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英对《鱿鱼游戏》的口诛笔伐 附NYT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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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网飞制作的连续剧《鱿鱼游戏》的全球热映刺激了一些西方舆论。

《纽约时报》最近的一篇文章就提到，《鱿鱼游戏》以“不断的流血场面和角色相互之间夸张的残酷行为”展示了一个“关于资本主义，关于‘自由’，关于个人能动性”的令人不寒而栗的视角，“把生活描绘成虐待狂的彩票游戏、把贫穷描绘成绝望酷刑室”，“让人害怕”。

网飞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异军突起的美国平台型网络视频企业的代表，而《鱿鱼游戏》也是网飞不得不“走出去”、走向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早在新冠疫情暴发之前，美加地区网络视频付费用户的增量就已基本见顶，逼迫着网飞们向世界其他地区进军，这同时带来一个复杂的文化结果：由网飞在世界其他地区制作的连续剧所引发的长视频领域的“全球流量战争”，突破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传统美国本土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并因为网飞的全球化渠道反向影响了美国社会。

一方面，好莱坞作为传统媒介，并不具备平台型互联网企业的条件和优势，不可能以网飞这样大的力度“走出去”；另一方面，好莱坞即便“走出去”，也还是要受到美国本土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相关要求的制约。

而网飞则不然，其自制剧可以相对自由地配合落地地区的本土化策略，尽可能适应落地地区的当地文化，进而拉升付费用户的订阅量。

实际上，网飞与韩流的“合流”，从电影《玉子》《雪国列车》时就已经开始，经过“丧尸”类型的《王国》的成功试水，到“大逃杀”类型的《弥留之国的爱丽丝》则又开拓出了新的空间。

随着网飞本地化策略的成功，网飞文化产品的影响力也不再像好莱坞等统媒介那样，只局限于一个或数个地区，而是通过其全球化渠道迅速向外辐射。

在这个意义上，以往符合好莱坞价值观的文化产品，通过包括网飞在内的各类媒介向其他地区单方面辐射的格局也由此被打破；收编了其他地区价值观的文化产品，也通过网飞的全球化渠道反向冲击着以好莱坞为代表的美国本土主流文化和主流意识形态。

因此，《纽约时报》这些美国传统精英对《鱿鱼游戏》的口诛笔伐，既反映出美国主流价值观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内在不兼容，也反映出美式全球化在当下所遭遇的深刻困境。

一方面美国文娱资本在其军工联合体推动的美式全球化中一再大肆获利，另一方面美式价值观也在美式全球化过程中走向了其自身的二律背反。

“大逃杀”类型并非《鱿鱼游戏》的发明，在不晚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科幻“废土”、蒸汽朋克等题材和类型中就有着广泛的呈现；只是日本在上世纪末经历“失去的三十年”后，高度“内卷”的社会土壤中，才被“提纯”为今天的“大逃杀”类型，并在更为压抑的韩国财阀型社会中“开花结果”。

显然，这是一种脱离传统好莱坞经典叙事的特殊类型。例如在传统好莱坞的一些固定套路中，无论背景和过程揭露了怎样的社会阴暗面，最终总要回归由符合中产阶级想象的白人中青年男性，以个人奋斗解开历史进程中的矛盾冲突并留下“光明的尾巴”作为结局。

而“大逃杀”类型则从头至尾呈现出的都是一个由残酷的自然选择所支配的社会结构，传统资本主义精英所试图构建和吹嘘的橄榄型社会结构、秩序彻底消失。

在《鱿鱼游戏》中，就既没有符合传统资本主义精英想象的“美国队长”“钢铁侠”“蝙蝠侠”“超人”来维持正义，也没有被巧妙地赋予原罪色彩的“小丑”式的无政府主义随机暴力快感的R级释放，最后留下的只是一个纯粹杀戮的暗黑结局。

西方舆论对于《鱿鱼游戏》的争议，确实是美式全球化的内在分裂，但并没有触及资本主义本身的深层结构性危机。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无论如何，不断“走出去”的网飞已经在我国港澳台地区、近邻的日韩及东南亚国家站稳了脚跟，长视频领域的“全球流量战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一个可选项，而是迫在眉睫。

来源：三楼茶水间/孙佳山（作者是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北京市文联2021年度签约评论家）

附：纽约时报：

为什么《鱿鱼游戏》的爆红让我害怕

弗兰克·布鲁尼

在反乌托邦奇幻剧集《鱿鱼游戏》(Squid Game)第二集的开始，无名的反派将数百名因失败而被枪杀的参赛者的尸体装进焚化炉。但其中一具尸体还在抽搐。它的手指从箱盖和箱体之间的缝隙中爬出来。

