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日本起源及对中国文化的灾难性影响

在现代汉语中，“文明”、“文化”是两个非常混乱的概念。较之于传统的文言文时期，现代最大的问题是“文明”、“文化”标准和内涵的降级和贬值，即庸俗化、低俗化。也正是这种庸俗化、低俗化，造成了“文明”、“文化”的概念混乱，进而导致对当今世界格局产生错误的认知和判断。

“文化是个框，什么都可往里装”，这是学者对当下文化概念混乱的慨叹。在现代“文化”已经失去了标准，失去了底线，什么行为、什么行当、什么手艺，什么习俗，都可以冠之以文化。唱戏的、说相声的、杂耍的，在文言文时代被归之于“下九流”，与文化无关，但是在现代却一跃成为“文化”，而且是文化之明星。

文明的低俗化、庸俗化表现在国际上就是，任何国家和地区的风土人情，不问是非善恶，都统统称之为“文明”。在文言文时期，中国是不会将“文明”二字轻许给中国之外的地区的，因为那里往往是蛮夷之地，是缺乏文明的。

文明、文化的贬值和低俗化，有点类似于“同志”这个词。“同志”与“同道”近义，“志”就是“志于道”，本来是个很高雅、小众的词。在宋朝那些知名的理学家、大儒，相互之间常用“同志”相称。辛亥革命之后，革命家之间也互称“同志”。解放后，“同志”一词，开始从革命团体向整个社会普及，任何人都可以称之为“同志”，不管他有没有“志”，也不管他的“志”是否真的与自己相同。

正如“同志”的本意是共同立志求道、行道的人，是有这个很高的标准，很高尚的内涵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被称作“同志”，“文明”、“文化”也是有很高的标准，不是什么国家、什么社会都有资格被称为“文明”，不是什么职业、什么习俗被可被称之为文化。

在文言文时代，判断一个地区的风俗是否可称之为“文明”的标准，判断一种职业、行当是否可称之为文化的标准，是非常明确的，两者也是一致的。这个标准就是“义”，义利之辨的“义”。一地之风俗、一种行业，如果是讲“义”的、重义轻利的，那么就可以称之为“文明”、“文化”；相反，如果不讲“义”，重利而轻义，就不能称之为“文明”、“文化”，而只能称之为“蛮夷”、“小人”。

从内涵上来说，中文的白话文和文言文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文字，较之于文言文，白话文更象是一种内涵不同的外文。中文和外文之间的转换叫“翻译”，文言文和白话文之间的转换也叫“翻译”，这是非常正确的。正如中文与外文之间的差异，不仅仅在语法技术上，更主要的是在词汇的实质内涵上，中文的白话文和文言文之间的差异，也并非仅在语法技术上，而更在词汇的内涵上。

以“文明”、“文化”为例，在文言文语境中与在白话文语境中，其内涵是不同的。

在文言文语境中，“文明”、“文化”的重心都在“文”。“文”就是“文以载道”之“文”，是承载“道”的工具，因此“文明”、“文化”实质就是“道明”、“道化”。“道”与“义”、“理（礼）”、“义理”、“道义”是同义的。而“道”又是本于人心的，是人心的基本属性，也是人心的思考结果，最终也是以这些思考结果为指导的外在行为的特征。

宋明理学将“理”与“心”的关系归结为：“心即理”、“性即理”，将“心”与“理”直接等同。因此，进一步可以说，“文明”、“文化”和核心在“心”，就是“心明”、“心化”。

《大学》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中“正心”处于承上启下的中枢地位：既是前四条内在心性修炼过程的终结，又是外在事功过程的开始。“正心”就是认识和保持自己的本心本性，在做事时要遵循自己本然心性，这样你的判断和选择就是符合“义”的、符合“道”的，就是合“理”的。“正心”就是“文明”、“文化”。

