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起关税，特朗普还是想想怎么安全渡过四年吧

文 | 五花王  新华门的卡夫卡

缓兵之计

到底是谁打的电话？或许根本就没有电话。

英国《金融时报》之前的爆料称，在G20财长会议期间，中方代表与美方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地下室进行了秘密接触，双方商定了日内瓦谈判的日程安排。

根据贝森特在美方新闻发布会上的发言，中国是唯一一个对美方“对等关税”采取报复措施的国家。其他国家要么选择与美方协商，要么选择不采取报复行动。而中国的回应不仅包括加征关税，还采取了非对称的非关税手段，进一步对美国形成实际的“准禁运”效果。“这种局面显然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可持续的”。

贝森特表示，已与中方建立了继续对话的机制，并将其概括为三个关键词：计划、流程、机制。他还强调，“没有一方希望脱钩”。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谈判后，所谓的“芬太尼关税”并未取消，我国针对“芬太尼关税”的反制也仍然存在。

此外，在新闻发布会上，贝森特和格里尔“甩锅”，声称在拜登政府时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几乎未与中国进行任何实质性贸易讨论。

正如我们此前分析的那样，贝森特也承认，“对等关税”的主要目的是缓解美国联邦政府难以为继的财政压力。他花了大量篇幅为特朗普的国内减税计划宣传造势，试图为夏季的减税法案通过争取舆论支持。

那么，贝森特所设想的中美“共同再平衡”能否实现？在我看来并不乐观。据申万宏源测算，当前美国对中国普遍征收的关税税率为42%，而中国对美国的整体关税税率为27%。具体产品因类别而异，例如我从一些渠道获悉，中国出口美国的双肩包在90天暂缓期内的关税税率仍高达72.6%。

在2018年特朗普第一任期发动贸易战之前，中国输美商品的关税税率整体可能仅为个位数。经过数年的演变，这部分税负通过产能转移、转口贸易和涨价等方式逐步被消化，但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并未得到改善。

按照2024年进口商品加权结算数据，本次谈判前，美国所有商品的平均关税税率已升至27%（考虑豁免后为24%）。其中，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加征的关税贡献了27个百分点中的20个，其他国家合计贡献了7个。根据美联储的测算，若美国对中国加征20%关税，当季美国CPI将上行0.55个百分点，并在第4个季度达到峰值（0.72%）；同期美国GDP则下行0.10%，并在第4个季度达到最大影响值0.88%。

波士顿联储进一步拆分了不同商品的增加值来源（包括直接与间接效应），其测算结果显示，若美国对中国加征60%关税并对其他国家加征10%关税，美国PCE通胀或上升1.4至2.2个百分点（涵盖直接与间接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金融市场对“财政赤字缓解”的预期似乎并不买账。中美谈判结果公布后，美债收益率不降反升，与股市大幅反弹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十年期美债收益率仍维持在4.45%左右，与关税冲击期间4.6%的高点相差无几。

自1890年以来，美国共发起过7次大规模对外贸易冲突，均由共和党总统主导。这些贸易冲突的结局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因国内反对声浪加剧，执政党选举失利，美国主动退出高关税政策，如麦金利关税、丁格利关税和斯穆特-霍利关税三次全球性关税战；

二是美国达成目标后主动停战，如1980年代美日贸易冲突，此类冲突范围较小、目标集中，与当前情形差异较大；

三是在WTO框架下裁定美国违法，如2002年美欧钢铁贸易冲突。

与2025年情况较为接近的是二战前的三次高关税事件，但美国四年左右的政治周期使得关税全面缓和难以快速实现。短期内，制约特朗普的力量可能更多集中在金融市场风险方面。

王八拳有点用，但不多

特朗普政府的执政一百天，这一通“王八拳”让人眼花缭乱，但其核心议题在一系列奇葩操作之下，还是有所进展的。比如按照美国财政部的报告，2025年4月关税总额为163亿美元，比 3月份征收的87.5亿美元高出约86%，是一年前71亿美元的两倍多。这使年初至今的关税总额达到633亿美元，比2024年同期高出18%以上。联邦财政4月份的收入比2024年增长了 10%，而支出下降了4%。

不过换个角度看，4月份，美国为36.2万亿美元的国债支付的净利息支出达到890亿美元，在所有支出类别中仅次于社会保障项目。自本财年开始以来，美国的净利息支出累计已达5790亿美元，也稳居支出榜单的第二位。以财政年度计，联邦收入增长5%，但支出增长达9%，仍显示出财政支出压力。

当然我们别忘了，在贸易战1.0时期，美方也曾经出尔反尔，在第一次谈判之后90天还未满之时再次加征关税，对特朗普这位表演艺术家来说，这些都不是事，他信口开河的时候多了，这也是“交易的艺术”。贝森特在谈判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就吐槽，连他都是通过社交媒体才知道“80%是一个合适的税率”。

有趣的是另一种反应，在情绪价值方面，似乎也发生了“双赢”，比较失落的可能是一些希望美国再狠一点，倒逼中国“改革”的群体，和另外那些认为只要美国再狠一点，中国就会大萧条政府彻底垮台的群体。对痛恨华尔街和建制派的MAGA们来说，贝森特拿回来的这个结果虽然降低了自己的购物负担，但在精神上无疑是“跪了”。经济学家彼得·希夫就公然嘲讽，特朗普“诈金花”失败。

