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她，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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桥头小学的校舍被排排相叠的瑶族民居环绕着，时常有村民站在自家窗前向校园内张望，还不清楚这群穿着红色冲锋衣的人，将为这片土地带来什么。
从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之一广州出发，客运大巴驶向西北，从城镇开到山野，从国道开进村庄，穿越数十座隧道，沿着山势一圈一圈绕到连南瑶族自治县大坪镇。
4个半小时，270公里，九曲十八弯的山路，隔出两个世界。
这里层层白云重重青山，云雾缭绕在山巅，山上是石头，山外面还是山，除了平整的耕地以外，大多被林木包裹，耕地里主要是一年一季的水稻和稻田鱼。
21年前，冼励勇还没从美术学校校长的位置上退下来，第一次来到这个地方，被一辆人力三轮车拉到简陋的教育局办公室，去谈乡村教育问题，而后，每隔几个月就要来看看。
21年后，他仍旧走在山路上，相熟的村长拉他喝酒，他一边笑骂“再喝酒命都没有了”，另一边避开周围的视线吞下几粒降压药。
冼励勇用手挡住药片
他此行的身份是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划（以下简称“红粉笔”）广东站的志愿者，同行的还有另外7个年轻人，来自各行各业，南腔北调，他们最终的目的地是依山而建的桥头小学，用一周的时间，为那里的184个孩子带去一些新东西。
桥头小学的校舍被排排相叠的瑶族民居环绕着，时常有村民站在自家窗前向校园内张望，还不清楚这群穿着红色冲锋衣的人，将为这片土地带来什么。
第一天授课结束后，复盘的过程比预想的要长一些。
坐在校方提供的临时办公室里，志愿者们的脸上都没有太多笑意，无论是有15年红粉笔志愿经历的老兵冼励勇，还是初出茅庐的新人，都多多少少遭遇了一些困难，生出一些困惑。
项目负责人徐向飞开诚布公地说：“在红粉笔的志愿者中，有一批人会被定性为‘一次性志愿者’ 。评估标准里，最重要的不是积极性，而是课程质量。”
第一堂课，有的志愿者的课程设置遭遇了水土不服，迫切想要传递的新知识被充满新奇感的孩子打乱，一度陷入僵局；有的志愿者反馈与学生的沟通不顺畅，个别孩子很调皮。
复盘会之初，联想起社会上对于“短期支教”的诸多质疑，他们也开始怀疑自己此行的意义。
“影响”，是会议后半段的高频词。
负责趣味英语课的陈佳曾经也是“山里娃”，在她成长中，无数次被大人打上不平等的标签——“你不是城里人”、“补习班是有钱人上的”。直到有一天，短暂停留的支教老师告诉她可以主动为自己争取，去参加竞赛。
“她像一道光一样”，陈佳说。她并不记得当年的支教老师教给自己哪些高阶知识，但三言两语之间她的命运已经被影响了。
体育老师盛德杨（化名）本职工作也是一名教师，过往的实际教学经验让他比其他志愿者更加轻车熟路地适应了这里的教学生活，在到来之初就跟学校里最顽皮的几个学生打成一片。
他引用评论者许子东对作家余华作品的评价，为大家解惑：“只有厄运，没有坏人”。
“生在山里的孩子在文化学习上具有天然的劣势，环境造就人，并不是他们不努力，我们不必去定义他们，也做不成救世主，不妨多一些鼓励和正向的影响。”
桥头小学的校服为东莞某创业学校捐赠
虽然同样也遇到了一些小波折，但冼励勇把歪掉的红帽子摆正，捋了捋花白的头发，显得比年轻人从容一些。平日里总有人拿着关于乡村教育的论文，请他给点意见，他常常是拒绝的，“去做就好了，写那么多又不会中状元，走走弯路也没关系的”。
摸着石头过河的人们，有时会把石头误当作是河，但其实更重要的是前进。
早在10月，陈佳就早早地跟随冼励勇到连南县的村子里打前站。
她发现，村民羞于与外来人对视，陈佳能够感受到躲闪的眼神里有对山外面的向往。双方明明相距咫尺，但感觉非常遥远，对于彼此而言，他们各自所处的环境，都是“另一个世界”。
陈佳
“红粉笔”抵达桥头小学的前一天，正赶上瑶族最隆重的“盘王节”，很多在外打工的瑶家人都会请假回家，“就像汉族过年一样”。
提起父母们的归来，孩子们会不自觉地咧开笑容，被问及父母何时再走时，他们轻轻吐出一句“明天”，眼神很快转向别处。不久之后的期末家长会，可以预见的，又会是老人家们的“聚会”。