因此，在文言文时代，“文明”、“文化”的内涵和标准是非常明确的，也是唯一的，概括起来就是“道义”和“心性”。

但是，在白话文语境中，“文明”、“文化”的内涵与文言文绝然不同。白话文的“文明”、“文化”抛弃了文言文语境中的内涵和标准，抛弃了道义和心性的标准。一旦不再讲“义”，不再讲“心”，“文明”、“文化”的标准便大大降低，甚至变得没有标准，没有门槛了。任何没有道义的逐利、逐物的风俗和行为，都可以堂而皇之地给自己扣上“文明”、“文化”的高帽。中国之内，不再有“君子”、“小人”之分，所有的人都成为实质上的小人；世界之内，不再有“文明”和“蛮夷”之别，所有的国家都成为实质上的蛮夷。

文明的凋零，君子的隐退，是与白话文的出现同步发生的。而白话文则是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部分，是从日本引入的。明治之后，日本奉行“脱亚入欧”，实质是“脱中入欧”，进行全盘西化。甲午惨败之后，中国开始以日本为模板，也开始搞西化。只是日本的西化是“一手”的，中国的西化是以日本为中介的“二手”的。

甭管一手、二手，反正中国开始抛弃了此前“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初心，而开始仰慕原本被视作蛮夷的西方风俗了。

尽管此前日本已经受到中国文化1000多年的影响，但是对中国文化，日本并没有学好、学透，因此，依然属于蛮夷之列。中国之所以无法做到“一手”地西化，因为作为文明之邦，中国实在无法直接向蛮夷屈身。自古就有“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日本之所以可以进行直接的“一手”的西化，因为他们自身本来就是没有“文化”的蛮夷，以蛮夷学蛮夷，自然没有太多顾虑。

中国之所以能够在日本的感染下进行“二手”的西化，原因在于，日本的确因受到中国文化1000多年的影响，而拥有了“文化”的外表。或许，向有“文化”外衣的日本学习，比直接向纯粹蛮夷的西方学习，更能让中国心理上好受一些。

更重要的是，日语就是在中文的影响产生的，拥有中文的基础和影子。明治时期的日本学者，正是拥有着中文基础的日语对大量的西方文献进行了翻译，这为中国人学习这些文献提供了语言上的捷径。

新文化运动中，之所以要急迫地从日本引入白话文，很现实的一个动力就是，为引入日本人所翻译的西方经典提供方便。因为，这就导致白话文中，尤其是在学术文献中，来自自语的中文词汇占比高达60%以上。“文明”、“文化”这两个词就包括其中。

由于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流于皮毛，当时的基本态度又是“脱中入欧”，因此当时日本人的翻译，对待西文和中文就是不平等的，而是以西文为主导，让中文（日语中的）屈从于西文。因此，更准确地说，这个过程不能叫“翻译”，而只能叫“强奸”，用西文强奸中文。把西文的内涵，强行注入中文。经过这么以翻译，中文的内涵被改变了，徒有中文之表，其内涵成为西文的了。

随着白话文的兴起，这些大量的被强奸的中文词汇便从日本流入中国，成为白话文的核心词汇。因为，白话文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被强奸的语言，被强行注入西方内涵的语言。只是这个强奸过程不是发生在中国，而是发生在日本。

中国的文字，其根本目的是“文以载道”，是传达和承载道义的工具，是一种道义文字。在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之所以对西方以蛮夷视之，根源就在西方风俗不讲道义和心性，重利而轻义，轻心而重物。当白话文被强行西化后，使得其根本属性发生变化，变得蛮夷化了，也向西方一样，不讲道义和心性了，而只讲利了。

Civilization的词根是 civil，意思是市民的、城市的，Civilization的原始意是城市化的生活方式。Culture的词根是Cult，意思是耕种、农业，Culture的原始意是农业化的生产方式。无论Civilization所指的城市化，还是Culture所指的农业化，都是生产生活方式的改变，都是风俗的改变，而是这种新的习俗以利而主导的，而非义。用“文明”、“文化”本身标准而言，两者都是属于蛮夷之列、小人之列。

明治时期的日本人将Civilization、Culture与中文“文明”、“文化”对译，显然是错误的，是“义利”不分、“心物”不分的。这样就导致了两个后果，一个是对西方风俗的拔高，把本来属于蛮夷的西方风俗拔高成“文明”、“文化”。另一个后果是对中国文化的贬低，将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并列，甚至是还落后与西方的劣等品。

更准确的翻译是，Civilization、Culture对应于中文的“风俗”、“习俗”，西方文明、文化并非文明、文化，而只是西方风俗、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