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绑架”特朗普的并非选民，而是MAGA运动的自我强化逻辑

强舸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导读】2025年初，特朗普重返白宫，迅速推出一系列颠覆性举措，引发全球舆论高度震荡。在国内外普遍解读为“保守主义强势回归”的舆情中，一个关键问题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保守主义”，真的还是曾经那个以里根、布什为代表的美国保守主义吗？

事实上，从2016年特朗普首次问鼎总统宝座，到2025年再次掌权，近十年间美国政治的深层结构已发生剧变。特朗普主义作为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其核心主张——“把工作带回美国”“反非法移民”——与传统保守主义的自由市场、小政府理念不仅存在巨大差异，甚至可以说是针锋相对。从贸易战到医保政策，从社会价值观到外交战略，特朗普一次次打破保守主义的旧有边界，用“主权优先”“国家安全”“选民情绪”重新书写政治话语体系。

然而，尽管彼此有着深刻的思想鸿沟，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却在现实政治中走向结盟并最终合流。这种合流并非理念上的和解，而是在民主党激进身份政治攻势之下的战略联手。在非法移民危机、性别政治争议、制造业空心化等现实问题的裹挟下，保守派不得不放弃对候选人私德的严苛要求、对意识形态纯粹性的坚持，转而拥抱“能赢得选战的特朗普”，从而完成了一场从“原则保守主义”向“实用主义民粹”的深刻转型。

这场合流带来的不是“保守主义的复兴”，而是一种新形态的“激进保守主义”崛起。它在经济上主张强力国家干预，在社会议题上转向“捍卫常识”的最低共识，在组织结构上实现对共和党的高度集中化控制。在这个过程中，特朗普不仅重新定义了“保守主义”，更通过党内重组、媒体动员和家族政治，建构起一个具有强烈“克里斯马”色彩的政治机器。

当传统保守主义在现实政治的洪流中不断退让，当民主党在路线与领袖的缺位中失语，我们是否应重新审视今天“保守主义”这个概念的真实面貌？本文试图回溯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之间从分歧、妥协到最终融合的全过程，并探讨这一转变对美国政治未来版图的深远影响。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6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特朗普主义与美国保守主义：

从分歧、结盟到合流

2025年1月，特朗普再次执政，立即推出一系列颠覆性施政举措，在美国国内和全世界同时引起轩然大波。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思潮层面，目前国内外普遍将特朗普所代表的政治运动视作美国保守主义的再度复归和强势兴起。然而，我们认为，特朗普并不是美国保守主义的代言人，他的政治思想、施政纲领和“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运动，与近五十年来的新保守主义有着本质差别。在现实政治中，2016年以来特朗普主义和美国保守主义走过了一个从分歧到结盟的历程，并最终在民主党的巨大外部压力和特朗普的强大实战能力双重促进下，保守主义在被替换掉关键内核后，实现了与特朗普主义的合流。如果我们仍然试图将今天称为“保守主义复兴的时代”，那么这个“保守主义”也是特朗普的“保守主义”，而不再是里根、撒切尔和布什、切尼的“保守主义”。相对于已经较多的思想史阐述，本文希望从现实政治角度探讨2016年以来特朗普与美国保守主义的变迁历程。

▍分歧：特朗普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根本差异

不同于其他意识形态，保守主义自诞生起始终没有明确定义，其内涵不断发生变化。在最近五十年美国政治中，以里根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大致有如下关键特征和政治主张。在经济议题上，新保守主义与经济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结盟，反对二战后一度在欧美各国流行的政治新自由主义（Newliberalism）和凯恩斯主义以及民主党的“大政府”取向，它所要“保守”的是亚当·斯密开创的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具体到现实政治中，在国内主张“小政府、大市场、低税收、低福利”，80年代以减税、私有化、减少政府管制等为核心要素的里根改革，2010年兴起的“茶党”运动都是其具体体现。在国际上鼓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要求打破一切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资本壁垒，为资本自由流动创造最好的环境。在社会议题上，秉承社会保守主义立场，要求“保守”基督教传统，特别是清教徒的文化和生活方式，反堕胎、反同性恋和捍卫持枪权是保守派最关注的大选话题。在国际政治上，以“捍卫自由世界”的“世界警察”自居，这很大程度上来自保守派的宗教情结，“上帝选民”应当履行“上帝”赋予的责任。

