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册子政权的互联网治理（下）

小册子政权对互联网时代良好的适应性，是小册子和互联网在传播结构上的相似性导致的，但相似毕竟不是相同，小册子只是在互联网时代实现了止损，远谈不上成功，因为小册子政权并不是真正的互联网政权。

以时效性为例，小册子没有时效性，互联网的时效性依然存在，它只是被忽略了，并不是不存在，这两者是有区别的，类似的差异还有很多，这无数差异累积之后，会让小册子政权和互联网政权的政治组织形式有云泥之别，届时两者之间的相似性将变得无足轻重。

目前东亚最大的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问题上表现出了一种极其不明智，甚至可以说极其疯狂的倾向性——由于感受到了互联网时代自身政治合法性的止损，而产生了企图“引导社会价值观”的意愿，这是一种认不清自己几斤几两的危险举动，其疯狂程度仅次于美国以电视机时代的玩法摆弄互联网，招致严重后果是大概率事件。

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观感的改善，除了自身在此前时代被忽略的优点被重新发现外，主要是源于主要政治竞争对手的观感同步衰落造成的，互联网解构了一切神圣性，这导致此前时代越成功的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越丑陋，那些此前时代很成功的政权从楼顶摔进了泥坑，他们惊慌失措，挣扎着不让自己的漂亮衣裳沾上泥巴，而早就习惯了泥坑生活的小册子从冒泡的泥浆里探出头来“来啦？几位。”

这是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良好观感的根本原因，是一种在低合法性环境下游刃有余的适应性，并不是小册子政权在互联网时代自动变的伟光正了，小册子在泥坑里待久了以至于对泥坑都习惯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十足的悲哀，因为人不应该待在泥坑里。

永远不要轻视观感，生产力越发展，物质成本越走低，观感成本所占比重越高，宣发成本高于生产成本属于常态，低合法性政权习惯了高成本运行并不代表高成本运行是好事，高合法性政权做事情是不需要向社会解释的，雷霆雨露俱为天恩是高合法性政权的行事特点。请问小罗斯福推出蓝鹰计划需要向产业界解释吗？需要为了蓝鹰计划付出社会控制成本吗？请问鲜花战争中的德军在欢呼和亲吻中进驻维也纳时需要维持治安或者发放物资吗？美国用炸弹传播民主绝不是一个笑话，宁可死在美国人炸弹下做一个民主鬼的时代过去了也才十年不到，我们这一代人都是经历过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是可耻的。

什么是高合法性政权？我炸你都让你心甘情愿。

这还是可见的物质成本，宝贵的无形资产又要如何计算？

为什么小册子政权以银弹开路？因为除了钱之外，它没有任何说服别人的办法，它没有任何无形的政治筹码，它没有任何政权结构之外的政治感召力，只有花钱才能办事，惠就是这么来的。

不要以为这种事情是现在才有的，“收听敌台”这个罪名在60年代就有了，如果真对自己充满信心的话，为什么那么害怕邓丽君唱歌呢？为什么吃了两颗南洋华侨带来的玻璃纸装的水果糖会作为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被批判呢？你否定娱乐是一项基本人权，人们就会拿你做娱乐对象。

目前还没有任何真正的互联网政权，互联网对于大多数国家而言首先是一种变数，然后才是一种负担，远远谈不上是一种资源，川普摸到了一些窍门，基于信息结块实现政治共识的自组织，俄罗斯则是找到了以解构而非建构获取政治优势的路径，意大利五星运动党倒很像是真正围绕互联网构建的政治力量，但它要如何与意大利现有政治框架互动还有待观察，其他国家要么摔进泥坑奋力挣扎，要么假装自己没有摔进泥坑，要么在泥坑里待惯了。

小册子政权与互联网的亲和源于被动，由于此前被报纸、无线电、电视机三个时代轮番毒打，导致建完墙就不做太多干涉了，互联网对于当代人类而言其未知部分远多于已知，人在面临未知时表现出的无能总是惊人的，消极的无能在互联网时代不是一件坏事，特别是当其他人表现出积极的无能时，做的最少就是错的最少。

但是企图在互联网这么一个大解构时代去“引导价值观”显然就是另一回事了，在教权衰亡的时代企图重塑教权，在异端丛生的时代企图消灭异端，在神圣腐朽的时代企图构建神圣，寻死之途，莫快于此。

互联网时代，趣缘是第一缘，企图“引导价值观”的行为天然便是与趣缘作对，不仅注定毫无意义，非常容易导致原本碎片化的互联网群体基于趣缘的一致性而形成针对自己的组织性力量，想想看蔡徐坤发律师函之后发生了什么就清楚了。

印刷机出现后统一思想就已经死亡，无线电时代复辟，电视机时代再度瓦解，互联网填上了最后一铲土。在异端丛生的时代企图统一思想，结果就是原本互有分歧的异端联合起来对付你，和联合起来的异端对抗，赢也是输，输更是输，教团戒律应该局限于教团内部，不应扩大化，不应逼人苦修，斋戒是自修自证而非普渡众生，把戒律无休止扩大化到一切社会事务上是一种泛清真化，泛清真化除了激起众怒外，就是让清真本身失去意义。

互联网是一个无序时代，无序时代谋求局部有序是可能的，谋求全局有序则是疯狂的，用力越猛反噬越凶，以美国之力尚且皮崩肉烂，自己才吃几碗饭，心里务必要有点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