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Pop又踩到文化雷区了

又一个K-Pop人气女团，陷入了种族歧视争议。

5月17日，女团KISS OF LIFE所属公司S2娱乐宣布组合将退出北美韩娱盛典KCON LA 2025，表示是“与主办方慎重商议后做出的决定”。然而，欧美粉圈并未买账，甚至持续升级为近年来最严重的K-Pop抵制潮。

这缘于今年4月的一场危机事件。4月5日，组合成员Julie庆生时进行了一场主题为“老派嘻哈”（Old-School Hip-Hop）的直播。成员们身穿宽大T恤、佩戴金链，梳着玉米辫，并使用街头语气和“Gangsta”手势模仿黑人rapper。但直播片段被截取后，在TikTok、X等平台快速传播，引发了大量欧美粉丝的不满。批评声音指向她们消费黑人文化，强化种族刻板印象，构成“文化挪用”。

那么，在频繁借用他者文化的全球化进程中，K-Pop为何屡陷争议？

本玩笑如何引爆“黑海”

从一夜掉粉20万、欧美巡演退票、品牌合作叫停到最终宣布退出KCON LA，这次的抵制风波迅速升级为“黑海示威”（粉丝在演出中集体熄灯、保持沉默来表达抗议），被称为“K-Pop史上最大规模的抵制事件”。

回溯来看，此次争议发酵的关键，源于KISS OF LIFE成员们直播中的模仿与嬉笑被解读为“戏谑”，而Julie和Belle本身为韩裔美籍身份，在欧美语境中被认为“理应理解文化敏感”。尤其是Julie过去曾因使用N-word而受批评，再次“踩雷”大大加重了网友的失望和愤怒。

尽管道歉声明在舆论初期就迅速发出，却全文避谈“文化挪用”等关键字眼，仅表示“感到遗憾”“今后会更加注意”，也未正面回应为何使用相关造型、口音，被视为模糊敷衍、缺乏诚意，更难获得原谅，反而成为激化风波的导火索之一。几天后，成员们再次分别上传手写道歉信，但因依旧未提及争议焦点，争议并未因此平息。

与此同时，舆论在东西方之间呈现出明显温差。

欧美粉圈普遍认为，这一事件踩到了文化红线，是对黑人文化的“消费性扮演”，Reddit上的“r/kpopthoughts”社区中，也有粉丝呼吁在KCON LA上实施“黑海示威”以示抗议。

而中文与韩语平台上，不少声音则表示“至于吗”、“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甚至指责欧美粉丝“道德霸凌”、“太玻璃心”。

造成这种差异的背后，其实是不同地区文化背景与社会教育的巨大差异。

欧美社会对种族议题的讨论长期处于主流位置，“文化挪用”作为政治性概念广为流传。而亚洲社会在没有殖民者身份，同时文化传统对种族与族群政治关注较弱的前提下，较少从权力结构出发理解文化交流，更多将其视为审美取材或灵感来源，不具备相同的历史敏感度。

K-Pop也正是在这种语境错位中，一再走向舆论风口。

K-Pop为何频频踩雷？

“文化挪用”并非指使用文化本身，而是指主流群体在脱离历史背景与语境的情况下，将边缘群体文化作为装饰性素材使用，并从中获利。这个过程中，原文化被遮蔽，文化主体失声。

K-Pop的“踩雷”记录早已不止一次。

2017年，女团MAMAMOO在一次演唱会VCR环节中，涂黑肤色、戴卷发假发模仿Bruno Mars形象。但黑脸这一符号，源于美国19世纪白人用化妆嘲笑黑人的种族歧视行为，极具攻击性，自然引发舆论风波。后续，所属公司RBW娱乐迅速删除了该VCR片段，称成员“无意冒犯”，不知黑脸的历史含义，并承诺加强文化教育，成员Hwasa在后续直播中表示“学到了教训”。

类似问题也曾发生在男子组合NORAZO的歌曲《Curry》中。这首歌最初发布于2010年，风格诙谐搞笑，但MV中使用了大量咖喱、印度舞蹈动作、夸张服饰等元素，被认为将印度文化简化为刻板印象。

该事件还在2020年被重新点燃，当SEVENTEEN成员在自制节目《Going Seventeen》的模拟选秀环节中演唱该曲时，再次引发印度及南亚粉丝不满。在社交媒体上，不少人批评《Curry》“把印度文化等同于咖喱”，部分韩国网友认为粉丝过于敏感，称《Curry》是“童年回忆”，但南亚粉丝表示“让我为自己的文化感到羞耻”。 最终，7月15日，NORAZO成员Jo Bin在在Instagram上发布长文道歉信，承认误解并承诺将更重视文化表达的准确性。

此外，BLACKPINK、NCT U等知名组合也曾因MV布景中对印度教神祇迦尼萨雕像、伊斯兰建筑等宗教元素的的随意使用，被印度与穆斯林粉丝发起抵制。

此类争议的共性，均在于对文化符号“取其形，不问根”的使用。在K-Pop视觉工业中，造型、道具、音乐风格被快速“拼贴”，成为艺人包装的一部分，却忽略了其背后作为族群身份、历史创伤与宗教信仰的深层含义。

