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有海南，北有雄安”，这次调研海南自贸港后，令我甚为感叹

十月下旬，作为中国人民大学货币体系变革跨学科研究平台的首席专家，我带着人民大学的多位老师和博士生们，一起来到了海南进行调研考察。海南自贸港，是习总书记亲自策划和部署的新一轮开放的桥头堡。海南独特的区位优势、自然禀赋与适中的体量，使其成为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与高水平开放的绝佳的实验田。

在海南，我们先后走访了海南省委深改办、海南省政府政研室、中国人民银行海口中心支行、海南绿色金融研究院等多个重要机构，也与海南本地的银行家、企业家进行了交流。建设海南的一线“将士们”可谓冒险与务实精神兼备，与他们深度交谈后，我们深感海南建设和探索之不易，同时也对海南的未来满怀期待。绿色发展与高水平开放是本次海南调研之行的两个主题词。

先说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这个时代的新潮流，也是中美欧三大经济体的领导人较容易达成共识的极少数话题之一。

习总书记十分关心海南生态文明建设，多次表示希望海南为全国生态文明建设当个表率。作为一家立足海口、胸怀全球的独立智库，海南绿金院近年的异军突起，无疑为海南的生态文明建设贡献了新的思想力量和国际化支撑。绿金院围绕“绿色发展，金融创新”这一主题系统布局、深耕细作，发布了多份重磅研究报告，集聚了一帮精通绿色发展、具有顶级教育背景和丰富政策经验的高端人才，快速成长为中国新型智库的标杆。更难能可贵的是，绿金院所有的研究报告都非书斋里的文字游戏，而是可以落地的，面向市场检验的科研成果。他们近期正在开发的绿色发展系列课程和绿色金融评级体系，可以填补相关领域知识空白、实践空白和标准空白，并与欧美同行机构并驾齐驱。

回想起2005-2007年，我曾有幸在欧洲参与了（据说是）中国在海外的第一家智库BICCS的创建与运营，故而深知智库建设之艰辛，也深知其对提升政府的决策水平和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中国智库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仍有提升空间，以海南绿金院为代表的专业型国际化智库的努力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再说说自贸港建设的进展与挑战。

南有海南，北有雄安。作为习总书记亲自定调、亲自策划的大事，海南自贸港改革雄心之大、设计理念之新，都令我们甚为感叹。其作为新时代对外开放的窗口、可持续发展的典范已初具雏形，诸如“6+1+4”等政策构想已经有了较为完整的方案，海南省正紧锣密鼓地为其落地而努力。但另一方面，海南自贸港建设也面临一些现实困难和挑战。

第一，建省三十余年以来，在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冲击下，海南的改革经历了一些挫折，错过了不少机遇；条块式的管理也增加了政策创新和落实的制度成本。海南因为历史原因错过了改革开放后迅速融入全球市场体系的机会，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的转型进程明显滞后于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海南的多数地区到现在依然是一个“大农村”，没有过硬的可贸易品产业发展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目前，海南自贸港的整体规划是发展非金融的高端服务业。但是从全球发展的历史经验来看，从农业社会跨越式发展到后工业化社会，这个过程极其罕见，除非像迪拜那样依靠巨量外来资金堆出一个经济奇迹。海南靠自己的力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依照绿色发展的高要求，实现经济结构升级转型，恐怕难度很大，中央应该大大加大对海南财政和金融支持的力度，才有成功的希望。

第二，海南自贸港的建设也面临着来自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上海自贸区等开放试验区的竞争，并且在资金、人才等方面与后两者存在一定差距。如何在政策设计上扬长避短，开辟出各有特色的发展道路，需要学界、政策界、企业界共同探索，群策群力。

第三，海南自贸港的规划中下了大力气吸引国内外的高端人才来琼，包括极低的个人所得税率、户籍制度改革等内容。其紧迫的现实背景是相比其他改革试验区，海南在本土人才的培养和国外人才的招徕方面远远落后。

虽然面临着诸多挑战，但我对自贸港的未来依然是乐观的。我相信二十大之后，海南的发展将更上层楼。为此，在小组研讨中，我和调研团的师生们为海南接下来的发展提出几点不成熟的构想，供海南的朋友们批评参考。

