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历史上长期占人类五分之一，缺了这一点，中国会发生怎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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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两三年时间，人口负增长已成定局，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基于人口规模继续增长所形成的乐观预期都将成为缺乏现实支撑的笑话。

房地产行业有一句俗话，短期看金融，中期看土地，长期看人口，这句话适用于任何行业，甚至适用于任何社会——较短时间尺度内，经济要素决定一切，中等时间尺度，宏观规模决定一切，长期时间尺度，基本参数决定一切。

人口问题，是当代人类社会的核心问题，几乎所有文明，所有地域，所有社会，所有经济体，都出现了人口增长迟缓甚至负增长的问题，那些通常被认为“能生”地区，现在也大不如前，比如印度，比如中东，甚至是非洲。

谁能回答这个问题，谁就是当代的哥白尼。

但不要试图立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截至目前，关于这个问题所妄下的任何论断，你都能从世界的其它角落找到相反例子，这足以让任何论断都变得站不住脚，各路江湖术士们急不可耐地借着这个事情去推销他们包治百病的大力丸，这个问题已经被严重滥用了。

局势在恶化，事实如此，你尽可以为现状找到合理化的解释，或者把事情的发展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进行叙述，但请记住，很多事情就像汤加的火山，该发生一定会发生，它不是来跟你讲理，它更不会与你通融。

具体而言，如果说人口绝对数量的减少对于中国的利弊尚在两可之间，那么老龄化呢？如果说经济的疲软尚可承受，那么兵源呢？

这还是相对而言比较小的问题。

更宏大一些，中国人口在人类历史上长期稳定占据人类总量的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中国社会的诸多特征与此直接相关，庞大数量长期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基本属性，如果说人类社会是一种信息结构，那么庞大数量就是中国社会的一项常规参数，缺失了这一点，中国社会就算不会消亡，也必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的速度之快，恐怕远超我们任何人的想象，就在30年前，中国也被认为是极端“能生”以至于必须以暴力手段去节育的。

而现在呢？30年很长吗？

基本因素的改变对整体结构的影响极为深远，且往往不可逆转。举个例子，传统而言，中国人是政治动物，读书做官被视为千古正途，就算没能入仕，我们的言行举止往往让我们在自己能够触及到的范围内，自觉不自觉的尽可能更接近一个官僚，我们日常生活中数不清有多少行为，实际上发源自对官僚的下意识模仿，官本位是我们的基本社会基因，甚至可以说，中国人做啥都像个官，既有科层制带来的因循守旧，又有熟人圈带来的世故圆滑，既有维持现状的保守，又有寻机做大的进取，在中国社会，当我们说一个人“成熟”，“活明白了”，指的其实是这个人的行为接近官僚了。

要知道，在世界上很多地方，说一个人“成熟”，其实特指这个人器官发育成熟了可以进行性行为了，而与为人处世无关，把为人处世纳入“成熟”考量，本就颇有中国特色。

但就是如此官本位的中国人，当他们前往海外成为少数族裔之后，居然就此彻底变为了经济动物，甚至以“不涉足政治”著称，以至于出现了几个华裔政客居然成了一件新鲜事，而这些华裔政客身上，你丝毫看不到中国传统官僚身上的那种气质，他们的言行举止完全是对当地政客的拙劣模仿，甚至出现高华这种奇行种。

这就是社会基本变量的改变对人类造成深刻影响最活生生的例子。

很多事情我之所以主张现在立刻马上就做，就是为了在我们还能够达成一些共识，社会惯性还能够保持存在，体量和规模带给我们的特殊优势还能够继续维持，成本和代价还能够接受的当下，抓紧时间把一些必不可少之事赶紧做完，给文明一个交代，对历史负责。

我们对很多事情习以为常，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用之不觉，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事情就一定是坚如磐石，并且永远如此的。

要知道仅仅在2010年之前，中国还是一个农业社会，2010年，中国非农业人口首次超越农业人口，而眼下，我们已经在讨论农村自然消亡和超大型城市化的问题了。

做大事，要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