韩国的偶像产业机制也放大了这一问题。

K-pop高度依赖“概念先行”，在紧凑的企划周期中，文化素材往往被作为模块资源进行快速组合，缺乏足够的语境理解与文化研究，最终打包呈现为“看起来潮流”服务的符号，常常踩中他者文化的敏感红线。

此外，虽然已成为全球化文化产品，但K-Pop的创作模式、内容审查机制与文化理解框架依然扎根于韩国本土，对多元文化的理解尚未同步出海。如韩国评论家所说——“K-Pop已经进入全球化，但孕育K-Pop的社会尚未全球化。”

在韩国社会内部，主流文化对“文化挪用”概念的接受度也较低。许多人认为“我们不是殖民者”，因此在面对文化挪用批评时，难以共情他者所携带的历史创伤，并倾向于将其视作对韩国或“K-品牌”整体的贬损与攻击。这类态度常常转化为民族主义情绪，也进一步压缩了理性讨论的空间。

当然，韩国文化评论界也存在不同声音。

一方面，有学者呼吁应正视韩流在全球传播中可能引发的文化压迫或误读，例如韩国媒体《Idology》编辑长李东镇就指出，“韩国文化工业输出的快步调，与社会内部文化反思的迟滞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另一方面也有声音表示，现有的文化挪用框架本身深受“欧美中心主义”影响，某些审判标准并未真正考虑亚洲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与互动逻辑。

不同立场的共存也正说明，K-Pop引发的争议不仅关乎艺人行为，更关乎整个文化产业与认知系统如何面向世界、面向多元。

摘下“K”，还是强化“K”？

众所周知，在K-Pop的全球化路径中，大量吸收了Hip-Hop、R&B、拉丁舞曲等具有鲜明族裔文化根源的流行风格，借此建立自身的“国际化”印象。但不能回避的是，这些元素在被引入K-Pop体系时，往往只保留了表层特征，例如节奏、造型、舞蹈元素和“态度感”，缺乏对历史背景与社会语境的理解与交代。

以Hip-Hop为例，它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黑人社群抗争经验的文化形式，而在K-Pop中却更多被当做“酷”、“街头感”或“欧美范”的代名词使用。类似的，拉丁音乐中的律动被提取用于打造性感氛围，脱离了与地域、语言与族群身份的关联，文化原型被扁平化为视觉标签和舞台效果。

而热衷对异域文化的抽取与拼贴，虽然为K-Pop带来风格上的多样性，却也使它难以跳脱文化拼贴所伴随的殖民式观看结构，陷入文化挪用的泥潭。

在更高层面的内容包装与产业策略中，K-Pop近些年来也在有意模糊“韩国性”，比如通过引入外籍成员、合作国际制作团队，将自己呈现为一个去地域化、跨文化边界的全球流行产品形象。

这种“战略性无国籍化”（statelessness）策略的出发点是商业上的普适性——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降低文化特异性所带来的理解门槛，以期在更多文化环境中“被接受”。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文化包装上的“去韩国化”过程。

但正如李东镇所言，这种去本土化的包装，并不意味着结构上的国际化。

尽管不断吸收外部资源，但制作与主导权仍牢牢掌握在韩国本土产业体系内。叙事逻辑与价值框架高度韩国中心，形成一种看似去国籍，实则高度“K化”的文化结构。这也使得“K-Pop”在表面上实现了去国界传播，实质上却进一步加强了“K”作为全球流行文化符号的标签权力。

大量吸收区域文化元素，统一纳入“K风格”输出的机制，也广泛作用于亚洲内部。例如女团IVE在歌曲《HEYA》中大量使用中国传统元素与文化图腾，但这些元素表达浅显、语境模糊，同样引发了中国网友的强烈不满。“东洋景观”的建构，实际上是“K中心主义”的体现——它制造出一种由韩国主导的亚洲文化视觉景观，却缺乏明确来源说明，使得文化原貌被逐步边缘化。

更微妙的是，K-Pop越来越在东亚流行文化中扮演“文化中转站”的角色。比如糖葫芦、麻辣烫等中国街头饮食在通过韩流平台传播后，以“K-再定义”的方式被引入日本、东南亚，作为原文化产地的中国却被绕开、削弱了。这种“韩流叙事”在强化“K”的话语权的同时，也模糊了原文化主体的能见度，形成了亚洲内部的文化挪用。

久而久之，这种模式把K-Pop推向一个矛盾的位置，既借力多元文化，又始终紧握“K”的主导权，则难免频频触碰文化挪用的敏感线。

内容产业的“加速主义”更需要配合更有节制的文化伦理框架。被视为“全球化最成功案例”的K-Pop，在更密集地碰撞他者文化之后，需要的是理解“何为尊重”的能力。

文化借用未必是错，但如果不能承认语境的存在，沟通的可能性就会被封死，无法跨越文化的鸿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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