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宿命……

中国的知识分子，从诞生起，就几乎没有做为一个独立的阶层存在过。

殷商时代，识文断字的人，主要是做为部落贵族们与上天沟通的代言，即“巫史”，在龟甲兽骨上刻上只有他们自己才能看明白的记事符号，用特有的固定的程式灸烧，用灸烧的裂纹，来判断形势的咎与休，团体的行与止，那些记事的符号，也成为汉字的最初来源……

周替天行道灭殷，殷商破产失业的“巫史”们也转了型，开始运用识文断字的专业技能，替周贵族们打理家事，即职业管家，美名曰“宰”、“相”、“臣”。在家国一体的中国宗法政治环境下，随着后来君主决策权和政府执行权分离，“宰”、“相”才逐渐由家臣演变为政府首脑的公职……

周创制的贵族社会以“同心圆、大小宗”的结构形式，层层递减下移，周天子既是天下共主，又是家长族长，公、侯、伯、子、男各级贵族既是周天子和顶头上级贵族的臣，在自己一亩三分子的土围子里，又是说一不二的君主，例如周公、召公、郑公就既是鲁国、燕国、郑国的君主，又是周王中央政权的卿士，在这样的社会和权力结构里，所谓“知识分子”是少有用武之地的，顶多给公、卿、大夫们做做打杂的助手角色。

孔子大概自视甚高，一辈子怀着对礼坏乐崩的痛心疾首，周游列国，企图用自己的理念和知识改造社会，并借机改变自己的窘困命运，奈何落花有意流水无情，老贵族们根本不屑理会文人的穷酸，他们看待孔老二的眼神余光，大概不异于后世的无聊闲人们之看待孔乙己，在这种环境下，读书人顶多被信陵、春申、平原、孟尝等公子们豢养为门客，为自己博取“养士”的清名而已，没太当回事儿的，于公子们而言，多双筷子的事儿，沒啥成本，偶尔能遇上如冯谖者，真能办个一半件事的，就是赚头儿……

周家天下衰落，群雄并起逐鹿，在实力为王的丛林法则下，长期养尊处优的老贵族们昏聩腐朽，已不堪大用，各路诸侯想成就大业，职业经理人员从哪儿来？只能从贵族圈外的民间社会找，读书人的春天终于被叫醒了！民间出现了以读书人为主的“士”阶层。

许倬云曾做过一个研究，对史书上出现过名字的政治人物，春秋时期的516人和战国时期的713人进行统计，研究结果是，出身平民的政治人物占比，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很明显，这是几千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变局，分权的封建制逐步向集权的郡县制转化，贵族社会逐步向平民社会转化。

那个时候，但凡读过几天书或有一技之长的，都怀着“学得屠龙术，货与帝王家”的雄心壮志，跃跃欲试，有“引车卖浆、鸡鸣狗盗”的游士，有“花人钱财、替人消灾”的死士，如聂政、荆轲、秦舞阳者，当然，更多的还是那些心怀天下、挥斥方遒的真名士，英雄不问出处，中国平民社会在被贵族社会压制了两千多年之后，突然进入了群星燦烂的爆发期，焕发出无限的创造力，苏秦、张仪、商鞅、李悝、吴起、范雎、蔡泽、李斯、韩非、乐毅、蒙恬、韩信、张良、陈平、萧何、樊哙……，这些起于草泽的平民，纷纷凭藉自己的才智、能力和功业，成为一代“布衣卿相”，刘邦更是在短短的二十来年里，由一个股级的小亭长成为中国第一个布衣皇帝，中国社会的范式和中华文明的格局，在这一时期被基本奠定。刘邦的在中国历史上创造的功业，后世也只有朱元璋和毛-泽-东差可比拟。

然而好景未长，老贵族们被打倒，崛起于江湖的平民胜利者们，在“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的熏陶之下，很快成为钟鸣鼎食的新贵族，他们所赖以成功的知识，成了他们贵族化的工具，皇帝治国理政需要读书人的知识，知识成为读书人维持自身社会和政治地位的垄断专利，知识阶层与政治与利益联姻，并通过“五经博士”、“征辟贤良”、“九品中正”等制度安排，由学阀而门阀，由垄断知识而垄断政权，成为中古中国知识阶层与政治权力合谋的利益固化机制，汉、魏、晋、南北朝莫不然，至东晋南渡，门阀竟可与皇权平起平坐，或者说皇权要靠门阀方可维持，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所以曹操在汉末乱局中提出“唯才是举”而非“唯出身是举”的理念，被时人视为冒天下之大不韪……

直至隋唐，科举制实行，又重新打开了平民的上升通道，社会流动性逐步增强，贵族社会才渐渐从中国社会隐去，平民社会逐渐在中国社会确立，“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读书做官成了中国读书人的生存信条，“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了唐、宋、明、清全体读书人的绯红的梦。

宋时，甚至君权、相权有了相对明确的分工，“王与马，共天下”的贵族共治模式，渐进为皇帝“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局面。印刷普及，私学兴起，知识分子即使在野，也可以凭藉学术为自身建立起巨大的名望和社会影响力，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有了独立意识的自觉，他们第一次意识到，自己不再是只能委身政治做权力的附庸，而可以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独立存在价值；在朝的“士大夫”们，也不再只是把自己当成技术官僚，而且深怀着“修齐治平”的历史使命感和“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道德使命感，准备大干一番，推动天下大同，实现孔圣理想。在朝野的共同推动和影响下，城市从封闭走向开放，土地自由买卖，人员自由迁徙，契约经济成熟，选举制度完备，社会救助事业初创，商业繁荣，流通顺畅，金融发达，中国的近世社会形态仿佛已经遥遥在望……

