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流砥柱：是谁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

1937年9月，斯诺，一位美国记者，在河南郑州采访中国的抗战。

此时，全面抗战已爆发两月之久。伴随着大片国土沦陷，越来越多的人涌向黄河岸边的这座交通枢纽。逃难的人群极度恐慌，只想迅速撤过黄河，远离凶狠残暴的日军。

然而，在这片哀鸿遍野的氛围中，斯诺却意外遇到了一位逆行而来的青年。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斯诺怀着极大敬意记录了与这位青年的谈话——当被问及战争结束后的打算时，青年露齿微笑，泰然回答：“那时我一定是死了，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一定会在这次战争中死去的。”

斯诺清晰地记下：这位青年是一位中国共产党员。他不名一文，也未留下姓名，却毅然前往河北抗日。

青年在斯诺的注视下，继续踏上了北上的路途。那一刻，滔滔黄河水正从这座城市边奔流而过。

不知斯诺是否知晓，溯河而上，在豫晋陕三省交界处的河道上，激流中矗立着一座砥柱山。山石如铁，坚韧无比，在黄河水中千年屹立。

中国古人将在艰难困苦中起支柱作用的人或集体，称之为“中流砥柱”。

一

从这个意义上讲，此时已战斗6年之久的东北抗日联军，正是这样一群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军未作抵抗便撤入关内，国民政府仅限于谴责和抗议，日军得以迅速侵占整个东北。

中共中央第一时间发出抗战通电，要求东北党组织立刻派遣干部深入南满、中东、吉长铁路沿线等地，发动反日斗争。

河南人杨靖宇、云南人周保中、辽宁人李兆麟、黑龙江人赵尚志、四川人赵一曼……响应号召，不约而同奔赴那片水深火热的黑土地，他们有个共同的身份：共产党员。

这对个人而言，注定是一条有去无回的道路——那里天寒地冻、强敌环伺、远离后方、孤立无援，但这却是拯救民族危亡的唯一途径。时任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宣告：“蒋介石国民党以不抵抗政策出卖东北同胞，我们中国共产党人，一定与东北人民同患难，共生死，争取东北人民的解放。”

实事求是地说，东北沦陷后，最初高举抗日旗帜的武装不少。然而在那极其恶劣的环境和悬殊的敌我力量对比下，许多抗日武装很快销声匿迹，唯有这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始终在冰天雪地中坚持战斗，令日军如芒在背，如鲠在喉。

一个寒冷的冬日，日伪讨伐队将杨靖宇围困于一片山林。面对这个令日军寝食难安多年的“共匪要犯”，指挥官岸谷隆一郎亲自喊话劝降。然而，“他连答应的神色也没有，依然用手枪向讨伐队射击”。

杨靖宇牺牲后，日军立即铡下他的头颅在附近示众，并印制铜版照片和数十万传单，用飞机在抗联活动区域散发。侵略者妄图以此威慑抗联战士。可遍布白山黑水、声声不息的枪声，就是这支队伍的回答。

砥柱之所以为砥柱，在于再大再猛的风浪也无法将其吞没。

许多侵华日军老兵曾困惑不解：为何从北到南，无论东北、华北、华东、华中、华南乃至海南和滇西，日军所占之处，无不陷入与共产党武装的苦战？为何这些共产党员永远剿不完、杀不绝？

中共洛川会议决议中的这句话或许可以揭晓谜底：“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本上述纲领（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

二

这支队伍从不缺乏前仆后继、无惧生死的勇气。牺牲很容易，但在那场决定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唯有胜利，才有意义。

1937年秋，红军在陕北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前线。根据改编计划，全体将士需摘下红五星，换上青天白日徽。许多人强烈抵触——毕竟在十年土地革命中，这枚帽徽代表着深仇血恨。

关键时刻，一位师长站出来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与民族的生存，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言毕，他望向部队，军帽上的新帽徽清晰可见。人们都知道，师长贺龙自参加革命以来，全家已有超过数十位亲人牺牲在反动派的屠刀下。

为了胜利，捐弃前嫌；为了胜利，共御外侮。

部队顺利完成改编，旋即东渡黄河，奔赴山西前线。此时，气焰嚣张的日军精锐师团正沿铁路、公路凶猛推进，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构筑的一道道防线接连被碾碎，伤亡惨重。

通往前线的路上，满是溃退的国民党军。他们看到这支番号陌生的“友军”装备简陋，好心劝告：“你们打不过日本人。”然而，这支队伍丝毫未能动摇自己的士气和必胜的决心。

捷报传来：日军一部在平型关遭伏击，一部在雁门关被袭击，阳明堡机场24架日机亦被焚毁。八路军的胜利，如同黑暗中突然燃起的一支火炬，让绝望的国人重见希望。

砥柱之所以为砥柱，在于在无垠的黑暗中能给人以希望。

如何以农业国战胜工业国？如何以装备落后的军队战胜用现代化武器武装起来的敌人？这个政党及其军队一直进行着深刻思考。1938年春，毛泽东在一孔窑洞中奋笔疾书八天九夜，写就了一篇世界军事史上的经典文献——《论持久战》。这篇五万余字的雄文，深刻洞见了日本侵略者必败、中国人民必胜的历史结局。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就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力挽狂澜，扭转命运的。

