骂完以色列又骂伊朗，特朗普的“无能”宣告一个时代的终结

徐坡岭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

【导读】以伊冲突的骤然升级，成为压垮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场“12天战争”（若真如特朗普所述）不仅重塑了中东地缘格局，更暴露了美国在霸权衰落下的战略困境：既无法彻底压制伊朗，又难以摆脱以色列的绑架。

作者指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非单纯的外部冲击所致，而是其自身金融资本贪婪与战略透支的必然结果。特朗普的关税战和“美国优先”政策本意是修复产业空心化，却导致盟友反制和全球供应链割裂。而在以伊冲突中，这种矛盾更加明显：美国既想通过军事打击维护霸权，又因国内政治分裂和战略资源不足（中东兵力捉襟见肘）陷入两难。更讽刺的是，伊朗通过提前转移核材料削弱了美军空袭效果，而沙特等21个阿拉伯国家的联合警告进一步限制了美国的行动空间。这种“既不能赢，又不敢输”的窘境，正是新自由主义霸权失能的典型表现。

那么，后新自由主义时代，谁来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作者认为，新秩序不会由某种统一的价值观主导，而是基于现实主义的权力博弈。中俄虽在反霸权、多边治理上高度协作，但大国关系的复杂性意味着合作与竞争并存。本文试图展望一个多极化、去意识形态化的未来世界。在这里，国家利益而非抽象理念将成为国际关系的核心驱动力。

本文原载于《文化纵横》2025年第3期。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新自由主义之后，

谁来构建世界新秩序

将来如有历史学家回顾总结世界秩序的变化，2025年一定是全球秩序大转折的元年。我们今天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正是乔瓦尼·阿里吉所谓的“下一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是目前全球性的体系焦虑，也是这一时代的根本关切。

特朗普1.0时代，尽管美国各种退群，到处张贴“美国优先”的标语，赤裸裸地抛弃美国在冷战后独霸世界需要承担的国际责任，但欧洲还能凭借西方文明祖师爷的余晖，努力维护摇摇欲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大厦。拜登当选总统后，美国重拾联盟体系的政策套路，加紧与欧洲捆绑，奉行新自由主义圭臬的欧洲政客们赢得喘息机会，力图和美国一道重温西方霸权的荣光。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也一度回光返照。

随着特朗普开启2.0时代，这一秩序迎来走向崩溃的最后一击。2025年1月第61届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美国副总统万斯直言不讳地批评欧洲的言论自由和民主正在倒退，直言欧洲最应该担心的威胁既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中国，而是来自欧洲内部。万斯的发言让欧洲政治精英目瞪口呆。随后，美国的国际政治议程开启了全球体系性变革。美国不顾欧洲的安全焦虑，主动发起俄美关系缓和谈判，把乌克兰危机的责任和义务甩给欧洲；继而，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全世界发动关税战；在这个过程中，还对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甚至加拿大提出领土主张。眼花缭乱的特朗普冲击，撕裂了大西洋关系，重置了俄美关系，抛弃多边主义的束缚，在双边领域对世界各国进行霸凌。美国终于以一己之力，把冷战后确立的新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扫进了历史垃圾堆。

美国为什么放弃了自己推动建立并曾因此独霸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泛滥的世界，将会生长出什么样的新世界秩序？在美国回归保守主义，欧洲重拾战略自主的背景下，作为具有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世界大国，中国和俄罗斯必将加强在这动荡世界中的战略合作。那么，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作为世界秩序的重要基石，中俄的这种战略合作将为全球和平、安全和稳定提供什么样的助力？又能为新世界秩序提供什么样的治理方案？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本质及其历史命运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的一种概括。其成为主导性世界秩序的时间并没多久。

