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封杀华为AI芯片，抗议无效，反击还需利剑，呼唤中国的长臂管辖

2024年5月13日，华盛顿的晨雾还未散尽，一封来自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的通知已如惊雷炸响——任何使用华为昇腾系列AI芯片的行为，都可能被视为“协助违反美国出口管制”，受到处罚。

这意味着：哪怕你是在撒哈拉沙漠深处的数据中心运行一块华为910D芯片，也可能触发美国法律的全球追索权。

美国不仅仅是在全球封杀华为AI芯片，还是在围剿中国的企业，在每个AI企业头上都挂上了一把达摩之剑，只要美国愿意，随时都可以落下。

既禁止中国企业使用美国的先进芯片，又限制使用华为的先进芯片。美媒说，美国的目的就是在AI的大潮中让中国企业出局。

美国不是胡言乱语，这是美国“长臂管辖”在数字时代的狰狞具象。

中国如何反击美国的霸权？

图1. 美国封杀华为芯片的禁令。不是警告，是利剑。

一、“长臂管辖”：美国如何把国内法炼成“达摩克利斯之剑”？

美国长臂管辖的起源：

什么是“长臂管辖”？

长臂管辖，英文叫long arm jurisdiction，是美国民事诉讼中的一个概念。在美国民事诉讼中，当被告人的住所不在法院所在的州，但和该州有某种最低联系，而且所提权利要求的产生已和这种联系有关时，就该项权利要求而言，该州对于该被告人具有属人管辖权，可以在州外对被告人发出传票。

“长臂管辖”，通俗的讲就是：

即使你不在这儿，只要你的行为与我有最低联系，我就有权管你。

最初，这只是为了解决州与州之间的商业纠纷。比如，一个纽约公司跟新泽西客户签了合同，出了问题，纽约法院就可以说：“你在我这里做过生意，我就要管你。”

但谁能想到，这个原本温和的法律原则，在美元霸权与技术垄断的加持下，早已演变成一种极具杀伤力的全球制裁工具，它的威力远超想象。

美国长臂管辖的法律扩张与全球渗透

美国长臂管辖的法律框架历经三个阶段演进：

法理奠基（1945-1977）：

1945年“国际鞋业公司案”确立“最低限度联系”原则，允许法院对境外实体行使管辖权。

立法强化（1977-2001）：

1977年《反海外腐败法》（FCPA）美国首次将反腐败管辖扩展至外国企业；

2001年《爱国者法案》以反恐名义授权监控全球金融交易。

数字霸权（2018至今）：

《云法案》规定凡数据经美国服务器即可管辖，结合SWIFT系统监控美元流动，形成“数字+金融”双轨长臂。

美国部分“法律武器库”：                                               

1. FDPR规则（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只要产品涉及“美国技术”，即可纳入出口管制，例如：英伟达A100芯片禁售给中国。

2. 次级制裁，不仅打击本国企业，还威慑第三方国家实体，例如：瑞士维多集团被迫停止伊朗交易。

3. 定向狙击，针对特定企业发起“精准勒索式”法律行动，例如：法国阿尔斯通被肢解、中兴休克停摆。

这些规则加在一起，构成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司法控制”的基础。

二、从阿尔斯通到中兴、再到华为：美国“法律精确打击”的经典剧本

阿尔斯通的美国陷阱，法国工业明珠陨落：

2013年，法国能源巨头阿尔斯通因涉嫌海外行贿被美国司法部调查。高管皮耶鲁齐在机场被捕，成为谈判筹码。最终法国政府妥协，阿尔斯通核心业务被通用电气收购，皮耶鲁齐服刑25个月。

这一事件震动全球，也暴露了欧盟在面对美国长臂管辖时的无力。

中兴通讯案：23亿美元罚单换“喘息”机会

2018年，中兴被指控违反对伊朗的出口限制，遭到全面封杀。最终缴纳23亿美元罚款才得以“复活”。这场“休克疗法”让中国企业首次真切感受到美国司法机器的“经济绞杀”威力。

华为突围战：抗战，1400亿研发砸出一条生路

面对美国三轮极限施压，华为不仅未倒下，反而投入1400亿元研发经费，实现13000颗关键元器件国产化。孟晚舟被拘1028天后回国，标志着中国开始具备对抗“法律胁迫”的战略能力。