首先，在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海南可以提前一段时间，先于大陆其他地区对外开放，成为外国人进入中国的唯一通道。随着疫情的改善，美欧等地的国际人员往来渐次恢复，中国何时及如何实现国际人员开放目前尚无定论，有人担心中国会因此而被隔离于全球性的人员交往。入境隔离28天的时间成本和外籍人员极难获得的签证条件，使得国际人员往来大幅缩水。海南岛周围的若干离岛，其中一些建有宾馆和住房，其气候和地理条件最适合作为入境人员的专用隔离区，为国际人员往来的开放提供了缓冲地带。如果我们做好充分的准备，比如完备齐全的医疗设备、足够多的应急物资、经验丰富水平高超的医护团队等，在这些离岛上为入境人员提供较现在便利许多的隔离程序，那么能否考虑海南先于大陆其他地区开放，成为外国人进入大陆的唯一通道呢？当然，这既需要综合权衡其风险、收益和技术条件，也需要中央政府为海南所提供的这一特殊公共产品提供专门的财政支持和政策支持。

其次，可以积极运作各国到海口设立领事馆。目前来说，海南还仅仅只有柬埔寨一国的领事馆，所以积极邀请各国到海口设领事馆，对于提升海南国际化程度、建成自贸港作用重大。

再其次，海南应打造国际人才聚集地，招揽海外人才回流，吸引国际高校在海南设研究生院、实验室等。我的“民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一贯主张：人是财富的源泉，发展是人的能力的提升。海南正在与一批国外优质大学合作设立分校区与研究院，既满足国内学生对国外优质教育的需求，又能够在海南形成高水平学术交流的圈子。海南应解决海外人才，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留学、留在国外的华人华侨，回到海南后一系列的如子女教育、养老社保等生活需要，让其没有后顾之忧。

最后一项思考，则要跳出短期的功利考量，我认为应用心谋划新海南人和新南海文化的建构与塑造工作。海南人口结构比较特殊。中部的山区是黎族，外围沿海地区则以两千多年来从粤闽等地逐渐移民到此的南方汉族，而最近四十年来，又有很多内陆人口尤其是北方汉族来到海南发展或养老。其中不可避免会存在文化、利益乃至身份认同的差异。过去十年来，我多次到海口和三亚等地讲课，与新老海南人两个群体都有不少接触，发现他们之间存在某种文化隔阂。老海南人认为这些北方人如候鸟一般，冬季聚集海南抬高了物价带来拥堵，而夏季则不见踪影。新海南人则看不惯老海南人（尤其是男人）的懒而好赌，让女人包揽养儿育女和下地劳动的各种艰苦工作，而一帮大老爷们聚在榕树底下或者茶店里整天喝“老爸茶”神侃，或者沉迷于各种彩票。

在我看来，这其中存在着很有趣的文化差异与误解。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都是沃野千里，只要不是兵荒马乱的时期，农民靠勤俭节约是可以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的。因此，北方农业文化的传统是勤俭节约，安土重迁。但是在福建、浙南、粤东以及他们所迁来的海南等地，耕地有限但有山海之利，要想靠勤俭耕地过上好日子恐怕难度很大，而成功者往往是靠海上的冒险，比如渔业和下南洋。海南和雷州半岛的居民其实有很大比例是当年下南洋的福建人后裔。他们的文化中，男女之间其实是一种分工，男的负责冒险获取高收益，女的负责生存底线。与之相比，北方农民的思维方式相对保守、缺乏冒险精神和开拓精神。

这两种文化，各有其产生的地理和历史根源，谁也不应该歧视对方。在开放市场经济条件下，也都需要做一定的调整和变革。如果海南政府能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认真对待一下这个问题，就需要搞一个海南本地的特色文化建设工程，把新旧海南人的不同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融合起来，并予以适当的更新和升华，以此来重塑新旧海南人的文化与观念，使之更好地适应海南在全国乃至全球的独特定位。这个工作做得好，就能为海南国际旅游岛和自贸港的建设锦上添花；而如果无视这个工作的必要性，那么文化隔阂与身份认同上的冲突，将会在未来酝酿出很大的问题来。

向海南的一代又一代的建设者们致敬，更祝愿海南自贸区的建设在新时代更上一层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