新自由主义作为一种经济学理论、思潮，产生于20世纪20~30年代。20世纪30年代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结束。此时，为了理解十月革命后苏联创建计划经济的尝试，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和以波兰经济学家兰格为代表的学者，开展了一场关于“经济计算”问题的大论战。理论论战无果而终，但苏联计划经济在二战前制造的繁荣，以及美国罗斯福新政在处理经济危机上的成功，在实践上确立了凯恩斯主义在西方和计划经济在苏联阵营的地位。苏联式计划经济和美欧福利国家叠加国家干预的经济制度开始主导战后冷战时期的世界秩序。随着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陷入滞胀，“福利国家”主张逐渐式微，哈耶克的自由主义主张重新占据上风，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和美国总统里根不约而同以私有化和减少国家干预作为治疗经济顽疾的药方。此后，苏联计划经济也滑入效率陷阱，开始接受华盛顿共识，实施“休克疗法”转型。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一统天下，世界进入全球化时代。

全球化时代，首先是市场经济的全球化，其主要表现是全球市场的一体化和全球自由贸易。随后，为方便国际垄断资本的全球自由流动和生产的全球布局，新自由主义开始政治化为国家意志和政治制度范式——其标志性事件是1990年美国政府提出包括十项政策工具在内的“华盛顿共识”。它是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迈向国际垄断阶段的意识形态主张，是美英国际垄断资本特别是金融国际垄断资本建构全球霸权的政治主张。正如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的那样：“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在该书的导言中，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明确指出，“华盛顿共识”的本质内涵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

从源流和内容上看，作为一种经济和政治学思潮，新自由主义主张和强调自由竞争，反对国家和政府对经济的不必要干预，主张私有化和个人主义，反对公有制和社会主义。在国际政策上，强调开放国际市场，支持全球性的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

新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环境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认为这会妨碍自由竞争——这是新自由主义关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安装说明书”。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化则走得更远，它为相应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提供的“安装说明书”，充斥着美西方携冷战胜利余威的傲慢和对其他文明文化的蔑视。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的人》是其代表。在这里，从基督教一元论宗教哲学和反抗欧洲宗教压迫的启蒙运动中孕育出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获得了神圣的地位。政治化的新自由主义把自由上升为一种价值观，把少数人的权力和不受限制的自由上升为神圣原则，并把源自古希腊的选举民主作为维护这种原则的工具，进而把西方选举民主神圣化，并在冷战后30多年里逐渐演变为美国利用霸权地位，从外部干涉和颠覆别国政权的意识形态工具。

新自由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资源的全球化，也为国际垄断资本在全球布局生产链提供了条件。在全球化发展的过程中，互联网信息技术创造的全球金融市场不间断运转，推动了国际金融资本的全时空套利交易。在这一趋势下，与国际贸易伴生并服务于国际贸易结算和借贷的跨国金融资本流动，在1995年之后被国际套利资本主导。国际金融资本全球套利的便捷性和规模很快超过国际产业资本，从而为国际金融垄断资本获得对产业资本的压倒性优势创造了条件。

进入21世纪，随着互联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以及美国监管部门对金融创新的放任和货币宽松政策，华尔街金融资本在全球资本中独占鳌头。2008年金融危机后，美国金融集团主导的救市方案彻底确立了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在全球经济和政治决策中的主导地位。国际金融垄断资本的全球流动，又进一步推动其掌控全球产业链布局，进而逐渐掌控全球资源和产业链利润。它们在世界各地注册自己的分身，模糊其国家身份，为掠夺资源和制造业产业利润和全球投机提供了正当性。

新自由主义政治话语中，自由竞争是至高无上的。美国打着自由民主的旗帜，在国际事务中主张人权高于主权，并据此干涉别国内政，甚至以维护正义之名颠覆别国政权。在为美国霸权辩护的理论逻辑中，有一种说法认为美国不侵占别国的土地，不搞殖民。但如果从美国实际占有、使用和消耗的资源量，以及其凭借金融和技术霸权获得的利润量，再对比其为此付出的成本，我们会发现，当金融资本统治全球的时候，全球都是其攫取利润的殖民地，根本不需要再派出军队、总督去从海外殖民地暴力攫取利润。金融资本掌控全球资源和产业链利润所凭借的是技术霸权和军事霸权的硬实力基础。在金融垄断资本控制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里，资源富裕国家无法为资源定价，也没有能力自主开采。只有当美国金融资本掌控或参股了这些资源之后，这些资源才有市场空间。同时，承接了低附加值制造业分工环节的国家，也一样要接受金融垄断资本的剥削和控制。美元霸权是其实现掠夺的主要工具。