然而，无论特朗普本人还是MAGA运动，他们最关切的并非上述议题。从2016年大选到2024年大选，特朗普始终以“把工作带回美国”和“反非法移民”为核心竞选主张，这是他能多次在巨大逆境中赢得选民支持，乃至两次登上王座的关键。但是，这两大诉求及其衍生议题与里根以来的新保守主义传统存在根本分歧，2016年共和党初选的激烈战况，以及特朗普在获胜后仍然迟迟得不到党内普遍承认，就是这一分歧的鲜明体现。

贸易战已经成为特朗普的专属标签，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实际上是反里根的。贸易战的根本目标是“把工作带回美国”，其基本逻辑是，美国生产的商品相对其他国家有成本劣势，进而会导致订单流失、工厂破产、工人失业等后果；加征关税可以抵消外国商品的成本优势，从而吸引工厂回流美国、增加工作岗位乃至制造业复兴。从逻辑上来说，这一思路显然是反曾经的里根改革的。高额并且随意加减的关税，意味着国家对市场的强力干预、对资本的巨大限制，特朗普主义由此打碎了里根、撒切尔的“自由市场”传统。事实上，特朗普政府的关税主张与民主党极左翼、以“社会主义者”自居的桑德斯几乎一致。

反非法移民是特朗普提出的全新议题，与曾经的保守主义和其对手的意识形态论争无关。过去，左右两方在此议题上均各有支持者和反对者，在经济层面展开论辩。例如，以福音派基督徒为主的南方农场主（最虔诚的保守派）过去反对严苛的非法移民限制政策，因为非法移民是农场雇工的重要来源。相反，为了保证低端就业市场不受冲击，民主党议员常常要求限制非法移民。而在特朗普看来，非法移民是事关每一个普通美国人的安全议题，事关美国宪法的根本政治问题，他在2016年和2024年共和党党代会上的提名演讲均将“法律和秩序”列为首要施政目标。在意识形态层面，过去美国保守派和自由派都秉持“人权高于主权”理念，并频繁以此为由粗暴干涉他国内政。今天的特朗普主义则高举“没有主权就没有人权”“主权不保护违法者（例如非法移民）的人权”大旗，推行强力的反非法移民政策，并为此退出了曾是美国主导成立的、多年来干涉他国的利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换言之，由于特朗普主义兴起，过去美国在国际舞台上频繁导演的、用以压制他国的人权和主权之争，变成了MAGA派与传统保守派和自由派的“美国内战”。

在美国政治中，医保的核心命题是“自由市场”还是“政府主导”，“小政府”还是“大政府”，事关保守派和自由派在意识形态上的根本论争。在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克鲁兹、卢比奥、本卡森等保守派候选人均将废除“奥巴马医保”（全民医保）作为首要主张。但是，特朗普并不反对全民医保，他的竞选主张是“要废除奥巴马医保，因为它不好（而非因为它不符合保守主义意识形态），我会建立一个更好的全民医保”。也正是因为他和保守派的这一分歧，特朗普首个任期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努力并未成功（只是加了一些限制条件），第二个任期更是未将其列为主要施政目标，“奥巴马医保”这一保守派的眼中钉因而存活至今。

美国保守主义既是意识形态，也是个人生活准则。里根、布什父子等保守主义代言人在个人生活上均符合清教徒的严苛标准。特朗普却完全不同，虽然多起性侵指控看上去应是政治对手的捕风捉影，但三次婚姻和多次婚外情确凿无疑。在政治主张上，与保守派坚决反堕胎和同性恋不同，特朗普的基本观点是堕胎、同性恋等不是全国性议题，应当是各州州权，“我是当总统的，这事与我无关”。此外，他的个人宗教立场游移不定，有过不少可疑记录；长女伊万卡因婚姻改宗犹太教，则是虔诚的福音派基督徒绝不能接受的。特朗普在社会保守主义上唯一相对可靠的就是对持枪权的支持态度。

特朗普仍然坚决维护美国“世界第一”的地位，但以实际行动反复明确表态不再干“世界警察”“自由世界捍卫者”等赔本买卖。一系列以“美国优先”为旗帜的外交策略，均以服务国内选民，特别是MAGA派的经济利益为出发点，而不是过去我们所熟悉的美国建制派政客的“大棋局”。

