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 | 张忞煜：陷入印度教民族主义话语霸权陷阱，国大党还有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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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12日，印度反对党——中左翼的国民大会党（简称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甘地政治世家继承人拉胡尔·甘地在一场政治集会上宣称少数狭隘的“印度教特性主义者”（Hindutvavadi），即以现任执政党——右翼的印度人民党（简称印人党）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正在统治广大印度教徒（Hindu）。他还称“印度国父”圣雄甘地是印度教徒，而刺杀甘地的戈德塞是印度教特性主义者，试图以此严格区分并营造出两者“势不两立”的叙述。拉胡尔·甘地在后续各地集会中不断重复这一主张，意在号召印度教徒选民支持国大党，改变“少数人绑架多数人”的局面。但是，这个看似新鲜的政治命题恐怕不仅无法起到预期效果，更折射出百年国大党深陷宗教民族主义话语霸权陷阱无法自拔的困境。

印度国大党领导人、尼赫鲁—甘地政治世家继承人拉胡尔·甘地。图源：“世界知识”公众号

一、“新瓶装旧酒”的身份之辩

Hindu是一个伊朗语词，最初指印度河流域，后被用来统称印度河流域及以东地区与当地居民。从11到18世纪，Hindu往往用来泛指生活在南亚次大陆的非穆斯林。16世纪以后，这个称呼开始被婆罗门等高种姓接受。此后，欧洲殖民学术和行政管理体系进一步将大量本不认同Hindu身份的低种姓、贱民、部落民、异端教派信众纳入其中，初步塑造了现代意义上的“印度教徒”概念。与此同时，“印度孟加拉语中长篇小说开创者”般吉姆、“印地语文学之父”帕勒登杜与国大党早期激进派领导人提拉克等当时的印度民族主义者进一步用文学创作和政治实践强化了这种宗教政治身份认同。

相较历史悠久的Hindu，拉胡尔·甘地所提出的Hindutvavadi则是一个新词，由Hindutva（印度教特性）和vadi（某主义者）复合而来。Hindutva是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家萨瓦卡尔在前人对Hindu身份概念建构的基础上提出的抽象概念，用来概括该共同体成员共性。Hindutva后来成为了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代称，奉行这套意识形态的主要有两个全印组织，分别是萨瓦卡尔本人曾领导的老牌印度教右翼组织“印度教大斋会”和由大斋会成员海德格瓦建立的“国民志愿服务团”（RSS）。RSS日后又建立起了一个包括印人党在内的“团家族”组织网络。

事实上，拉胡尔·甘地只是将国大党人老生常谈的对立叙述换上了新词，并未提出创造性主张。早在2018年，国大党领导人、作家沙希·塔鲁尔在其所著的《为什么我是印度教徒？》一书中便批评印度教右翼的“政治印度教”（Political Hinduism）绑架了大多数印度教徒，号召印度教徒团结起来拯救“印度教”。但这不仅未能动摇印度教右翼的感召力，反而遭致低种姓人士反对，他们批评高种姓国大党人为了党派利益裹挟不认同印度教徒身份的底层民众。实际上，印人党信奉Hindutva人尽皆知，但印度选民并没有因此厌弃印人党，很难说拉胡尔·甘地的新词能比塔鲁尔的系统论述更有政治威力。

二、“血海深仇”与兄弟阋墙

戈德塞刺杀甘地对于追随圣雄甘地的国大党人来说无疑是“血海深仇”。但拉胡尔·甘地口中的“印度教特性主义者”和他自己所代表的尼赫鲁—甘地家族的政治理念与实践其实同出一源。创建于1885年的国大党曾是全印民族主义者最重要的活动平台，云集了来自印度各地、主张各异的政治活动家。除圣雄甘地和巴基斯坦国父真纳外，不仅左翼的共产党人曾通过国大党内的国大社会党获得参政平台，甚至大斋会最初也是由国大党领导人马尔维亚发起创立的。

民族独立运动时期，国大党人积极使用印度教元素来凝聚民意，推动政治革命和社会变革。但笃信宗教的圣雄甘地虽主张“世俗主义”，却并非要在印度建立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而是希望建立统一且平等对待各宗教的国家。但无论是穆斯林联盟的真纳，还是大斋会的戈德塞都以各自的方式拒绝了这套政治宗教方案。

1948年，圣雄甘地之死震惊全国。但即便如此，国大党内以时任副总理帕特尔为代表的保守派依然与右翼往来密切，并积极推动尼赫鲁解除对RSS的禁令。日后印人党的早期元老中更不乏因与尼赫鲁—甘地家族产生矛盾而退党的前国大党人。然而，独立后的印度民族主义政治史书写逐渐淡化了国大党内保守派的角色，并将党外的印度教右翼势力视为异端。长期以来，“国大党人等于世俗主义者”的认知深入人心，反而使人们忽视了其与印度教右翼的同源。

三、文字游戏，无助老党复兴

独立后的印度确实是一个没有国教的国家，但却不是一个严格“政教分离”的国家。以安倍德卡尔为代表的“印度宪法之父”们赋予了印度政府，尤其是司法部门干预、改革宗教事务的权力，希望国家能革除印度教等宗教存在的弊端，为印度公民的发展扫除障碍。这在实际上让印度最高法院成为了最高宗教事务权威。但是，与出身贱民种姓、强烈批判印度教的安倍德卡尔不同，多为高种姓印度教徒的其他政治精英，在承认印度教需要改革的同时也坚信印度教本是一种理性、包容的宗教。

20世纪80至90年代，在基层苦心经营多年的印度教右翼逐渐进入政坛主流，而曾被英迪拉·甘地政府强力弹压的司法部门也开始介入政教关系的争论。90年代以来，印度最高法院先后就一系列涉及“印度教特性”概念的案件做出判决。其中，1996年“昆特案”判决不仅反对将印度教特性等同于“狭隘的、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宗教偏执”，更将印度教特性等于“印度化”，为右翼政党在选举中使用这一概念扫清了障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国大党的尴尬处境——曾经的印度第一大党如今在右翼的威势下放弃了自己的“世俗主义”话语牌，转而进入了“印度教徒”身份政治这一印度教右翼掌控的话语阵地。那么，既然印度教特性概念早已获得拥有宗教事务最高权威的印度最高法院背书，已两次在大选中落败、失去了立法和行政权的国大党又如何能凭空撼动印度教右翼长年累月在宗教身份领域建立起来的话语权？

作为百年大党，国大党曾带领印度人民赢得民族独立，培育了许多深远影响了南亚乃至全球历史进程的政治家。如今深陷泥淖中的国大党需要的不是推出一个又一个普通选民难以琢磨的抽象概念，而是脚踏实地深入民众、改革党务、吸纳新鲜血液，提出真正能触及民众内心的政纲与跳出宗教身份之争的新主张。毕竟，昔日政敌萨瓦卡尔提出的抽象概念Hindutva最终也还是在更注重实务的团家族，而非大斋会手下才被发扬光大，成为了今天印度政坛的支配意识形态。

本文转载自“世界知识”微信公众号2022年1月19日文章

原标题为《【世界知识】泥淖中的大象：话语霸权陷阱中的印度国大党》

文章来源于《世界知识》2022年第2期

作者张忞煜，为北京大学东方文学研究中心、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本期编辑：王娇杨 穆祎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