上述分析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是由金融资本主导建立的第三种世界秩序。商业资本主导建立的重商主义时代国际秩序，以及此后由产业资本主导建立的古典自由贸易和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秩序，是现代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之前的两种世界秩序，也是现代国际金融垄断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的序曲。

意大利政治经济学家和全球资本主义历史学家乔瓦尼·阿里吉曾在他的著作中指出，金融化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周期性现象，他分析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现出来的金融扩张和崩溃的周期性及其地缘政治根源。但支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金融资本扩张，与此前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金融扩张和崩溃有着本质的不同。如果说英帝国后期的金融扩张、债务上升是帝国内部的，并通过对殖民地的剥削和掠夺来延缓帝国的衰落，那么集中在华尔街的国际金融垄断资本则是利用美元霸权剥削全世界，并把美国经济的金融化推向了新的高度。美元、美债和美国证券市场，代表了美国霸权和经济形态的典型事实。美国垄断金融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是对全球物质生产链和价值链的掠夺，美国金融精英的富有是靠剥夺性积累实现的，它必然导致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陷入贫困。这是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必然被替代的根本原因。

▍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终结与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终章

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构建了一个由垄断金融资本掌控的世界。在这个秩序里，国际垄断资本对任何一个国家的私人公司都具有压倒性的优势。只要那些民族国家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所谓国家不干预的自由竞争原则，国际垄断资本必然拥有无可匹敌的竞争优势，他们控制这些国家的资源或者产业易如反掌。对于那些相对弱小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更是如此。因此，如果那些资源丰裕国家放弃干预，就意味着允许国际金融资本参股甚至控制资源。同样，那些发展制造业的国家如果放弃产业政策，也就意味着放任国际垄断资本拿走产业链上的大部分利润，并被迫固化在产业链上的低附加值部分。具备了上述两个条件，美国就能够依靠这个体系稳固其霸主地位，稳定攫取全球产业链的剩余价值。如果美国垄断资本能够用攫取来的超额利润弥合其内部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巨大收入差距，新自由主义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秩序将实现完美逻辑闭合，进而实现长治久安。但显而易见的是，最后这个条件与资本的贪婪天性是相矛盾的。而维持新自由主义全球秩序的前两个前提条件，也在2000年之后开始面临挑战。

挑战首先是俄罗斯发起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依据“华盛顿共识”提供的新自由主义方案，实施“休克疗法”市场化转型。当时叶利钦政府为了解决联邦中央财政资金不足问题，不得不接受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苛刻的资金借贷方案，对国际垄断资本敞开大门。同时，按照“休克疗法”实施的大规模私有化，造就了能够和联邦中央政权叫板的私人垄断寡头——金融工业集团。国际垄断资本与国内私人垄断寡头联手洗劫俄罗斯的财富，俄联邦中央政府掌控经济和社会的能力被大幅度削弱。2000年普京从叶利钦手中接过总统权杖后，把恢复政府能力、重建政治和社会稳定作为首要任务。在政策上，首先通过战略资源国有化恢复国家对经济的掌控，同时整顿私人垄断寡头，恢复联邦中央政府的政治独立性。但即便如此，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中，俄罗斯的国内企业仍无法在竞争中与国际垄断资本相抗衡。因此，普京总统着手组建巨型企业集团，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俄罗斯管道公司、俄罗斯铁路公司和俄罗斯铝业公司等巨无霸企业，都是在这个时期实现集团化改造的。不仅如此，在国际和国内市场竞争方面，俄联邦政府向这些企业集团提供政策支持。这些政策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俄罗斯对抗国际垄断资本的能力。2014年后，俄罗斯开始实施进口替代战略，国家产业政策逐渐成为对抗国际垄断资本的利器。2022年发生的美欧对俄大规模制裁，使得俄罗斯彻底放弃了经济上的新自由主义原则和政策逻辑，在政治上也彻底退出了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和治理框架。