虽然特朗普主义也继承了一些新保守主义的重要主张，例如减税、放松管制等，但与新保守主义有着本质性分歧，这包括在经济领域限制资本流动和自由市场，在安全等领域力图建立一个强政府（例如警察权、边境管控），在意识形态上高度推崇国家主权、彻底否定“人权高于主权”等理念。

▍从结盟到合流

（一）妥协与结盟

尽管存在根本分歧，但特朗普主义和保守主义在2016年大选中最终成为同盟。当时，在中意人选纷纷败退情况下，保守派只能捏着鼻子接受特朗普代表他们去迎战民主党和自由派；根基尚浅的特朗普也必须依靠保守派的组织和干部才能控制国家机器。需要注意的是，此时双方结盟的实质，是在共和党执政框架下初步达成政治妥协，而非意识形态合流，更未形成统一纲领。这一饱含分歧的政治同盟体现在以下重要领域。

“减税”的双重面向。减税是2016年共和党初选中克鲁兹、卢比奥等“茶党”候选人的鲜明主张，他们试图全面复刻里根的涓滴经济学，特朗普在2016年7月党代会前则很少专门阐述减税议题。在党代会上，“减税”正式写入共和党党纲和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但特朗普提名演讲和竞选纲领的核心内容是“政治正确我们再也承受不起”“法律与秩序”，始终是安全问题、主权问题。同时，特朗普在“茶党”的减税主张中加入了许多自己的内容。最后实施的减税政策，一方面是对中产阶层（MAGA派核心选民）和特朗普自己（难以全球流动的美国在地资本）减税；另一方面是对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强化征收（降低名义税率，但全球避税本可以让这些公司几乎不缴税），思科、微软、苹果等巨头在特朗普首个任期被迫向美国汇回数以千亿计的资金，并按15.5%名义上对海外收入的优惠税率缴纳巨额税款。在对跨国公司和资本征税问题上，特朗普又与桑德斯站在一起了，其实质都是限制资本、强化国家汲取能力，抛弃了里根的保守主义传统。

保守派在司法领域势力最为强大，特朗普做出了最大让步。在2016年大选前，特朗普郑重承诺：上任后将只从保守派提供的名单中提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后来，他完全兑现了承诺，在首个任期中将名单上的戈萨奇、卡瓦诺、巴雷特送进联邦最高法院，一手打造了保守派相对自由派6∶3的显著优势。但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优势很多时候并未成为特朗普的政治助力。保守派大法官始终坚持自己是保守派大法官，不是共和党大法官，更不是特朗普大法官，多次做出严重不利于特朗普乃至共和党的判决。例如，在2020年和2024年大选前夕，当宾夕法尼亚州共和党人费尽波折将邮寄选票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正是卡瓦诺和罗伯茨的倒戈令他们功亏一篑。又如，2025年初特朗普要求联邦最高法院裁决纽约州无权对当选总统提起刑事调查，又是巴雷特和罗伯茨使得对特朗普的刑事调查无法终止。小布什提名的首席大法官罗伯茨近年来的左转倾向众所周知，他的投票行为更多是出于政治考量（尽量保持最高法院派系平衡，确保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卡瓦诺和巴雷特则主要是因为纯粹的保守主义理念做出对特朗普不利的判决。然而，卡瓦诺、巴雷特、罗伯茨的“背叛”，至今没有引来特朗普以及马斯克、万斯等盟友和MAGA派的抨击，这一现象对“推特治国”的特朗普和“不服就骂”的MAGA派鼓手极其罕见，根本上体现的是保守派至今在司法领域仍然拥有的雄厚实力和独立性。此外，保守派通过联邦最高法院还有若干主动政治行动，影响最大的就是2022年6月堕胎权判决，实现了数十年来推翻“罗伊诉韦德”案的夙愿，但这一判决极大激发了民主党选民的政治热情，在当年中期选举中给共和党和特朗普带来明显负面影响。

在联邦最高法院取得收获同时，保守派也对特朗普做出重要让步，不再坚持对政客的严苛道德要求，而是容忍特朗普若干“伪保守”特质，承认其领袖地位。这既体现在大量保守派和教会人士背书特朗普上，也反映在普通保守派选民思想转变上。最有代表性的事件发生在2016年10月，当时特朗普“荤段子门”事件爆发，过去这对任何共和党候选人都是毁灭性打击，亲民主党的CNN专门采访了一位南方福音派基督徒大妈，受访者却表示不会改变对特朗普的支持，至于特朗普的道德瑕疵，“选总统又不是选教皇，即使特朗普在私德上再有问题也比克林顿强”。