然后盖子被钉住了。不管怎样，这个人都被火化了。

这还不是九集《鱿鱼游戏》里最令人不安的画面。这部上个月在网飞(Netflix)开始播放的电视剧，显然已经成为这个平台有史以来收视率最高的首播剧。你的生活里有青少年或年轻人吗？问问他们《鱿鱼游戏》的事。他们可能已经看过了。他们很可能很喜欢。这让我很害怕。

作为一部血腥的韩国作品，《鱿鱼游戏》有一些巧妙的点缀和灵感的闪光，然而与其说它是巧妙讲故事的杰作，不如说是一个熟悉公式的血腥翻版，一个极端暴力的《饥饿游戏》(Hunger Games)，其世界观更加黑暗。

故事情节是这样的：一群经济上陷入绝境的韩国人同意被囚禁在一个偏远、怪异的竞技场，参加一个成人版本的儿童游戏，输家将被杀死。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们依然选择继续“玩”下去，因为他们得到承诺，如果获胜，将获得可以改变未来的巨额奖金，况且他们在赛场之外同样过着非人的生活。

事实上，《鱿鱼游戏》中名为《地狱》(Hell)的那一集并不是关于走错一步就得挨枪子儿的比赛，而是关于竞技场之外的生活。它讲的是一个应该很富裕的社会，其中富人和穷人、幸运者和不幸者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落在错误的一边你就完了。

这样的景象能吸引众多观众，尤其是年轻观众，表明了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黯淡视角——关于资本主义，关于“自由”，关于个人能动性——它应该让我们停下脚步。在惊人而恐怖的第一集中，当参赛者开始被成批杀害时，一个身份不明的策划者在音乐声中倒上一杯鸡尾酒，品味面前的屠杀景象，这让人想起在校园枪击事件中成长的一代美国儿童。上帝是个杀手，醉醺醺地躺在他镀金的巢穴里，没有一丝怜悯。

也许《鱿鱼游戏》的观众只是享受它大胆的、卡通色彩的刺激：它的视觉和精神美感就相当于把昆汀·塔伦蒂诺(Quentin Tarantino)最恐怖的片段放进《天线宝宝》(Teletubbies)的某一集里。在慢慢了解谁死了、谁活下来、谁是幕后主使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内在的悬念。我问过我认识的年轻人，他们说：“我目不转睛”、“我被这个疯狂的设定所吸引”、“很少有节目有它这种令人惊叹的元素”。

NETFLIX

然而他们并不排斥不断的流血场面和角色相互之间夸张的残酷行为这一点，说明了现代情感的怪异和令人不安。“我们以极端的方式来娱乐，”一名23岁的学生告诉我，他在两天内看完了《鱿鱼游戏》。

然后，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方式，这个巨大的轰动变成了更大的现象——一种时尚——脱离了它的实际内容。时报的电视评论家迈克·黑尔(Mike Hale)明智地指出《鱿鱼游戏》“具有成为米姆的潜质”。时报还发表了凡妮莎·弗里德曼(Vanessa Friedman)的一篇文章，讲述运动服如何因为《鱿鱼游戏》的选手穿它们（提醒一下，是作为一种囚服）而变成“热点”。时报还发表了一篇由克里斯蒂娜·莫拉莱斯(Christina Morales)撰写的文章，讲述了椪糖(dalgona candy)的历史，它是剧中一场淘汰赛的致命道具。文中有一个链接，是由吉纳维芙·高(Genevieve Ko)撰写的制作方法。

一周半后的万圣节那天，我们一定会被《鱿鱼游戏》的戏服轰炸。《华尔街日报》对此做了评论。

在某种程度上，《鱿鱼游戏》之所以轰动正是因为它的轰动，它的最初爆红引发关注，从而推动进一步的走红，因为人们都想要参与进来，并且好奇心的狡猾触角越来越深入人们的意识，也就吸引了更高的人气。

但它对阶级、贪婪和野蛮的评注太关乎本剧内核，不可能是偶然的。正如迈克所写的那样，这种评注可能是“一种表面的切题，只是为了让无情的杀戮具有合理性”。但它就在那里，不管是不是表面，它都和这场大屠杀并存。成千上万的观众被它们吸引住了。

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许多人（就算不是所有人）来说，这种把生活描绘成虐待狂的彩票游戏、把贫穷描绘成绝望酷刑室的手法能够让人产生共鸣，这意味着它也有价值。它是直击灵魂的一颗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