当华北大城市相继沦陷，年轻的记者周立波受邀深入敌后根据地访问。历时50余天，足迹遍及晋察冀边区数县，亲眼目睹边区军民开展游击战、破袭战后，他郑重向全国人民报告：“感谢第八路军和一切民众武装的英勇，中华民族的人民，在这里依然度过常态的自由独立的生活。”

最初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也渐渐发觉：在每一块占领的土地上，每天都有无数游击队活跃，无数袭击发生。这些战斗规模不大，却让侵略者防不胜防，一点点消耗其资源和士气，仿佛陷入了无尽的沼泽。日军侵占的地域越广，投入的力量越多，便陷得越深。

三

1940年，战争的广度烈度在骤然加快。

彼时，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德国法西斯横扫西欧，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北非。

受此鼓舞，日本在中国战场再次加大赌注，几乎切断了中国所有海陆外援通道，扶植起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并加紧对重庆国民政府进行诱降逼降。一时间，国内的投降派、亲日派异常活跃。

至暗时刻，方显一个政党的担当。 那年秋日，青纱帐遍地之时，无数八路军战士从高粱地中钻出，沿着正太、同蒲、平汉、津浦、北宁等交通干线发起猛攻。这场后来命名为“百团大战”的大规模正面战席卷华北后，日军控制下的2000余公里铁路公路、近3000个大小据点被摧毁。

在无数次惨烈的白刃格斗中，战场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日军投降的情景，这在之前的战斗中极其罕见。作家魏巍曾说：“在战场上看得很清楚，这是两种精神在较量：一种是日本人的‘武士道’精神，一种是老红军的革命意志，看看究竟谁更顽强，谁压倒谁。”

此役的辉煌战果，不仅振奋全中国，更是当年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难得的一抹亮色。

连日军也不得不承认，其在华主要对手已转变为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自那时起，日军投入敌后战场的兵力开始超过正面战场。数据昭然：1941年至1942年，日伪军组织了30余次万人以上兵力的“扫荡”；仅1941年一年，日军在华北就与八路军交战达1.7万次……

砥柱之所以为砥柱，在于能承受风高浪急乃至惊涛骇浪的重压。

萧瑟秋风中，5位八路军战士完成掩护群众转移的任务后，在狼牙山小莲花峰的悬崖上，打完最后一颗子弹，砸烂所有枪械，决然跃下悬崖。而那场反扫荡后，又有无数父母把孩子亲手送入部队。这样的故事在那场战争中比比皆是：危急关头，人民军队为保卫人民群众不惜一切，而人民群众为支持人民军队亦一无所惜。

同心换来的是抗战军民更加坚固的“铜墙铁壁”，日军一次次声势浩大的“铁壁合围”最终在这面“铜墙铁壁”面前碰得头破血流。

每一名共产党员、每一位八路军新四军战士，都与人民保持着紧密的血肉联系。这是中国其他任何党派、任何军队所不具备的。谁在不死不休地战斗，谁在不计生死保卫人民，中国人民看得最清楚。这亦是共产党领导的根据地能在敌人残酷扫荡中，始终不断发展巩固的根本原因。

四

1944年8月，陕北延安的中共中央收到一封特殊的信。信发自尚在沦陷中的上海，几经辗转才抵达。

作者在信中写道：视察敌后根据地，见人民英勇斗争，更觉新中国前途光明。信末，他请求：“请中国共产党中央严格审查我一生奋斗历史，如合格，请追认我为党员，并将遗嘱送往延安。”

邹韬奋，这位中国最著名的新闻记者之一，以另一种形式完成了向延安的奔赴。

宝塔山上那座始建于唐代的九层宝塔，曾被日军作为轰炸延安的地标。然而，在整个抗战期间，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青年，向着这座象征希望的灯塔，络绎不绝、跋山涉水而来。

一份1942年5月日本出版的《华北共军现状》披露：北平大学生约70%投奔了共产党。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会成为这场战争中的中流砥柱？

邹韬奋遗书寄达的那些日子，正是延安天气晴朗、阳光明媚的日子。

那些日子里，抗大、鲁艺、延安公学等窑洞里书声朗朗；那些日子里，根据地农田里万物生长，共产党领袖的手中，纺轮飞转如梭；那些日子里，从华北到华东，八路军、新四军正发起反攻，侵略者将最终向中国人民举起白旗……

捍卫民族独立最坚定，维护民族利益最坚决，反抗外来侵略最勇敢——这就是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