（二）合流的基础

2020年败选并未让特朗普主义和MAGA派沉寂。相反，特朗普在四年间成功整合了共和党，实现了保守主义与特朗普主义的合流。在2024年大选中，共和党形成了统一政纲，重大分歧大幅减少。特朗普不只赢了选举，同时也成为共和党真正的领袖。为什么差异极大的特朗普主义和保守主义能够合流？它们的分歧是如何被磨合的？

合流的首要原因在于美国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过去几十年，堕胎、持枪等议题常常主导大选，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美国处于极盛期，拥有比较理想的橄榄型社会结构，选民间并无重大分歧，政党只能找堕胎这类其实政治性并不强的话题展开选举攻防，候选人的道德瑕疵，甚至一句口误就可能导致选情崩盘。然而，今日美国不复往昔盛况，选民普遍意识到“美国向何处去”这个关键问题。相比无关紧要的社会保守主义议题，特朗普的两大主张才是真正在回答“美国向何处去”。非法移民蕴含的深层问题是美国的国家危机，这并不只是思想认同问题，更是现实政治问题，对共和党和保守派是实实在在的“亡党亡国”问题。此前民主党内部就曾有过通过非法移民合法化建立大选优势、最终长期执政的计划，短短三十年，里根的加州“深蓝化”和如今的欧洲难民危机，持续引发保守派选民的深刻忧虑。目前看来，似乎只有特朗普方案才能缓和“亡党亡国”危机。就经济议题而言，以往美国工业具有全面优势时，工厂和工人都有足够收益，劳工议题争的是“谁多一点谁少一点”。现在全球化和自由贸易同时摧毁了美国工厂和工人。但在如今美国生产成本高昂、供应链残缺以及面临来自“避税天堂”国家或地区的竞争压力的背景下，仅有减税举措很难吸引投资，更难以产生涓滴效应。简而言之，保守主义给不出“美国向何处去”的答案。

民主党咄咄逼人的身份政治也促进了特朗普主义与保守主义的合流。2015年，联邦最高法院对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裁决让保守主义遭受重创。2016年，奥巴马卸任前又颁布了“厕所令”，规定公立学校必须允许学生按照心理性别选择厕所，即生理男性只要宣称是女性就可以使用女厕所等。特朗普上任后立即废除，拜登执政期间又将其复活，并在体育比赛等更多领域支持LGBTQ运动。由此引发的多起恶性事件（如女性因此遭受强奸、生理男性以压倒性优势打败女性参赛者）引起广泛关注，彻底激怒了保守派。在身份政治的压迫下，保守主义的“保守”含义发生重大转换，从“做个（严守戒律的）清教徒”降低为“做个（符合生理特征的）正常人”，一举抹平MAGA派和保守派的分歧。

（三）共和党建制派的溃败

意识形态和现实政治是相互影响的，共和党建制派的溃败让保守主义不得不被特朗普主义改造。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两者还能是同盟的原因在于，一方面，特朗普虽有选民基础（尚不稳固），但没有干部队伍（掌控国会、政府等国家机器），也不掌握共和党各级组织；另一方面，克鲁兹、卢比奥等保守派候选人又赢不了初选。因此，当时双方只能相互妥协。特朗普在首个任期仅满足于保守派对自己的口头效忠，并未对共和党进行深层改造，这使得他在2020年大选失利后立即遭到共和党建制派反扑，例如前副总统切尼的女儿、众议员小切尼积极参与针对特朗普的“国会骚乱案”调查。感受到危机后的特朗普和MAGA派迅速回应，四年里通过一系列举措夺下了共和党控制权，这是保守主义与特朗普主义合流的组织基础。

