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伪史论的辩论保持在二流以上，不要滑到三流的水平

关于伪史论的争议，再写几句随想

历史，在中文中主要有两方面意思：一是自然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发生过的事情，人类历史是其中一部分。二是人类对自身经历事情的记载、解释。这种记载须是有意识的记录和解释，否则只能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历史。

第一个意思的历史，不存在伪不伪的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个意思的历史，首先需要有文字的记录。一堆古物放在那里，构不成任何历史，它们只是自然史的材料。破译出来的泥板文书等，也只是材料，还称不上记录。后人对它们的研究，只能是尽可能还原它们产生的条件，比如其反映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但这还不是历史。所以一件文物真不真，只是一种历史成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一方证明它真，只能说明这个素材是真的，并不说明历史本身是真的。另一方证明它假，则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历史的真实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反对伪史论者，责任更大，难度也更高。但是现在出来讲的太少，你不能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懂历史考古，就说他们不配讨论，不予回应。伪史论流行，不是伪史论者的责任，提问没有错（除了少数的极端暴论者和吃流量账号），相反，恰恰是西史研究者的责任。

其次，这种记录要有基本的时空框架。只有架空的文字记录（比如宗教经典），而没有时空框架，也不成其为历史。这方面似乎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主要文明能达标。西亚北非的那些古代文明遗迹、历史文献，固然不能随意否认其历史价值、哲学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但是它们的确不是历史。西方文明到18世纪才形成比较成熟的历史观念，此前基督教的欧洲不认为写历史有意义，也没有信史的观念，因为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神的意志。不要说上古史了，五百年前欧洲封建社会什么样都没人说得清。西方历史是与科学同一时期产生的，此前只有神学和哲学。当然，虽然没有明确时空记载，但如果后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够考证出来，也是可以的，比如中国上古一些事件可以通过天文考古等方式考证出来。但是这种考证的要求就更高了，而且一定会有大量考证不出的东西，用这种方法建构出来的历史几乎不可能是连贯、完整而系统的，多数情况下只能提供参考性的框架。可以说，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没有什么历史；现代科学产生之后，用科学手段“发现”的历史，在定义上就只能是事后建构。

第三，这种记录应该是系统的，也就是说能构成某种解释，进而产生某种意义。比如孤立地记载一个钟表的状态，不是历史。必须记录它与人的关系，构成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但这东西只有当时的亲历者才能说，后人只是推测。因而对于没有自身历史记录的文明，后人只能尽可能地去还原出一种系统的历史，但是后人永远不能替这个历史的主人说话。不少人说，怀疑西史为何要挑人家西亚北非的毛病？西亚北非古文明自己没有写历史，是西方人为其构建的历史，那就是西史。严格地讲，这种历史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设，要永远向质疑开放，需要不断去证明自己。当下大家讨论的西史，就像是合成木板一样，有大量想象的成分，想象是将材料结合在一起、产生某种解释和意义的黏合剂。当然，中国虽然有大量历史记载，也一样存在这种想象的黏合剂。区别在于，中国历史的胶合板是木材多于黏合剂，科学的态度是要不断剔除其假；西史的胶合板黏合剂更多，要花更大力气去不断论证其真。

20世纪初中国遇到过一次大规模的“伪史论”挑战，即疑古论，但是中国有大量的文字记录和不断出土的文物，不断去伪存真，王国维考证商代世系，写出殷周制度论，证伪了胡适的东周以上无信史论。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不是释古派的专利，疑古论者也能用，而且也证明过疑古论的一些观点。今天的主流学界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既要容许出现胡适、顾颉刚，而不是扣上反智的帽子，也要努力涌现王国维，把真的东西证明出来，讲给大家听。

最后，我衷心向双方提一个建议，古印度有个谚语（只是听说，不保真）：一流人讲思想，二流人谈事件，三流人议论人。希望伪史论的辩论保持在二流以上，不要滑到三流的水平。不搞党同伐异，坚持实事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