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电影《英雄》到《图兰朵：魔咒缘起》都是人性向帝国霸权思维的妥协

当年张艺谋拍摄的《英雄》一出场就让人惊掉了下巴，一个干瘪的故事，靠向帝王霸业谄媚的方式叙述着荒诞的进程和结果，虽然每个人中国大陆观众都能明白故事要表达的政治寓意是什么，但反乌托邦的思维还是让人非常倒胃口。

《图兰朵：魔咒缘起》魔改的故事属于同样的弊病，陷于帝国思维的投资人毫不掩饰个人的野心，并把这种野心诉诸于作品之中，人为地制造一个类似于“哥斯拉”的思想怪物横行于电影屏幕。

人类的历史就像一个螺旋上升的台阶，每一个螺旋上下重合时总给人一个错觉，历史似乎有很多相同的表象，仿佛一切都是在重复。实际上，一个人不能在不同的时间里站在同一条河流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时间在流逝，事物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对旧日情怀的留恋。

整个世界都在发展，而我们某些电影投资人和制作者的意识却还停留在街边的说书场里，对说书人渲染的帝国辉煌与英雄的勇猛向往无比，总想通过腰包里的银子兑现自己的梦想，把幻想中的辉煌帝国伟业和英雄事迹发扬光大，而他们最无视的恰恰是人类的尊严和全人类都极力维护的美好品德和行为规范。

当基督教盛行于欧洲大陆时，政治正确的表达方式是尊崇上帝，鄙夷个体人性，因为人生而有罪。黑暗的中世纪充斥着王权和教权的冲突与交锋，每个个体都被视如草芥，不值一提。文艺复兴导致的思想变化是人性意识的觉醒，个人的情感不再被视为罪恶，而是最美好的东西。普契尼的歌剧《图兰朵》正是一出“爱”的赞歌，作品之所以久演不衰就是因为作品对爱的赞美切中了观众内心最为之向往的东西：人性。

《图兰朵：魔咒缘起》叙述的故事显然依托的是帝国霸业，权力的肆虐是故事的骨架，无论掌权者和普通人都是权力的奴仆，被歌颂的只是冷冰冰的权力和滥权的威力，完全是反《图兰朵》的样板。有点像余万春魔改的水浒故事《荡寇志》，是反话正说的标志性作品。

  电影《英雄》则是对中国古代侠义精神的彻底颠覆。中国古代侠义故事故意弱化“吃人饭，替人干”的功利逻辑，代之以匡扶正义，扶危济困的社会公义。侠义之士往往以身献义，不计后果。人们常常因为他们抗击的是强权、霸道而为后人称颂。荆轲、高渐离，张良，一个个刺客都是为了阻止暴秦扩张的脚步，为了家园的安宁，人民的安康。

记得上世纪六七年代，中学课本中曾有一篇越南抗美义士写的《南方来信》，在里面把秦始皇、成吉思汗、拿破仑和希特勒称为“四大恶人”，因为他们是暴政和残暴的化身。其实这种归类是来自西方社会，在欧洲，人们把亚历山大、凯撒、成吉思汗和希特勒并称人类“四大恶人”，因为他们策划的征服行为使生灵涂炭，人类遭受灭顶之灾。

在中国历史上，反抗强暴势力的人物都是世代缅怀的英雄，从屈原、岳飞、文天祥，一直到抗日战争涌现出的千千万万个英烈，他们都是不畏强权和暴力，誓死捍卫社会公义和公众的利益。而那些贪图私利，陷国家和民族危难的恋权者则被世人唾弃，秦桧、汪精卫之流注定永无翻身之日。京剧有一出《洪母骂畴》，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坚持民族大义的洪母坚持不接受洪承畴的“识时务”之举，唱词酣畅淋漓地斥责了背主求荣行为，把忠、奸两类人一一罗列：“无耻狂言天地愤，颠倒忠奸狼子心。说什么奉天承运前朝数尽；说什么择枝而栖你奉了新君；说什么天理难违理应顺，分明是你怕死贪生是个叛逆人。千年来青史名标精谱，有多少中华英烈不二臣：汉苏武持节匈奴十七载；唐李靖抗击突厥胡汗亲；宋岳飞精忠报国留英名；文天祥《正气歌》浩气长存。我大明忠良臣世代不尽，开国公常玉春；保京都的于兵部；御倭寇的戚继光；袁崇焕、李如松、邓子龙；你的爹爹洪宗岱，抗敌碧血洒征程，英烈忠魂震乾坤。到如今郑成功兴师厦门，驱胡臣操兵将虎跃龙吞。天道无情且休论，人心不死浩气存。谁似你屈膝投降天良丧尽，不忠不孝、无情无义、无国无家、无父无母、无妻无子、无众无亲、卖国求荣、利欲熏心、认贼作父的无耻人！”

不能否认秦始皇、成吉思汗、凯撒和拿破仑都是历史上的风云人物，在人类发展史都发挥了作用，但那是政治，他们都是历史上的权力争斗的获利者，而他们在政治上建功立业恰恰牺牲的是百姓的财产与生命，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就是这个道理。暴力不用赞美依然能保持持续不衰的威力，暴力和战争伴随的都是破坏和毁灭，而不屈的人们则更愿意歌颂生命，歌颂爱，歌颂人间最美好的东西，因为这能给人带来最宝贵的东西，那就是——希望，尤其是在人类社会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希望，能够让处于困顿的人们坚持活下去。

让历史回归历史，政治回归政治，就像《魔戒》故事中的哈比人，他们更愿意远离中土世界权力的争斗，安心享受平静的生活。但是，一旦到了维护人类生存的大是大非面前，渺小的哈比人也能挺身而出，冒险前行，他们的表现才是最值得歌颂的。

当下《长津湖》的热映实际反映出观众的心态，他们喜欢看抗击强敌和恶劣环境是英雄，面对比自己装备良好，优势明显的敌人，志愿军战士从容应对，不惜牺牲生命的壮举感动着观众，虽然电影并没有把更多真实的情形表现出来，没有把更艰难的情况交代出来，但仅仅故事中表现出来的这部分就已经吸引了观众，并产生了强烈的移情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