其一，改造基层组织和外围组织。特朗普长子小唐纳德在MAGA派中人望极高，2018年中期选举时MAGA派就反复呼吁他竞选参议员（料能成功），但他始终拒绝，一直以“保守主义”（特朗普主义）活动家身份游走于美国各地，支持MAGA派通过党内选举改造共和党基层组织，发掘可堪重用的后备干部。例如，在小切尼参与“国会骚乱案”调查后不久，共和党怀俄明州委员会和全国委员会就开除了她的党籍，并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将其赶出国会，而此前切尼家族已经主导怀俄明州政坛数十年。现任副总统万斯则是小唐纳德亲手发掘、推荐给其父的“优秀年轻干部”。2024年，马斯克等亿万富翁的加入则让特朗普控制了诸多财力雄厚的超级行动委员会。其二，介入国会选举，支持MAGA派竞争国会席位。在近年来数次选战中，MAGA派从民主党手中抢走的国会席位屈指可数，但抢走了大量本属于建制派共和党人的议席。目前众议院共和党团已被特朗普控制，近年来众议院共和党人的内斗（例如围绕前议长麦卡锡的数次斗争）虽然激烈，但基本是围绕“谁对特朗普更忠诚”展开。其三，2025年以来马斯克领导“政府效率部”对“深层国家”宣战。这不只是针对民主党，轮流执政的共和党内显然也有不小比例的“深层国家”，这一改革同样是对共和党建制派势力的一次大清洗。

▍合流的产物：激进的保守主义

当下美国评论家常用“激进的保守主义”来指代特朗普、万斯、马斯克和MAGA运动。虽然数百年来一直无人能对保守主义给出明确内涵，但学界、政界至少还有一个共识：“保守”意味着“不激进”。“激进的保守主义”寓意着合流的结果，是特朗普主义替换掉了保守主义的核心内容。与此同时，2016年以来特朗普主义本身也发生了重要变化。那么，何为激进的保守主义？我们凭什么认为特朗普主义替换掉了美国保守主义的内核，而不是保守主义利用特朗普和MAGA运动实现了复兴？

（一）关键政纲的演变

在经济议题上，“关税大棒”几乎成了特朗普的专属标志，但目标和逻辑在其第二任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首个任期，MAGA派希望通过对外加征关税让美国国内生产的商品具有竞争力，促使制造业回流。然而，近八年尝试证明这条路行不通，中国对美出口还大幅增加了。现在，莱特希泽、纳瓦罗等人赋予了“关税”新的内涵和在特朗普政纲中更加关键的位置。在他们看来，关税既是保护制造业的手段，也应当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来源。在特朗普首个任期中，对内减税和对外加税是两个并行的政策，对外加税是特朗普主义“把工作带回美国”这一核心诉求的关键手段，对内减税则更多是为了整合共和党向保守派特别是“茶党”的妥协，二者并没有逻辑上或现实上的关联。今天的特朗普主义则试图在政纲中将两者统合起来，形成相互支持的施政逻辑。

南北战争前美国联邦政府头号财源是关税，此时所得税在财政收入中只占微不足道的比例。如今，个人和企业所得税才是联邦政府最大财源。现在特朗普和MAGA派的政策逻辑是，首先普遍加征关税，能借此实现制造业回流最好，实现不了就通过对外加征关税充实国家财政，以在对内减税的同时确保财政平衡，进而期待减税带来的消费增加、经济增长等涓滴效应。如果没有关税带来的新收入，美国巨额国债承受不了大规模“减税”，随时可能发生的债务违约、政府关门，等不到“减税”涓滴效应出现的那天。所以，这个新逻辑似乎为美国经济复兴构建了一个完整又“完美”的逻辑闭环，成本则是如特朗普一贯说的“由外国承担”。而且MAGA派选民真信这个逻辑，这是特朗普敢把贸易战打得如此离奇的底气。例如，特朗普曾讲过，对华加征的关税将由中国承担，美国商品价格不会上涨。在特朗普讲话后，沃尔玛真的在试图落实这一指示，发函要求中国供应商按新的关税税率降价。虽然沃尔玛立即收到中国商务部严厉警告，但特朗普政府显然没有放弃这一计划，其他国家则很难有中国的底气，日、韩等国已隐约表示可以承担部分成本。

从意识形态上看，特朗普主义的加税与保守主义的减税合流，实质是对里根以来保守主义内核的替换。上述逻辑始终坚持限制资本流动的立场，反自由市场倾向甚至更加强烈，已经完全背离了古典自由主义传统。如果按照保守主义的叙事习惯非要找个思想源头的话，这似乎是“上古时代”的重商主义。然而，保守主义虽然“保守”过很多“传统”，但显然不包括亚当·斯密反复批判的重商主义。