然而造化弄人，历史总是跟现实开玩笑，蒙古南下，用顾炎武的话说，不只亡国，简直是亡天下，蒙元把汉下当下等人看，科举废了九十多年，中华读书人的聪明才智无从发挥，都用到写戏、填词、谱曲这些闲事儿上了，造成了可与唐诗宋词汉朝文章列鼎而峙的“元曲”的畸形繁荣……

明、清虽政治上形同水火，但文化上却很一致，那就是从蒙元学来的专制，政治专制，文化也专制，科举虽然还在，但宋朝开创的君相分权共治的局面不复存在，读书人只是工具，进士及第，中了状元，也不过在内阁或军机处给皇上当秘书，起草讲话、批语，风雅点儿的事，无非如严嵩，替嘉靖爷代写给老天爷的“青词”，伴君如虎，圣心难测，轻则痛斥一顿，重的，罗织文字狱，命都难保，读书人再不敢有家国天下的情怀，纷纷躲进象牙塔，钻入故纸堆，造成了清朝乾、嘉年间的学术大繁荣，加之康、雍、乾爷儿仨干了一百三十多年，经济社会稳定，中国读书人也认为自己遇上了千年不遇的盛世……

但英国为代表的西方开启的工业化、全球化打碎了上国天朝和读书人的自恋和迷梦，道、咸、同、光年间的一场场战争失利，让中华老大帝国彻底显形，读书人发现，圣贤文章解决不了国与族的生存问题，曾、左、李、张们开始睁眼向洋看世界，由词章之学转向经世致用之学，开展洋务运动，实施赶超战略，一直影响到孙、蒋、毛、邓……希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重回世界舞台中央。

在此过程中，群己权界的体用之争一直贯穿始终，在启蒙与救亡的两难之间，生存高于一切，救亡压倒了启蒙，中国最终选择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道路，国家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再大也是小事，渐渐成为政党、政府、读书人和普通国民的集体意识……

在这一救亡和赶超的过程中，以谁为体，以谁为用，一直争执不下，以庚款留学生为主倡导的自.由.主.义在1949年前也曾昙花一现过，但最终还是被救亡的实用理性的洪流冲走，1949年之后，历经思想改造、反.右、社教以至文化上的大-革-命，读书人或者叫知识分子，都必须服从服务于国家大局，工具理性替代了履行社会良心公共职能的浪漫理想，甚而至于被批“知识越多越反动”，被褫夺了2000年的“士大夫”精英身份，与剥削阶级一起列为贱民……

胡适、钱穆、傅斯年、张君劢、李济、雷震、殷海光、徐复观等人浮海南渡了，陈寅恪、金岳霖、梁漱溟、冯友兰、汤用彤、罗隆基、张东荪、潘光旦、王芸生等留下来的人，要么不说话了，要么转变说话方式了，巴、茅、郭、老、曹都是积极转变说话方式的，也有顽固自说自话的，如胡风及其周围的小兄弟们，都为自己的说话权付出了代价，在“不听话就不给饭吃”的威压下，个个都身被“精神奴役的创伤”。

还有一拨，就是由张良、陈平、叔孙通、娄敬、郭嘉、许攸、诸葛亮们开创的“策士型、侍从型”“典型性中国知识分子”，代代流传，延绵不绝，上世纪上半叶的代表，陈布雷、秦孝仪们跟从蒋.介.石，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周扬、邓立群们跟从毛-泽-东……

文革之后，百废待兴，用人之际，有一位老人说“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也是社会主义的劳动者”，知识分子才算又有了正常身份。新时代里，知识分子又有分化，投身实业也成了正途出身，对社会转型、重组、进步也影响至巨，号为“知本家”，任正非、柳传志、张瑞敏、董明珠、马云、马化腾、雷军们是也……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士不可不弘毅”，中国读书人从来以入世精神建名山功业，来做为自身的生存价值，而少以纯精神、独立批判、履行公共职能、做社会的啄木鸟做为自身的存在状态，但所谓“出山没有在山清”，既入了世，清与浊，利与义，进与退，荣与辱，哪就能分得清、把得稳？其与社会、与权力的关系如何摆，也需要不断调适。

周氏三兄弟大概可以代表中国知识分子的三个方向类型，大哥鲁迅应该算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代表，属于社会良心、“拼命硬干”的人，但正如他自问的“娜拉走后怎样”？我们会问一句“鲁迅活着怎样？”；三弟周建人属于“业务技术干部”，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钻研一生，也是正途；二哥周作人，比较复杂，才华横溢，可算是“文人领袖”，又想做闲云野鹤，保持令名清誉，又不甘寂寞，想维持巨大影响力，于是跟权力就若即若离，不清不楚，甘做附庸，而要命的是这权力又是外族入侵的权力，附庸内权，顶多算宫斗政争，附庸外权，那就是“失足”，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呀！

周氏三兄弟的故事，大概能够简单涵括中国知识分子的演进成长史吧？借用某部书里的话，这故事犹如“一部华丽而晦暗，沉溺乃至消沉的美学文本，掀开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伤剧幕”，“作为现代中国一个无法愈合的创伤性事件，周作人的变节，同时是现代文化自身分裂出的一种结果和一个危险回应，历史的伤口，在一次次凝视中撕裂，现出它的残暴抑或妖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