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谁让我们吃饱了饭？论“包产到户”历史叙事的唯心主义陷阱

　　在中国，如何解释“吃饱饭”这一困扰了我们民族数千年的历史难题的最终解决，是两种世界观、两种历史观激烈交锋的焦点。

　　一种被长期、反复、大声宣扬的说法是：我们之所以能吃饱饭，是因为实行了“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灵丹妙药”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这套叙事中，前三十年的集体化时代被描绘成一个压抑、低效、导致贫穷的“大锅饭”时期，而温饱问题的解决，则被归功于一次生产关系的“巧妙”调整。

　　然而，这种说法，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本末倒置的历史唯心主义神话。它以“积极性”这种主观精神状态，来偷换和掩盖粮食增产所必需的、无可辩驳的物质基础。它企图用一种政策的“魔力”，来抹杀掉整整一代人在一位伟人的带领下，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改天换地的物质建设。

　　本文旨在系统性地论证：“包产到户”绝不是我们吃饱饭的根本原因。粮食，是种出来的，不是“分”出来的。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摆脱饥饿，其真正的、缺一不可的四大物质支柱——独立自主的水利体系、革命性的农业良种、从无到有的化肥工业和支撑这一切的工业化基础——全部是在毛泽东时代，由我们英雄的父辈和祖辈，以巨大的牺牲为代价，亲手奠定的。我们今天的美好生活，是那一代人艰苦奋斗的直接延续。

　　一、治水改土：农业的命脉——一代人改天换地的宏伟工程

　　农业的根本，在于土地和水。在中国这样一个季风气候显著、水旱灾害频发的国家，解决水利问题，是保障农业稳定发展的命身攸关的大事。

　　(一) 几千年的水患与旱灾

　　翻开中国历史，就是一部与洪水和干旱进行无尽搏斗的苦难史。黄河泛滥、大江决堤、连年大旱、赤地千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分散的、脆弱的小农经济，在巨大的自然灾害面前，是毫无抵抗能力的。他们只能听天由命，在一次又一次的灾荒中，背井离乡，卖儿卖女。

　　(二) 人民公社的组织优势：移山填海的集体力量

　　这一几千年未能解决的难题，在新中国成立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开始被系统性地扭转。其唯一的秘密武器，就是毛泽东同志所开创的人民公社这一集体化组织形式。

　　只有在人民公社的框架下，才可能打破一家一户的土地界限，进行统一的、大规模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在那个英雄的时代，数以亿计的劳动人民，靠着自己的双手、肩膀和简陋的工具，发扬着“愚公移山”的精神，在全国范围内，修建了数万座水库，数百万座塘坝，开挖了数不清的灌溉渠道。这些工程，彻底地改变了中国农业“靠天吃饭”的脆弱局面。

　　(三) “包产到户”无法修建一座水库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包产到户”之后，新修了多少大型水库？答案是，几乎没有。

　　这不是因为后人懒惰，而是因为在分田单干的小农经济模式下，根本不具备进行这种大规模协作的组织能力和资源调动能力。单干的农户，其眼光和能力，都只能局限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他们是毛主席时代所建立的宏伟水利工程的直接受益者和继承者，而不是开创者。没有这些遍布全国的水利设施，任何“积极性”都将在大旱与大涝面前，化为乌有。

　　二、科技的革命：良种与化肥——产量的倍增器

　　如果说水利解决了农业的“保底”问题，那么农业科技的革命，则解决了粮食产量的“上限”问题。而这一革命的种子，同样是在毛泽东时代播下的。

　　(一) “八字宪法”的科学预见

　　早在1958年，毛泽东同志就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指导农业发展的“八字宪法”——即“土、肥、水、种、密、保、管、工”。这一纲领，将“良种”和“化肥”这两个核心科技要素，放到了极其重要的战略位置。

　　这充分说明，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深刻地认识到，要解决中国的吃饭问题，最终必须依靠科学技术，走科学种田的道路，而非寄希望于某种生产关系的“魔术”。

　　(二) 袁隆平的诞生：社会主义大协作的产物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伟大成就，常常被某些人描绘成个人奋斗的“神话”。然而，袁隆平本人曾多次满怀深情地回忆，他的研究，离不开国家在那个特殊年代，不计成本、不问回报的巨大投入和全国范围内的“社会主义大协作”。

　　没有国家级的科研立项，没有成百上千个遍布全国的农业技术推广站的配合试验，没有无数农民和技术员的无私奉献，单靠他一个人的“积极性”，是绝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功的。他的成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优越性的生动体现。

　　(三) 化肥工业的从无到有：工业对农业的根本性反哺

　　化肥，被称作“粮食的粮食”。在旧中国，化肥工业基本为零。正是在毛泽东时代，我们从无到有地建立起了自己的化肥工业体系。

　　特别是在70年代，毛主席和周总理以巨大的魄力，克服重重困难，从西方引进了“四三方案”等一批大型化肥设备和技术。这些工厂，在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陆续建成投产，使得中国的化肥使用量，呈现出爆炸性的增长。这恰恰与“包产到户”后粮食产量的第一次飞跃，在时间上是完全吻合的。没有毛主席时代打下的化肥工业基础，后来的“高产”，就成了无米之炊。

　　三、工业的支撑：农业机械化——摆脱牛耕的物质前提

　　现代农业，本质上是一个高度依赖于工业支持的产业。没有一个独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农业的现代化，就无从谈起。

　　(一) 拖拉机与抽水机：工业化的直接支援

　　在毛泽东时代，“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是一个被反复强调的战略方针。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国家不惜代价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建立起了自己的钢铁、能源和机械制造工业。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我们才能独立地生产出越来越多的拖拉机、抽水机、收割机、脱粒机等农业机械，将千千万万的农民，从繁重的、延续了几千年的牛耕体力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