在社会议题上，保守主义则是以大幅降低底线的方式，实现了与特朗普主义的合流。例如，在过去社会保守主义三大经典议题中，堕胎问题在2022年因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引发美国社会巨大震动，但在2024年大选时哈里斯、拜登极少借此攻击特朗普和共和党。同样，虽然发生了枪击特朗普这样的事，但民主党也没有趁机提出控枪议题。这意味着堕胎、枪支问题其实已经退出总统选举，不再是全国选民关注的政治议题。至于道德标准，早在2016年大选时就被保守派放弃了，在招嫖和与未成年人性交问题上证据确凿的马特·盖茨（忠实的MAGA派）毫无悬念地连任众议员。在2024年大选中，成为焦点的社会议题是“男人能不能上女厕所/参加女子比赛”，特朗普仅用“捍卫常识”这一口号就动员出了大批被LGBTQ运动和民主党身份政治逼得无路可退的普通选民，“做个正常人”取代清教徒精神和基督教教义成为社会保守主义内核。

（二）共和党的集权化和“克里斯马化”

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既体现在政治纲领上，也体现在政治运作上。非集权化、分权制衡的组织形式和政治过程，是二百多年来美国政治，特别是保守主义政治的悠久传统。然而，如今特朗普正试图塑造另一类完全不同的政治运作形式。从现实看，特朗普凝聚的MAGA派才是今天共和党的主要选民基础，因而多数议员需要迎合特朗普主义才能占据席位，行政官员只有特朗普总统认可才能获得提名。时至今日，就算一些美国学者和媒体关于“帝王总统制”的描述过于夸张，但共和党确实不太像是一个过去大家熟知的美国政党，更遑论是坚持保守主义传统的政党。

其一，夸张的表演式的“绝对”忠诚。这方面无须多言，互联网上充斥着美国高官的“忠诚”表演。其二，对共和党组织的系统改造。这既包括前文讲的MAGA派进入共和党各级组织、拿下关键职位，同时也要注意特朗普的另一品牌“推特治国”。这意味着共和党既是自上而下的科层组织，又是超级扁平化的，领袖可以随时通过社交媒体与群众沟通，绕过党的组织直接发起政治行动。其三，特朗普家族深度渗入共和党党务系统。小唐纳德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拥有极强号召力，同时还扮演着“组织部长”角色，万斯、多位部长、众多议员都源于他的选拔与推荐。特朗普的二儿媳劳拉则担任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联合主席（大约相当于其他政党的中央秘书长），并且连续两次拒绝参议员的诱惑。二儿子埃里克同样在共和党内发挥着重要作用，伊万卡夫妇则随时可能重返政坛。从小唐纳德和劳拉屡次拒绝参议员诱惑，选择坚守党务工作的行为看，或许可以说，特朗普是最重视“党建”工作的美国政客。

（三）迷茫的民主党

保守主义与特朗普主义的被迫合流，尤其是近三个月来特朗普的无限风光，其实不太符合美国政治惯例。美国毕竟是两党制国家，即使党内无力抗衡MAGA派，虚弱的保守派理论上仍然可以借用民主党力量迫使MAGA派让步（就像在特朗普首个任期曾经做到的那样），而不是坐视里根的保守主义变成特朗普的保守主义。目前两党在国会的差距很小，只要稍有数位保守派议员与民主党合作就能推翻特朗普诸多重大政策，捍卫保守主义价值观。然而，我们至今没有看到类似情况，关键问题出在民主党身上。奥巴马卸任后，民主党始终面临两大难题：一是缺少领袖，希拉里、拜登、哈里斯三人都是靠着“我不是特朗普”，而非“我是谁”“我要干什么”打完整场大选。二是没有路线，民主党同样需要回答“美国向何处去”问题。对美国选民来说，特朗普的方案看着再离奇，也比“我不是特朗普”或身份政治强。

其实，近年来民主党的基层建设和选举动员颇见成效。除了输掉总统宝座，在2022年中期选举和2024年大选中的表现都优于预期，2024年大选后至今更是几乎赢下了所有有竞争性的选举。但是，党建的成功无法掩盖路线的缺失，缺少核心的民主党至今无法在全国层面和路线层面回应特朗普的挑战，虚弱的保守派无处借力，就不得不看着特朗普重新定义“保守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