另一个挑战来自中国。中国对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主要是以产业政策解构国际金融资本和科技垄断资本的控制力。在2012年之前，中国的产业政策都是防守性质的，主要服务于如何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纳入现代经济进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坚持把开放和融入世界经济作为基本原则，谋求经济发展的良好外部条件。此外，中国在开放的同时并没有放弃对经济发展的国家引导和干预，特别是一直坚持对国际资本流动的管控，并在经济发展中坚持以创新和产业政策引领经济发展，不断推动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攀登。2001年中国加入WTO，制造业快速成长，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也快速推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高速经济增长和全产业链发展快速改变着世界经济格局。特别是201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从盯住美元的有管理浮动转向盯住一篮子货币，实现独立于美元汇率的独立浮动，逐渐改变了中美之间商品循环和资本循环的闭合模式，抽掉了美元霸权通过金融潮汐收割全球的基础。中国坚持发展市场经济和坚定以国家力量管控国际垄断资本经营活动的政策组合，一方面维护了国家利益，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美国主导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挑战。这是奥巴马政府2012年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并试图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劳工标准和环境标准约束中国，以国际垄断资本司法权力高于国家主权来维护美国垄断资本利益的重要原因。面对美国的打压和遏制，中国2015年之后的产业政策变得更加积极主动，同时还配合了汇率改革（人民币不再盯住美元，推动人民币汇率逐渐与美元脱钩）。《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加上人民币不盯住美元，美国的金融资本霸权在资本潮汐中收割全世界的逻辑开始动摇。

不过，推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退出历史舞台的最主要的力量来自美国。俄罗斯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不满，中国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对美国收割全世界框架的釜底抽薪，使得美国开始怀疑自己对这个秩序的掌控能力。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修补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起点。奥巴马推动的TPP，试图让国际垄断资本权力和美国金融霸权凌驾于其他国家的主权之上，是美国试图削弱和破坏中国产业政策的体系性尝试。美国的这些操弄都未能达到目的。这是2016年特朗普1.0任期开始各种退群和放弃国际责任的重要刺激因素。特朗普1.0时代的国际战略实际上已经开始动摇美国构建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但冷战后美国的霸权地位毕竟是由这种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加持的，因此拜登回归白宫之后，试图重建盟友体系，加强对中国的遏制和对俄罗斯的打压。2022年，伴随着美欧对俄罗斯实施封锁制裁，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开始走向终局。2025年特朗普重回白宫之后，眼花缭乱的政策冲击，动摇了大西洋关系，颠覆了俄美欧关系。4月2日，特朗普政府对全世界发起关税战，彻底摧毁了以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基石。

▍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合作与“下一个世界”的图景

毫无疑问，美国苦心经营且一再宣扬的所谓“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冷战后20多年的世界秩序，是单极霸权下新自由主义的政治全球化。这种世界秩序，从美国的角度看，是霸权者的自由，从其他国家的角度看，是美国在世界各地通过改变或颠覆其他国家政权来强制推行西方的选举民主。这个国际秩序既不自由、也不公正，也不可能是人类历史的终极状态。随着中国崛起和俄罗斯国力的恢复，美国霸权为所欲为的边界越来越小。美国为了扭转霸权衰落的趋势，对中俄两国各种遏制和打压，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内在矛盾决定了，美国共和、民主两党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的。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世界秩序和国际格局的两大支柱，在推动全球治理改革和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上有着高度的共识。俄罗斯的政治家们早就在构想一种全新的全球治理模式，中国则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以及更加具体的全球安全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等政治概念和方案设想。