图2. 2021年9月25日，孟晚舟乘坐中国政府包机回到祖国。

数据说话：

截至2023年，美国OFAC（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制裁名单覆盖全球15,000个实体；

其中96%是非美国企业；

法国巴黎银行BNP Paribas， 在2014年因违反美国制裁规定被罚款约89亿美元。

换句话说，美国的长臂管辖，已经不仅是“法律工具”，更是一台收割世界的金融收割机。

三、欧盟《阻断法》启示录：反抗美国长臂管辖，不能只靠防守

欧盟历来反对美国的域外制裁主张, 即长臂管辖，认为其构成一种过度的管辖权, 违背了国际公法的一般原则，在实践中它几乎只针对外国公司。面对美国的“越界执法”，欧盟在1996年推出了《阻断法》（《The Blocking Statue》），同年5月,欧盟还向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提出控诉, 指责美国 《赫尔姆斯—伯顿法》以及对古巴的禁运措施侵害了欧盟根据 《关税和贸易总协定》和 《服务贸易协定》所享有的自由贸易权。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 美国同意暂时搁置 《赫尔姆斯—伯顿法》。 此后美国历任总统每六个月签发一次豁免令。

鉴于阿尔斯通事件的教训，2018年8月7日，欧盟升级版的《阻断法案》正式生效，希望能在保护欧盟人员免受第三国法律跨境适用、跨境执法以及因此产生的法律后果的影响方面做的更好，更好的维护欧盟人员权益。

但是，在现实中，欧盟《阻断法案》是被动防守性质的，法案实施起来比较困难，对美国不具威慑力量，欧盟企业或个人在面临美国制裁危险的情况下，往往毫不犹豫地选择遵守美国禁令要求。

例如，2018年美国退出伊核协议，要求各国尽快撤出在伊朗的投资和人员，道达尔、西门子、雷诺等欧盟企业巨头二话不说，不管损失，立马走人。

法律必须有牙齿，否则就是软弱的象征。

图3. 皮耶鲁齐出狱后，根据其经历出版了《美国陷阱》一书。

四、呼唤中国的“长臂管辖”：从防御走向域外震慑

2021年，中国《反外国制裁法》出台；2023年，《对外关系法》明确“对等反制原则”——中国正在构建自己的法律盾牌。

但目前，这些法律主要针对在中国境内运营的企业，尚无法覆盖境外企业的经营活动。2021年中国商务部制定了《阻断办法》，只是部门规章，层级比较低，比较简单。

而美国的长臂管辖的威慑几乎能覆盖全球每一个角落。

所以，我们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当美国举起“法律大棒”的时候，我们能不能也举起我们的“法律利剑”回击？

答案是：可以，而且必须。

中国也需要这种威慑，就像中美关税大战一样，当美国举起关税大棒的时候，我们也要用关税大棒回击，这才可能有后来的和平谈判的成功。

中国需要借鉴美国的经验，建立适当的立法，将国家安全的概念，延伸到国外，进行域外震慑，将达摩克利斯之剑悬挂在反华美企头上，让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无处逃避。美国不是强调按规则行事吗，我们就建立这样的规则。

美国以国家安全的名义打击中国的巨头，我们也可以用安全的名义打击美国的巨头；美国可以通过引渡抓人，我们也可以。

我们可以借鉴美国法律，建立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域外监管体系。例如：

如果OpenAI在训练模型时使用了微信或抖音的中文数据，那它就跟中国建立了“最低限度联系”，就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

如果美国的战略智库使用了中国的数据进行分析，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如果美国企业使用了中国的稀有金属，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

若其配合对华制裁，做出危害中国安全的行为，我们可以依《数据安全法》对其处以年营收4%的高额罚款（参考GDPR标准），对相关人员进行起诉；

我们也可以依据《反外国制裁法》责令其不得对中国实体实施歧视性措施，否则在中国市场将面临“资格剥夺”。

没有利剑的契约只是废纸！

美国BIS新规试图将华为芯片变成“技术界的氰化物”，我们不能再停留在外交抗议和被动防守的层面上。

历史反复证明：只有手握对等威慑力，才能有真正的和平。

中国需要的，不仅是防御的盾牌，还要有一把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守护国家利益的“利剑”。

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

当华盛顿再次举起“法律大棒”，希望北京法庭的槌声能在曼哈顿上空回响——这才是大国博弈的终极平衡法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