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词里读懂教员的晚年

作者:温伯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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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在《“有些事,比生死都重要”》里说到,教员读《念奴娇·登多景楼》时痛哭流涕,1976年春节看电影又大哭一场,读者朋友们让我说说这些事。

那今天就来说说。

生命的最后两年,教员经常有选择性的读宋词,因为有些话已经说过太多次了,但是效果不大,身边又没有可以倾诉的人,他便选择和宋人对话,用宋词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1975年4月,教员正在杭州修养,期间便指示工作人员给他印刷大字本的宋词,篇目包括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辛弃疾的《贺新郎·甚矣吾衰矣》、《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张孝祥的《六洲歌头·长淮望断》等等。

这些宋朝词人,清一色的壮志未酬。

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是这样的:

登临送目,正故国晚秋,天气初肃。千里澄江似练,翠峰如簇。归帆去棹残阳里,背西风,酒旗斜矗。彩舟云淡,星河鹭起,画图难足。

念往昔,繁华竞逐,叹门外楼头,悲恨相续。千古凭高,对此漫嗟荣辱。六朝旧事随流水,但寒烟芳草凝绿。至今商女,时时犹唱,后庭遗曲。

前半段写景,后半段感叹吴、晋、宋、齐、梁、陈这六朝不思进取,偏安江南的温柔乡,最终国破家亡。最后一句,王安石以古喻今,意为宋朝不坚持变法,迟早走上六朝亡国的老路。

在1975年那个时间点,教员读这首词,指向性非常明显。

如果说王安石的词意,写出了教员的告诫,那么陈亮的《念奴娇·登多景楼》,则写出了阻碍国家进步的原因,以及教员的期望:

危楼还望,叹此意,今古几人曾会。鬼设神施,浑认作,天限南疆北界。一水横陈,连岗三面,做出争雄势。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因笑王谢诸人,登高怀远,也学英雄涕。凭却长江,管不到,河洛腥膻无际。正好长驱,不需反顾,寻取中流誓。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

“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指出了六朝败亡的原因,以及当时革命难以推进的原因,暗合了教员“斗私批修”的初衷。

教员希望人民不要管敌人是否强大,以谢安指挥肥水之战的姿态,破釜沉舟,以弱胜强,到中原问鼎之轻重,这是“小儿破贼,势成宁问强对”的意思。

开列的宋词篇目里,辛弃疾的词居多,也是有原因的。

数年前,教员雄心万丈的要改天换地,可谓是“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但是武汉七二零事件后,他知道这件事已经走不下去了,就像“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赢得仓皇北顾”,但他不甘心,还是要问一句“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

教员前半生功业辉煌,后半生理解的人不多,战友们纷纷离去,正是“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但是那又如何,他坚信自己是正确的,做的是超越古人推陈出新的大事业,所以“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即便“知我者二三子”,他也认为自己对得起国家人民,后人会理解他,就像那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一样。

——《贺新郎·甚矣吾衰矣》。

“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寄托的也是没人理解的心情,随后用“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发问,满脑子想一些蝇头小利的私事,对得起牺牲的两千万烈士吗?

——《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从这些宋词里,可以看出教员晚年的心境——悲凉、不甘、想做最后一搏,所以7月28日重读《念奴娇·登多景楼》痛哭流涕,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他长期情绪压抑的宣泄。

2

正因为教员是这样的心境,所以在生命的最后两年,他尽量做了三件事。

其一是后继者的选择。

1975年,教员已经82岁,他知道自己时间不多了,5月3日最后一次主持政治局会议时,教员谈起吴王孙权的事,并让叶帅当场背诵《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怀》,长叹一声:

“生子当如孙仲谋啊。”

孙权18岁执掌江东,继承父兄遗志,团结了江东的新老同志,巩固了江东的割据地位,和魏蜀成三足鼎立之势。

这里的重点是继承父兄遗志和三足鼎立。

联想到教员的三个世界理论、中美苏三角博弈、对国内身后事的忧虑,可以想见教员对继承者的要求很高,“生子当如孙仲谋”也是发自肺腑的感叹。

但在当时的环境下,他没有太多的选择余地,最终选定了华同志。

其二是号召团结和反分裂。

1975年,教员除了读宋词之外,还常读《晋书》、《北史》、《南史》,尤其是《羊祜传》和《谢安传》,教员很重视。

羊祜是西晋大将,驻防荆州时,和东吴大将陆抗结下深厚的友谊,并且约束部将,不允许随意到东吴境内劫掠,于是在两国边境出现其乐融融的局面,吴人都称羊祜为“羊公。”