毫无疑问，中国和俄罗斯是全球治理的关键力量，新时代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是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和安全的基石。中俄提倡的“反霸权、世界多极化、全球治理民主化”等主张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认同，新的世界格局必将是一个多极格局。那么，在新的多极格局秩序中，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合作将如何展开？

（一）中俄关于全球治理和世界秩序的共识与主张

中俄在新时代的战略协作以“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为核心理念，致力于推动国际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双方通过联合声明、高层对话等机制，持续协调立场，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维护多边主义、抵制单边霸权的重要力量。目前来看，这些共识和主张包括：

第一，倡导多极化与国际关系民主化，坚持多边主义，反对干涉内政与“长臂管辖”。中俄都主张世界应由各国共同参与治理，反对个别国家垄断国际事务决策权；尤其是主张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并且，中俄都维护联合国核心地位，主张通过联合国框架解决国际争端，且积极参与并加强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与此同时，反对以“人权”“民主”为借口干涉他国内政，批评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和单边制裁；在乌克兰危机、台湾问题等议题上，中俄均明确反对外部势力煽动对抗和破坏地区稳定。

第二，继续推动经济全球化与开放合作，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提倡新型安全观。反对保护主义和“去全球化”的脱钩断链，主张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促进欧亚大陆互联互通。主张共同应对包括气候变化、公共卫生安全、恐怖主义、网络空间安全以及AI在内的全球性挑战。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绝对安全”观念和军事同盟对抗；在亚洲地区，支持东盟中心地位，推动构建开放包容的地区安全架构。

第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坚持文明对话与包容发展。增加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提升发展中国家代表性；批评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小圈子”的排他性联盟，主张包容性合作。主张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反对个别国家滥用“长臂管辖”和单边制裁；支持完善国际法律体系，但反对以“规则”为名维护少数国家利益。主张文明平等，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反对“文明冲突论”。主张发展模式多样性，强调各国根据自身国情选择发展道路，反对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

（二）未来的世界秩序将基于现实主义，将不会是价值观主导

西方宣称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是某种“近视”的历史观构造出的虚幻感觉。在近代工业革命之前，世界秩序是相互隔离的前现代国家构成的马赛克拼图。现代国际秩序的诞生得益于工业革命以及之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但几百年来，推动和主导国际秩序演化的力量并不是所谓的自由民主，而是战争、暴力和流血。作为现代国际秩序的发源地，欧洲近现代史上短暂的和平与稳定，基本上是由现实主义主导的。

近百年来，西方强制推行的自由民主，在西方思想语境中逐渐成为一种终极价值符号。但就西方选举民主而言，这种脱胎于古希腊城邦政治中的政治治理组织形式，其名声毁誉参半，被利益集团和金钱操纵的选举民主，已经成了现代美国政治中的一种“恶”。美国在全球强制植入西方的选举民主，也成为很多国家落入“选举陷阱”和“发展陷阱”的原因，并被国际垄断资本操控。那么，新自由主义之后，下一个世界秩序将是何种样貌？或者说，自由主义之后，将会是什么价值观主导世界？目前看，根据中俄在全球治理方面的共识，未来的世界秩序将不会有一个统一的价值观基础。现实主义将是对多极化世界秩序的最准确概括。

有人认为，当今世界保守主义正在成为主流，新的世界秩序将是保守主义世界秩序。但需要看到，保守主义并不是一种在各种文明中抽象出来的同质的价值观。从概念和逻辑上看，保守主义，其基本主张是要回到以家庭、社区和族群为基础的秩序。它不承认跨国界的身份共同体，这也是民族主义与保守主义在表象上合流的最主要的原因。基于族群的保守主义实际上是防御外部威胁和维护自己族群利益的民族主义，族群需要国家这个暴力机构保护自己，从而上升为国家层面的保守主义。