家庭教育有限，孩子的眼睛越不过大山，更别提翻过去。
桥头小学有14名专任教师，都是数学、语文等主科专业出身，没有专职的音体美素质教育课程相关的教师，课程的开设均由其他课程老师兼任。老师们的专业限制加之本身的教学压力，素质教育开展起来举步维艰，很难兼顾各不相同的孩子。
“红粉笔”的到来，把趣味教学搬上讲台，让山里的孩子知道海的咸味，为他们补上了缺失的一课。
或许，在物质支援已经得到保障的当下，“上好学”已经替代“有学上”，成为乡村教育的新命题。
陈佳在正式授课前紧急调整了方向。
在她原本的设计中，有“跟哈利波特学英语”，也有美国的游戏学习法，但当她了解到这里的情况后，课件大多被搁置，“我会留到以后的课堂上”。她作为定居深圳的英语教育者，决定在“红粉笔”之后，把战线拉长，“这次我先跟学生建立情感链接，因为没有爱就没有教育”。
陈佳在课堂上落泪
而无法长期相伴的黄淑銮则刻意与学生保持距离，当孩子们将自己家的梨、泡泡糖，甚至咬过的包子等他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送给她时，她小心地拿捏着分寸。
“我不希望孩子们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这样会让他们更失落。”她会在一开始就告诉孩子，大家只能共度7天，会介绍大山外面的世界，但极力避免与当地比较，她希望把选择权交给孩子，只要是他们自己选的，无论是走出去，还是留下来，便都好。
黄淑銮
在她参加的甘肃站“红粉笔”的最后一天，几个女孩挤在办公室门口，黄淑銮想上前说话，女孩们很快散开，她追上去，其中一个女孩一抬头眼泪便落下。
她蹲下来，用怀抱拢住她们，“7天到了，老师就要去做自己的事情，你们也会遇到其他人，每个人的人生阶段都会有不同的人出现，这是正常现象”。
接受离别，是她教给孩子们的最后一课。
一墙之隔的地方，冼励勇在教孩子们唱，“黑黑的天空低垂，亮亮的繁星相随，虫儿飞，虫儿飞，你在思念谁......”他告诉孩子们，以后想念家人、想念老师的时候，就可以唱起这首歌。
教美术的姚亮在自我介绍时隐去了联合国驻华办事处项目官员的头衔，他没想过要被孩子记住，但会保留孩子们的画作，“他们不需要记住我，只要成为自己”。
他让被孤立的残疾孩子第一次获得用画笔表达自我的机会，“你看他在火箭上写了自己的姓，‘李’，他想坐着火箭上天，你说他心中的世界有多大”。
残疾孩子的画作
在他的美术课上，孩子笔下的线条自由，窗外的笔记本上多了几条规整的“1、……2、……3、……”，本校的老师倚在窗台上记录下课堂点滴，他说，“想多学一些，以后你们走了，我们也就会教了”。
在“红粉笔”计划初期，冼励勇曾参加过贵州站的支教活动，10年后回访，他惊讶地发现，老师还是当年的那些老师，不多不少，只是从30多岁变成了40多岁。
乡村学校的长期教师流动性很弱，除了打开孩子的世界，“红粉笔”也希望可以给老师们留下点什么，从2019年开始，雪佛兰和《21世纪经济报道》还增加了乡村教师培训和“启梦之旅”夏令营活动，不仅带给了山村的孩子们新知，还为乡村教师带来了更多教学活力，促进乡村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2006年，是雪佛兰·红粉笔教育计划的元年，他们从丽江出发，迈出了支教第一步，现在足迹已经遍布全国各地，从最初的1所学校到如今的134所学校，一路上“粉笔头”（红粉笔志愿者的昵称）家庭的成员也不断壮大。
那一年，冼励勇成为“粉笔头”中的一员，一个地方，一抹红色，如今已经积攒了一个衣柜的红色队服，他的女儿也参加了两站“红粉笔”支教，他希望再坚持10年，“到时候我的小外孙女也快18岁了，可以参加‘红粉笔’了”。
15年来，冼励勇很少主动打听被支教孩子的后来，偶有喜讯，只遥遥相祝，转身继续向前。
15年匆匆而过，“红粉笔”步履不停，时代激荡万千气象变化中，最弥足珍贵的是长久的坚持，不驻足一时的光辉灿烂，而是在逢沟过沟、逢坎过坎之间，守候未来。
就像志愿者黄淑銮所写的“谁也不知道，种子种下去，能不能生根发芽。对于孩子们而言，老师哪个知识点，甚至哪一句话是种子，只有他们自己知道，只有时间知道。”
走出大山，或许要穿过许多隧道，但不断汇聚的“粉笔头”，让山里的孩子提前看到了隧道尽头的光源，从此风雨兼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