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兽悲鸣：德国克虏伯陷入危机

哪一位军事发烧友不曾听闻克虏伯的威名呢？

这个肇始于1811年，从钢铁业起家的老牌工业集团，是“巴黎大炮”、古斯塔夫列车炮和“虎”式坦克等军事神话的缔造者，由它淬炼的火炮，曾经远销东洋，成为中国军队手中最精良的武备。

然而，曾经的钢铁巨兽正在成为欧洲病夫。自2024年底起，克虏伯集团已接连宣布多轮裁员。2025年5月，一项更加激进的解体计划浮出水面——集团将剥离持续亏损的钢铁等业务，意图“瘦身自救”。

克虏伯，究竟怎么了？

 01“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克虏伯集团，堪称中国蹒跚走向现代化路上的一位“钢铁老友”。

自19世纪70年代始，在“百年不见之大变局”的迷惘中，晚清政府开始向西洋诸国寻求自强之道，蒸汽机、铁甲船等西式工业制品大量涌入中国。

作为早期“万国购”的实践者，清廷洋务派在各国军械质量上自有评判。

经典影视剧《走向共和》中有一桥段：时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解水师军费之困，计划向各国银行贷款。四大洋行中，唯法国东方银行与德国德华银行条件最优。幕僚建议分向法德借款以维持制衡，李鸿章却力排众议，全数借自德国。原因无他——他曾允诺将与借款国进行军火贸易，而在他眼中，“法国造的军舰不行，德国行！”

这一略带“辱法”气息的台词，并非文学性的夸大。

洋务运动肇始，清廷确曾如“集邮”般向英、法、德诸国采购军备。然而，1871年普法战场上，普鲁士军队摧枯拉朽般碾过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景象，给隔岸观火的洋务派们带来了极深的心理震撼。

普法战争时期的历史影像

时任直隶总督李鸿章曾在奏折中感慨：“德国克虏伯后门钢炮击败法兵，尤为驰名”。

李鸿章像

实业家郑观应也说，“西人构战，专用火攻，其器固以钢炮为良，更以德国克鹿卜炮为最。缘钢产莫佳于德国，而克鹿卜之制炼尤精。以故名噪诸邦，六大洲皆叹为不如，争相购买”。

关于德意志第二帝国的讽刺画

在第一代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眼中，西洋的军事优越性来自火炮，而火炮中性能最卓越者，便是德国的克虏伯炮。

渴求富国强兵的裱糊匠们，仿佛在惊涛骇浪中抓住了救命的浮草。

以克虏伯为代表的德国军火商从先前的配角，一跃而成为集清廷洋务派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新贵，战舰、火炮、枪械等德式军火和德国顾问开始源源不断地涌入中国，甚至直到数十年后的北洋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装备德式军械，乃至由德国教官训练的“德械军”始终是中央军中“精英”的代名词。

北洋水师主力定远舰

研究统计显示，仅1881至1888年间，北洋陆军便购入各型克虏伯炮近700门。北洋海军“定远”、“镇远”、“致远”等主力舰的主炮亦均为克虏伯制造。甲午、庚子两次灾难性军事溃败后，清廷在废墟上重建的新军也几乎全部采用克虏伯炮。

数字援引自《南开学报》所刊“德国克虏伯与晚清军事的近代化”一文

若将统计时间延伸至辛亥革命前夕，北洋系、淮军及各省督抚直接从德国购置的克虏伯炮总数约达4000门；而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等兵工厂的仿制品亦数不胜数。

为了让中国的炮手们能够熟稔操作克虏伯火炮，江南制造局下辖的翻译馆大量译介克虏伯炮学书籍，包括《克虏伯炮图说》、《克虏伯炮表》、《克虏伯炮单造表》等，填补了中国军事教育的空白。

江南制造局翻译馆

晚清与克虏伯之间的合作不仅限于军火贸易，也延伸到“技术转移”。

1910年，清廷陆军部通过洋行与克虏伯厂洽谈建立办厂事宜，计划合资建立一座中国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兵工厂。双方洽谈颇为顺利，克虏伯已计划派遣工程师来中国实地考察，戏剧性的是，短短数月后，清廷在辛亥革命中草草逊位，这座合资工厂也就胎死腹中。

尽管有此缺憾，但仍可以说，克虏伯炮是中国军事现代化路上的引路人。

 02 巨人的落寞

时过境迁，克虏伯，这位牵引中国军事工业蹒跚起步的“钢铁导师”，如今却在解体的悬崖边摇摇欲坠。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部分德国人眼中，为其敲响丧钟的，恰恰是它昔日哺育的“学生”。

近日，欧洲议会议员、德国执政党基民盟成员丹尼斯·拉德特克（Dennis Radtke）在接受“Stern”杂志采访时说道，我们必须对克虏伯的危机采取行动，否则，对中国的依赖只会越陷越深。

