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鸿评《长安的荔枝》: 大历史的浮世绘，小人物的悲喜剧

作者｜尹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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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伯庸小说《长安的荔枝》，构思巧妙、意蕴丰满、充满戏剧性，一出世就成为影视剧改编的宠儿。它从贵妃“日啖荔枝三百颗”的“历史”中，合理地想象出一个在没有冷链快递的时代，如何跨越几千里将新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的“背后故事”，又虚构了一个当年京漂如何在专制体系下，被作为一枚棋子扔进了一个死局之中的挣扎。历史、传奇、危机事件、强烈动机、命运翻转、悲悯同情，几乎所有重要的戏剧性元素都完美地聚集在一起，就像契诃夫名噪千古的短篇小说《公务员之死》一样，既有让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更有让人唏嘘不已的悲剧性。小说原型可以说为剧集改编提供了最有想象力的资源。

原著七万字的有限篇幅，改编成长篇电视剧必然会面临众多新的挑战。对于剧集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将这部作品的“悲喜剧”精华，在特定历史情境下，充分而生动地呈现给观众，同时又通过二度创作，为观众提供超出小说的新信息、新理解、新意蕴。将小说视听化、将原作丰满化，必然会成为剧集改编创作的新目标。

雷佳音出演的李善德，相比较原作中人物的憨厚，多了几分职场生存的算计，但是依旧保持了他小人物那种胆怯而执拗的核心性格。这让作品的主题进一步得到了升华。在一个等级森严、上爬通道狭窄的官僚体系中，原作中的李善德，好人被欺、善无好报实数“当然”，而即便是剧版中的李善德，机关算尽、左右突围，最后也不过是瓮中之鳖、笼中之鸟，似乎更道出了官场之险恶。剧集的喜剧风格也因为李善德形象的“左右斡旋”获得了更多的可能性。从长安到岭南，从高官门第到地方势力，在李善德与郑平安的几番较量中，观众看到了小人物在深不见底的体系中，越挣扎越陷落的无可奈何的困境，也呈现了小人物绝地反抗、破釜沉舟的挣扎。小人物命不由己的主题更加有了某种滑稽性，小人物逆天改命的努力也有了某种悲壮感。在生死考验面前，李善德知其不可为而强为之的行为，在喜剧的外表下似乎有了悲剧感，喜剧的人生转化为了悲剧的命运，使剧集的黑色和幽默都得到了加重，成为了黑色+和幽默+。

剧集与小说不同，原著小说表现的是“一件事”，但电视剧体现的是“一个世界”。剧集的叙事很难过于线性，每个场景、每个段落、每场冲突，都需要关系的横断面、需要一种可以被观众看见的典型环境和典型的人物关系，这客观上会迫使剧集创作者将小说中那些省略、简略、忽略的人物、事件、场景的空白处呈现出来，构成画面的丰富性、情节的丰满性、环境的真实性。于是剧集中就出现了一些新人物或者是人物的一些新面貌。如夸夸其谈自称长安“飒骑马”的郑平安，这位剧版原创人物曾专门向观众演绎了家道中落后当“陪酒侍郎”初的心路历程，当他隔着一道门听到昔日受过恩惠的诸“友”的奚落时，用一副面具完成了自己的人格转换。这个人物为李善德的命运提供了一个参照背景，成为勾勒大唐“天宝盛世”的底色之一。

岭南掌事赵辛民，剧版也通过十二年的对比，把曾经豪情天纵的青年才俊与如今唯利是图的奸猾商人刻画得更加具有今夕何夕的沧桑感，李善德的何去何从便有了更加厚重的环境渲染和人格对比。

新增的人物或者强化、变化的人物，有的是为更丰富的线索和更复杂的戏剧性提供可能性，但更多的则是为了让李善德的性格和命运有更多样化的人际参照、社会氛围。原著仅以李善德的主视角让观众随其进入“盛世”，而剧集中则是通过不同人物、生活场景、叙事线索的增加，兼具了文学厚度与戏剧张力，让剧集有了大历史的格局。芸芸众生、大千世界、衣食住行，呈现了长安与岭南、京城与边疆、北方与南方相互对比的生动鲜活的大唐烟火。

剧集在视听呈现上，则体现了一流的制作水准。摄录美服化道，都尽可能将历史、环境、氛围融为一体，无论是朝堂宫殿还是市井烟火，无论是田间地头还是千里江山，一方面让人物有一种历史人物的准确定位，另一方面也让两千年前的历史场景尽可能得到视听的还原。在画面构图、镜头运动、剪辑节奏方面，则充分发挥长剧不可倍速的精细化呈现，提供了沉浸式的观剧体验，梦回大唐、眼见长安，甚至荔枝的色香味都能通过荧屏扑面而来。这种精品化追求，在一个影像消费的快餐时代，更加显示出其独特的稀缺价值。

马伯庸作品，向来以似真似假、似古似今而成为自己的创作追求。剧集在最大程度上想传达出这种内在的创作精神。当然，由于介质不同、篇幅不同、文学化的描写与视听化的呈现不同、观众心中的一千个李善德与雷佳音饰演的这一个李善德不同，引起人们的争议和热评自然不足为奇。重要的是，通过这个“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新解，李善德这个大唐时代的“小官吏”“小人物”一路狂奔、穿越千年，引发了当代观众的关注、共情、共鸣，一方面体现了艺术穿山越岭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体现了艺术不仅关心大时代大历史，而且开始为被历史遗忘和忽略的渺小个体命名的新转向。在越来越多的当代艺术中，正在出现越来越多的佝偻而倔强的小人物形象，虽不伟岸高大，却依然顽强努力着逆天改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