谢安就不用说了,在苻坚南征灭晋时,谢安指挥晋军以少胜多,一举挫败强敌。

魏晋南北朝是分裂割据盛行的乱世,教员读这些书,是担心大陆和台湾继续分裂、党内因理论之争出现分裂,以及由此引起的国家分裂。

他希望解放军出现羊祜一样的人物,在海峡西岸团结台湾,希望有谢安一样的人物,在他去世以后,带着国家到中流击水,挫败军事上和理论上的敌人。

在这样的心境下,便有了教员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阴谋诡计。不要搞小圈圈,要和两百多个中央委员团结。

关于党外,教员要求他们和知识分子团结,包括新闻界、科学界、文艺界、教育界等等。

为了团结,他甚至公开给林总的女儿安排工作,以示冰释前嫌。

其三是整顿文艺。

教员认为文艺工作太死板,搞得党内外群众不敢提意见、不敢写文章、不敢写小说、不敢写诗歌,脱离了百花齐放的初衷。

于是他要求放松对文艺工作的管制,命文化部拍摄了京剧和戏曲的彩色纪录片,让上海电影译制厂翻译了《简爱》、《巴黎圣母院》、《魂断蓝桥》、《瑞典女王》等22部西方经典电影。

他自己就带头看了好莱坞女星葛丽泰·嘉宝演的《瑞典女王》。

因为在教员看来,文艺除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在政治方面起码有两个重要作用——人民用文艺监督政府、革命真理越辩越明。

放松文艺管制,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

而另一方面,教员发起了批水浒运动。

1975年8月14日,芦荻问教员如何评价《水浒》、《三国演义》等古典文学作品,教员回答芦荻:“《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知道投降派。”

“《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终究是奴才。”

随即,便发起对《水浒》的讨论。

教员不是反对《水浒》这本文学作品,而是反对《水浒》里的投降政治路线,这两者是有区别的。

他要以批《水浒》为引子,让人民群众知道什么是国内的阶级投降主义,什么是国际的民族投降主义。

百花齐放和批《水浒》,是整顿文艺的正反两面,百花齐放是正面鼓励的,批《水浒》是反面教育的。

归根到底,他希望把投降主义打下去,让人民群众挺着腰杆子做人。

3

教员做的这三件事有用吗?

估计他也不确定。

所以在1976年春节时,他看了一部电影——《难忘的战斗》,当看到解放军进城受到夹道欢迎时,不禁泪流满面。

教员为什么哭,已经没人能窥探他的内心,不过我们可以尝试着分析一下。

解放军进城的年代,可谓是思想理论与实际工作高度统一、组织与人民鱼水情深、军队与地方和衷共济、路线与理想完全一致的年代。

简而言之,举什么旗、做什么事、说什么话、结什么果是一个完整的闭环。

这是真真正正的大一统。

唯有这种高度团结统一的组织,才能战胜日本侵略者、三年击败美国支持的国民政府,从农村走入大城市,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

但是在他放声大哭的年代,由于理论与路线之争、新老之争、公私之争、斗争与妥协之争,这种大一统的局面已经不复存在。

面对这种无奈的局面,再回想曾经充满希望的岁月,怎能不让人感慨悲伤呢?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教员看电影痛哭的原因。

而这也说明他对年前做的三件事,到底有没有用,充满了不确定。

3月3日,他同意印发《毛主席重要指示》的文件,里面有这样两段话:

“有一些人不想前进了,为什么呢?做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好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他们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走资派还在走。”

“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着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

这份文件,可以看做是教员的政治遗嘱,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找出来看一下。

而对于教员来说,他把能做的都做了,只能走一步算一步,尽人事听天命吧。

就像《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里写的:“天意从来高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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