拉德特克所指的“危机”，正是克虏伯集团近年来筹划的一系列裁员重组行动。

需要指出的是，今日的“克虏伯”全称为“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由原克虏伯集团和其竞争对手蒂森集团在1999年合并而成，下辖钢铁、汽车零部件、电梯、材料服务、工业解决方案和海军系统等六大业务板块。

这一轮裁员，瞄准的是蒂森克虏伯历史渊源最为悠久的部门：钢铁。

克虏伯钢厂

蒂森克虏伯钢铁部门（TKSE），盘踞在德国工业心脏——鲁尔区。它不仅是克虏伯的“祖宗基业”，更是德国钢铁工业的摇篮。

 时至今日，这座矗立近两百年的“工业活化石”，仍是德国钢铁的大本营，2024年，2024年德国全国钢铁产量约3720万吨，仅蒂森-克虏伯钢铁部门一家，就独占近三成（29.5%）的江山。

克虏伯钢铁的一个趔趄，足以引起德国工业界的地震。

这场地震始于2024年8月29日，由于同集团高层就发展规划发生严重冲突，蒂森克虏伯钢铁部门（TKSE）领导层集体愤然辞职——这已经是2018年以来TKSE第二次发生领导层集体请辞事件。

冲突的核心点在于，长久以来，处于严重亏损状态的蒂森-克虏伯钢铁部门都需要集团总部的输血维持生存，然而，集团的耐心似乎已经枯竭。

当钢铁部门再一次提交巨额融资计划时，集团的回应却是要求钢铁部门削减员工和产能。监事Siegfried Russwurm以冷漠的语气，批评钢铁部门“以牺牲自身未来、集团其他业务部门和股东的利益为代价，持续消耗流动资金”。

据悉，钢铁部门在过去五年已经消耗了超过30亿美元的输血。由于钢铁部门的持续亏损，蒂森克虏伯集团的整体利润已经连续数个季度为负。

2024年11月25日，蒂森克虏伯在完成原有领导层换血后正式宣布：到2030年，位于鲁尔地区的钢铁工厂将裁减多达11,000个岗位。这座已有近200年历史的钢厂共有27000名员工，其中40.7%都将面临失业风险。集团同时宣布，钢铁年产能将从1150万吨削减至不足900万吨。

面对失业危机，克虏伯员工呼吁国家介入，时任总理朔尔茨虽然也呼吁克虏伯三思而后行，但还是以预算不足为由，拒绝干预。

2025年5月26日，蒂森-克虏伯抛下了另一枚重磅炸弹：集团总部计划将这个庞大的资本-工业集团拆分成几家独立企业，曾经塑造了德国军事历史的克虏伯，面临分崩离析的命运。首席执行官Miguel Lopez表示，将在9月底前向集团监事会提交具体的“解体”方案。

资本运作看似眼花缭乱，其拆分总思路却异常清晰：剥离、出售负债累累的钢铁部门，让尚有丰厚盈利的海军系统等部门能够“轻装前行”。

据推测，近年来不断收购英、德等过优质资产德捷克富翁Daniel Kretinsky可能会成为克虏伯钢铁部门的新主人，目前，他已经在去年收购了TKSE20%的股权，并计划将这一比例倍增至50%。

捷克人Daniel Kretinsky

作为克虏伯集团“龙兴之地”、“祖宗之业”的钢铁业，正在成为无处安置的沉重历史包袱。

 03 管中窥豹

不难预测，蒂森克虏伯的裁员重组政策，将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反应。

法国《世界报》（Le Monde）的观察颇为犀利，其报道指出，蒂森克虏伯的一系列裁员与重组，不过是莱茵河畔传统工业区在时代洪流中艰难挣扎、甚至走向崩塌的缩影。

那么，蒂森克虏伯，乃至整个德国钢铁行业，究竟如何走入了寒冬？

回溯历史，自十九世纪以来，德国钢铁产业经历了数次波峰与波谷。最初，德国钢铁业与其军国主义传统深度嵌合，包括克虏伯在内的钢铁企业为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崛起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钢铁燃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德国钢铁产量已经达到惊人的2000万吨，支撑着第三德国的战争机器。

二战战败后，德国军事存在遭到削弱，失去主顾的德国钢铁行业进入低谷，钢铁产量一度萎缩到280万吨。不过，随着战后重建的开展，德国钢铁产能迅速恢复，并在蓬勃发展的汽车产业找到了新的市场。1974年，德国钢铁达到5300万吨的历史峰值。