俄罗斯在国内政治问题上具有保守主义特征。学者们多认为普京主义具有进步保守主义和现实保守主义的内核。普京主义提倡的思想和意识形态，其提供的价值能被西方、被全球南方认同吗？答案显然是：并不能。所以，普京在与全球南方打交道的时候，用词更多是实用主义层面的，包括反对霸权、发展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等。

中国的全球秩序方面的主张，用中国哲学家赵汀阳的话来讲，就是“天下观”，是以“仁”为内核的王道。“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式现代化”等概念都是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但这些概念能被西方政治话语描述、刻画并被接受吗？答案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中国坚持现实主义，主张文明对话和包容发展，而不强求未来的世界秩序基于某种统一的价值观。

（三）中俄之间的战略合作，将基于大国之间关系准则，同时受制于中美俄三边关系

大国外交的特点和准则，是独立自主外交。即所谓的“大国靠自己，小国才需要站队”。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坚持不结盟、不对抗和不针对第三方，并不受第三方干扰，正是独立自主外交和基于双方各自战略利益的体现。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合作也将遵循上述原则。

如果从双边、区域多边和全球三个层面界定中俄在全球治理中进行战略合作的内容和性质，将能够更加清晰地得到一个框架。首先，双边层面的高水平政治互信和高质量全方面合作，为中俄两国各自的安全、发展和社会稳定提供了良好条件，提供了大国关系的榜样，也为动荡的世界提供了安全稳定的基石。其次，从多边和区域层面看，中俄在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组织、G20等多边组织的合作，以及在“一带一路”、欧亚经济联盟、大欧亚伙伴关系以及俄罗斯倡议的欧亚安全新秩序中的合作，则是合作主导，同时存在影响力竞争。这正是大国之间关系的特点。合作为主，提供了地区稳定和发展的基石；影响力竞争则是大国独立自主外交和地区、全球战略利益的体现。再次，中俄在全球层面的合作，则主要是推动世界秩序向多极化和更加公正合理、更加民主化方向发展。上述多项共识和主张表明，反霸权和多极化是起点，建立公正、合理、民主的国际秩序是目标，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加强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应对恐怖主义和网络安全挑战、坚持多边主义和经济开放等，则是合作内容。

中俄在全球治理中的战略合作，不能回避两国作为世界大国面临的影响力竞争问题。上海合作组织扩员，金砖国家组织扩员，“一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和大欧亚伙伴关系的互动，乃至2024年以来俄罗斯倡议的欧亚安全新秩序合作，中俄之间都存在合作主导、同时竞争影响力的问题。所以，中俄在全球治理或全球秩序发展方面的合作是有限度的，两国在双边层面合作水平和合作质量最高，在世界秩序和全球治理上的共识很多，但在地区秩序方面的合作则包含更多影响力竞争的元素。这正是现实主义政治的特点。在现实主义国际政治中，大国之间合作，首先需要排除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根据两国的现实利益进行决策，同时塑造更多的共同利益、限制相互竞争的范围和强度。这是实现稳定、高质量国家间合作的基本条件。

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合作，还意味着中俄的战略合作必然会受到第三方的影响。中俄关系“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且不受第三方干扰。但这不意味着第三方不会对中俄关系产生影响，尤其当第三方是一股非常强大的国际力量的时候。俄美关系缓和，俄罗斯的国际战略空间和战略环境将改善，也就意味着中俄全球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对俄罗斯的价值将下降。中美关系恶化，比如特朗普发动针对中国的贸易战，将提升俄罗斯对于中美两国的重要性，意味着俄罗斯作为旁观者将受益。如何把握第三方的影响？这需要区分三边关系中的战略利益和战术利益。比如，俄罗斯认为当前的俄美关系缓和无法改变俄美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但可以实现战术利益交换，不可能达成战略互信。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方能理解中俄关系中存在的高度的政治互信和共同的战略利益，而这构成了两国关系高水平稳定发展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