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伪史论的辩论保持在二流以上,不要滑到三流的水平
关于伪史论的争议,再写几句随想
历史,在中文中主要有两方面意思:一是自然的历史,也就是世界发生过的事情,人类历史是其中一部分。二是人类对自身经历事情的记载、解释。这种记载须是有意识的记录和解释,否则只能是历史的材料,而非历史。
第一个意思的历史,不存在伪不伪的问题,它是客观存在的。
第二个意思的历史,首先需要有文字的记录。一堆古物放在那里,构不成任何历史,它们只是自然史的材料。破译出来的泥板文书等,也只是材料,还称不上记录。后人对它们的研究,只能是尽可能还原它们产生的条件,比如其反映的生产力水平、社会关系,但这还不是历史。所以一件文物真不真,只是一种历史成立的必要非充分条件。一方证明它真,只能说明这个素材是真的,并不说明历史本身是真的。另一方证明它假,则可以从根本上否定这个历史的真实性。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反对伪史论者,责任更大,难度也更高。但是现在出来讲的太少,你不能因为绝大多数老百姓不懂历史考古,就说他们不配讨论,不予回应。伪史论流行,不是伪史论者的责任,提问没有错(除了少数的极端暴论者和吃流量账号),相反,恰恰是西史研究者的责任。
其次,这种记录要有基本的时空框架。只有架空的文字记录(比如宗教经典),而没有时空框架,也不成其为历史。这方面似乎中国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主要文明能达标。西亚北非的那些古代文明遗迹、历史文献,固然不能随意否认其历史价值、哲学价值、美学价值、科学价值等,但是它们的确不是历史。西方文明到18世纪才形成比较成熟的历史观念,此前基督教的欧洲不认为写历史有意义,也没有信史的观念,因为一切都是为了证明神的意志。不要说上古史了,五百年前欧洲封建社会什么样都没人说得清。西方历史是与科学同一时期产生的,此前只有神学和哲学。当然,虽然没有明确时空记载,但如果后人通过科学的方法能够考证出来,也是可以的,比如中国上古一些事件可以通过天文考古等方式考证出来。但是这种考证的要求就更高了,而且一定会有大量考证不出的东西,用这种方法建构出来的历史几乎不可能是连贯、完整而系统的,多数情况下只能提供参考性的框架。可以说,在现代科学产生之前,西方没有什么历史;现代科学产生之后,用科学手段“发现”的历史,在定义上就只能是事后建构。
第三,这种记录应该是系统的,也就是说能构成某种解释,进而产生某种意义。比如孤立地记载一个钟表的状态,不是历史。必须记录它与人的关系,构成对人类社会的意义,但这东西只有当时的亲历者才能说,后人只是推测。因而对于没有自身历史记录的文明,后人只能尽可能地去还原出一种系统的历史,但是后人永远不能替这个历史的主人说话。不少人说,怀疑西史为何要挑人家西亚北非的毛病?西亚北非古文明自己没有写历史,是西方人为其构建的历史,那就是西史。严格地讲,这种历史永远只能是一种假设,要永远向质疑开放,需要不断去证明自己。当下大家讨论的西史,就像是合成木板一样,有大量想象的成分,想象是将材料结合在一起、产生某种解释和意义的黏合剂。当然,中国虽然有大量历史记载,也一样存在这种想象的黏合剂。区别在于,中国历史的胶合板是木材多于黏合剂,科学的态度是要不断剔除其假;西史的胶合板黏合剂更多,要花更大力气去不断论证其真。
20世纪初中国遇到过一次大规模的“伪史论”挑战,即疑古论,但是中国有大量的文字记录和不断出土的文物,不断去伪存真,王国维考证商代世系,写出殷周制度论,证伪了胡适的东周以上无信史论。但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并不是释古派的专利,疑古论者也能用,而且也证明过疑古论的一些观点。今天的主流学界也应该向他们学习,既要容许出现胡适、顾颉刚,而不是扣上反智的帽子,也要努力涌现王国维,把真的东西证明出来,讲给大家听。
最后,我衷心向双方提一个建议,古印度有个谚语(只是听说,不保真):一流人讲思想,二流人谈事件,三流人议论人。希望伪史论的辩论保持在二流以上,不要滑到三流的水平。不搞党同伐异,坚持实事求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