与外界形成不对等的交换：

它会接受一部分对其有利的精华，同时，也以恩赐的态度，允许部分文明成果流出到其他地区。“那是一片有很多大城市的土地，人们都穿着丝绸，甚至男人也穿，而商人们去那里寻求香料，珍贵木材（等等各种好物），它们由大海以东的远方各国而来。”

“由于西方商人用银子购买中国物品，因此朝廷并没有完全驱逐他们。为此颁布了一些条例，为的是阻止他们进入的同时又可以让他们的钱进来。他们被限制居住在最南部的港口广州……”（《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

包括男主那样的珍稀军事人才，它会接受，并且强迫他屈服。然后就吞进去再不肯吐出土，把他变成帝国的一只小乖翠鸟儿。

注意，接下来要划重点了:以马戛尔尼事件为标志，从鸦片战争起，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那根本不是什么侵略和掠夺——侵略和掠夺只是中国人单方面的看法——那是西方在反抗一种威权制度，冲击一种威权制度。

在同一个帝国家族里，龙生九子，各个不同，而中华帝国是貔貅，它只进不出。甚至星星写明了要让世界历史翻篇儿的神造物，它都妄图吞进去不吐出来。

如果想要分享它的文明怎么办呢？唯一的途径就是用武力打进去。

就这样，鸦片战争一下就合法化了。

[i] 应该是对“天下一统”、“混一”，按照西方文化，包括基督教文化，加以的理解。必须指出，在天文学家能够用现代望远镜观察宇宙之后，受过教育的人们对世界的感受已经变了，我们中国人也是一样。所以现代人脑海里的universe——宇宙，与“天下”绝不等同。因此，把宇宙的——universal用于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就显得天下观特别吓人。但是西方精英却非常陶醉这种吓人的气氛。普世价值的英文原词组为Universal Values，照此，《注定一战》原文a universal political hierarchy就可翻译成“一种普世的政治封建等级制”，供朋友们参考，体会西方学者们的心思。所以这里不意译为天下一统、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