　　(二) 没有工业化，何谈农业现代化？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没有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这个虽然粗糙、但却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那么“包产到户”后的农民，他们能用的，依然只是祖辈传下来的锄头和镰刀。

　　他们不可能用上柴油抽水机来灌溉，不可能用上拖拉机来耕地，更不可能用上机械化的方式来收割和脱粒。所谓的农业现代化，将是一句不折不扣的空话。工业化，才是支撑整个农业生产水平实现历史性飞跃的、最坚硬的脊梁。

　　四、“积极性”的迷思：对历史唯心主义的批判

　　将吃饱饭的功劳，完全归于“包产到户”所激发的“积极性”，是在理论上十分荒谬、在政治上别有用心的历史唯心主义。

　　(一) “积极性”能凭空变出粮食吗？

　　我们必须提出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一个人的“积极性”，能够凭空变出水、变出肥、变出良种和拖拉机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一个农民，即便他有天大的积极性，如果老天不下雨，他的地就会干裂；如果土壤贫瘠，他的禾苗就会枯黄；如果种子低劣，他的收成就会很差；如果他只有一把锄头，他能耕种的土地面积就是极其有限的。积极性，作为一种主观能动性，只有在具备了相应的物质基础之后，才能发挥出其巨大的作用。脱离物质谈精神，是典型的唯心论。

　　(二) 真正的“束缚”是什么？

　　“包产到户”论者声称，人民公社体制“束缚”了农民的积极性。然而，真正束缚了中国农民几千年的，到底是什么？

　　是残酷的封建地主剥削制度，是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是极端落后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恰恰是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人民公社，通过集体化的力量，才第一次开始系统性地砸碎这些束缚了农民几千年的、真正的物质枷锁！

　　(三) 偷梁换柱的功劳簿

　　因此，“包产到户”论的全部奥秘，就在于一场巧妙的、偷梁换柱式的“功劳归因”。

　　它将毛泽东时代几十年艰苦奋斗所积累下来的、开始集中显现其巨大效益的物质成果——即遍布全国的水利工程、培育成功的农业良种、建成投产的化肥工厂和初具规模的农业机械——所带来的粮食增产，全部、不加区分地，记到了“包产到户”这一项政策的功劳簿上。这是对历史的公然窃取，是对前人功绩的无耻贪占。

　　五、历史的感恩：饮水思源，继承父辈的牺牲与光荣

　　作为一个享受着温饱和富足的后辈，我们在看待这段历史时，应当怀有最基本的历史良知和感恩之情。饮水思源，我们必须清楚地知道，我们碗中的每一粒米，都浸透着父辈和祖辈的汗水与牺牲。

　　(一) 一代人吃了三代人的苦

　　我们必须承认，毛泽东时代，是一个物质生活相对匮乏、人民群众生活普遍清苦的时代。为什么苦？因为那一代人，为了给子孙后代打下万世基业，为了让中国能够独立自主地站起来，他们以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节衣缩食，将极其有限的社会资源，最大限度地投入到了那些短期内看不到回报、但却关系到国家长远命脉的基础性建设之中。

　　可以说，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是在用一代人的时间，吃完了三代人的苦，干完了三代人的活。他们是值得我们永远敬仰的、最伟大的英雄。

　　(二) “聚沙成塔”的老人：领袖的组织力与意志力

　　而能够将亿万中国人民这种分散的、潜在的力量，凝聚成改天换地的磅礴伟力，并将其引导到正确方向上的，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

　　没有他所创立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公社这样强大的组织工具，亿万分散的农民，就是一盘散沙，绝不可能靠“积极性”自发地组织起来去修建水库。没有他那“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钢铁般的意志，面对内外的重重封锁和困难，我们很可能早就退缩和放弃了。他就是那个能“聚沙成塔”的、独一无二的巨人。

　　(三) 真正的感恩对象：我们的父辈与他们的领袖

　　所以，当我们今天能够安逸地坐在餐桌前，不再为下一顿饭而发愁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感谢的，绝不是那些鼓吹“分田单干”的理论家。

　　我们唯一应该感恩的，是我们的父辈和祖辈，是他们用自己的血汗，为我们浇灌出了今天丰收的田野。我们唯一应该感恩的，是那位带领着他们，并赋予他们组织、方向和力量的伟大领袖毛主席。

　　结论

　　综上所述，中国人民能够历史性地解决吃饭问题，其根本原因，绝不是因为实行了“包产到户”这一所谓“激发积极性”的政策。这是一个被刻意编造和放大了三十多年的、彻头彻尾的历史唯心主义神话。

　　我们之所以能吃饱饭，其真正的、坚实的、缺一不可的物质基础，在于毛泽东时代所完成的四大历史性工程：第一，是遍布全国、能够抵御水旱灾害的农田水利体系；第二，是以杂交水稻为代表的、革命性的农业育种科技；第三，是从无到有、能够大规模生产“粮食的粮食”的化肥工业；第四，是能够为农业提供机械、能源和一切现代投入品的独立自主的工业化基础。

　　忘记了这一切，将全部功劳归于“分田单干”，不仅是对科学的无视，更是对历史的背叛。这等于是在说，一座大厦之所以能够建成，功劳不在于那些打下了坚实地基、竖起了钢筋水泥框架的建设者，而在于最后那个仅仅是“划分了一下房间”的装修工。这是何等的荒谬！

　　因此，我们必须正本清源，恢复历史的真相。我们碗中的每一粒米，都闪耀着毛泽东时代的光辉。我们理应永远地、最深切地，感恩那个英雄的时代，感恩我们英雄的父辈，更感恩那位带领他们创造了这一切人间奇迹的、最伟大的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