可以说，以汽车为代表的“德国制造”，是德国钢铁业走出低谷期的核心引擎。

70年代后，和英国、法国等国家一样，德国钢铁行业同样遭受了多方面的压力：能源价格高企、亚洲对手崛起、消费需求疲软。

不过，正是由于“德国制造”的坚挺，德国钢铁行业的萎缩程度并没有达到伤筋动骨的地步。2024年，德国钢铁产能3720万吨，相较历史峰值仅下降29.8%。作为对比，英国钢铁产能较历史峰值下降了惊世骇俗的83.5%，法国钢铁产能亦下降50%左右。

正是凭借强大的“德国制造”，在70年代后普遍的去工业化浪潮中，德国仍然守住了钢铁制造的根基。

这一点在蒂森克虏伯钢铁的销售数据上也清晰可见，根据， 该厂57%的钢铁产能流入了汽车制造行业。

克虏伯的危机，本质是德国制造业系统性危机的传导，曾在战后70年间稳定消化钢铁产能的德国制造正处于大变局的前夜。

近年来，德国工业产值正在稳步下降

长期以来，德国经济的成功依赖一个简单的全球分工模式： 以低廉价格进口第三世界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借助德国的工程实力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将其转化为高附加值的“德国制造”。然而，2022年以来，能源危机叠加德国政府强制推行的“气候中性经济”转型，导致电力、天然气、石油等能源价格飙升，钢材生产价格水涨船高，全球竞争力大幅减弱。

与此同时，德国钢材的内部消化大户——汽车产业——遭到了强力的竞争。

德国钢铁高度依赖德国汽车制造商，德国汽车制造商则高度依赖中国市场。根据2022年数据，宝马约29%、奔驰约31%、大众约40%的销量来自中国市场。然而，随着中国本土电动车产业的崛起，德系车的市场份额已从2020年的约24%下降到2024年的15%。

面对市场份额萎缩与利润收紧，德国汽车业正全力“降本增效”。例如，大众汽车在2024年不仅提出普遍降薪10%的计划，更一度筹划关闭部分德国工厂。虽经员工抗争，关厂方案最终被“裁员35000人并缩减25%产量”所取代。

在一个工业产值占GDP四分之一的国家，汽车产业的困顿迅速蔓延至上下游产业链，带来了彻骨的寒意。

钢铁，不过是其中最为薄弱的环节。蒂森克虏伯集团2023/2024财年财报显示，由于汽车行业需求疲软，蒂森克虏伯钢铁公司的订单量同比下降14%，已经收窄的盈利空间被进一步洞穿。

 04 祸不单行

屋漏偏逢连夜雨，订单萎缩的TKSE还要应付另一个领域的巨额支出：绿色转型。

根据《德国气候保护法》（Klimaschutzgesetz），德国应当在2045年实现净零碳排放。这个工业大国给自己定下的最后期限，反而比欧盟整体目标还提前了5年。

作为德国最大的钢铁生产基地，TKSE的碳排放量占德国总排放量的2.5%。所谓“枪打出头鸟”，它自然成了重点监管对象。即便在产量萎缩、现金流极度紧张的困境下，公司仍需投入超过30亿欧元推进氢能钢铁生产。

作为一种以氢气代替煤炭还原铁矿石的低碳炼钢技术，氢能钢铁核心在于使用氢气（H₂）与氧化铁反应生成水蒸气（H₂O），而非传统高炉中碳与氧化铁反应生成二氧化碳（CO₂）。该过程通常采用直接还原工艺（DRI），通过氢基还原塔将铁矿石转化为海绵铁，再送入电弧炉中进行熔炼。

然而，为了降低碳排放，还原过程中所需的氢气必须使用清洁氢气，即所谓“绿氢”（Green hydrogen）。绿氢需由太阳能、风能、潮汐能等再生电力将水进行电解而得，由于欧洲绿色电力价格长期居高不下，电解制氢的成本远高于传统的化石燃料制氢法。

据估算，如果舍弃价格低廉，可依赖全球供应链的煤铁资源，转而依赖欧洲的“天价绿电”，制绿氢，造绿钢，本已十分高昂的单位产钢成本将会再度提升30-50%——如此造价高昂的绿钢，不知道危机重重的德国制造业是否愿意为此买单呢？

绿色转型，的确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但在德国制造业面临全球竞争的语境中，它无疑迫使德国工业链条中最为脆弱的钢铁环节蒙受市场与政治的双重绞杀。

 结语

历史从不会真正终结，它只是换了一种语言继续诉说。在克虏伯的身上，我们看到的，不只是一个工业巨擘的荣衰，更是老牌文明在时代巨变中的阵痛。两百年前，东方闭关锁国的高墙在克虏伯的炮声中应声而塌；而今日，克虏伯却成了风暴中接受审判的一方。

所谓“大国重器”，从来不只是钢铁和火炮，更是一个国家能否在历史转折中稳住自身结构的能力——而这，正是当下德国、乃至所有老牌工业国家必须回答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