无论如何，谈判结果宣布后，中美经济两败俱伤的前景看起来是暂缓了，黄金价格掉头下跌，原油价格大涨，但大家对本届美国政府行为的评价，可能又要下调一个级别了。

关税化不了美国的债

 日内瓦的贸易谈判进行梳理，得出的结论就是，基于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行事作风、美国政治体系下多目标需要的任务清单，当前的贸易谈判是“停火协议”，未曾改变任何根本问题。那么就需要回溯一下，到底什么是导致特朗普政府来回折腾关税美国的根本原因。

从目前的口风来看，即便是对英国，美国依然保留了10%的基础关税，而对中国的贸易谈判也同样如此，互相取消或暂停了115%的加征，但依然保留了10%，而目前其他经济体与美国的谈判情况显示，美方对这10%大抵是一种咬死不松口的态度。看起来，这10%似乎是特朗普政府的政治底线。

从税法经济学一般原理来看，由于美国普通商品的生产深度依赖进口，这10%的关税，就是事实上的消费税，是针对普通民众的财政增收举措。

从2023、2024年美国进出口情况来看，进口总额在3万亿美元以上，针对这部分贸易额普征10%的关税，就是给联邦财政增收三千多亿美元的“开源之举”，如果能收到超过10%的加征关税，则就是特朗普政府的“意外收获”。

笔者有位研究宏观财税和货币流动的朋友，在“解放日关税”发布后就评论道：“短短几天，美国股市几万亿、几万亿的暴跌，蒸发了许多资产，何必如此大动干戈，还不如直接向美股巨头加税”。然而事实上是，特朗普政府如此创收，一方面是即将到期的大量美债，另一个方面则是其兑现政治承诺，进行减税的政治意图。笔者这位朋友是财政和货币金融机制的研究者，对政治情况不够通透。

其实早在特朗普1.0政府下台、拜登政府上台伊始，拜登的财政部长、著名劳动经济学家耶伦就针对美国的联邦财税问题提出过“全球最低税率”计划，思路是意图借助美国的长臂管辖法制和法治实施能力，对全球如开曼群岛之类的避税天堂进行打击，通过大幅度消除避税情况，鼓励总部注册回流，大幅提升企业的避税成本，促进企业特别是美国科技巨头将其利润，从境外的避税天堂转移回美国国内，提升美国的联邦财政收入。

当时预计设立最低15%的全球最低税率，这一思路，可谓是意图构建“全球统一市场”，而一旦实现这一意图，就必然产生掌握全球化权力的实体，在差序化的地理空间上受益最多的现实情况（以我国国内来看，就是哪里离政策近，哪里就会繁荣，首都、省会、州府等）。

这一政策的失败是因为，全球化下避税天堂对主权国家（包括美中欧主要经济体）财税利益的侵占，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依然是全球化下的三个不平衡问题：主权经济体之间的不平衡（中和美，中美和欧洲、俄罗斯、及其他发展缓慢的经济体，中美和避税天堂等）；行业间的不平衡（科技巨头和传统行业，这表现在利润分配、股票市值估值、政治影响、社会观感、文化塑造和模因产生）；行业内部，技术专家、创始人、高级管理者和普通员工之间的地位、保障、分配和话语权不平衡。（以上参见旧文《不平衡的世界终将走向“脱钩”》）

避税天堂的存在，本身就是为了满足顶层对权益分配的需要，并非是科技巨头一个“法人机构”，自己吃掉了利润，或者说避税天堂“夺占了本属于美国人的税”，这是顶层分吃蛋糕的具体工具，无论是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还是冰岛或爱尔兰，仅仅只是工具、通道。

笔者认为，在本轮全球化（1980年代至今）中，无论是从国际影响力还是国际贸易占比、跨国企业经营中的投资和收益来看，美国和中国是受益最大的两个国家，甚至美国要更多。前段时间特朗普所谓的“解放日关税”发布后，越南被重点针对，而股票市值跌去最多的，是美资跨国企业耐克。很显然，在全球化中，绝不是全球南方国家、中国因产业投资产业发展单方面受益，发达国家因产业流出而单方面受损的过程。

但所不同的是，中国从全球化、从跨国企业商业活动中所获取的收益，在分配方面较（美国）为公平，将大量的收益投入到了产业建设和城市、社会乃至国家发展层面，国内市场规模越做越大、市场韧性越来越强；而美国将收益最大限度对个人进行了分派，无人维护的国内市场，缺乏投资的国内基础设施，最后反而让国内市场越做越小，市场无法反哺社会，社会朝向失能和政治衰朽一路狂奔。这是典型的公地悲剧，但提出公地悲剧理论的美国学术界，也只好视而不见。

全球最低税率，这一“高屋建瓴”的改革理想，最终无疾而终，甚至都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推广和测试，便束之高阁，只能沦为“经济学家耶伦”的又一理论研究成果。耶伦进行单纯的理论研究时，可以进行尽量客观的科学研究；然而当她本人作为经济学家、学派代表、和财政部长工作时，就必须和“建制派”、既得利益群体妥协，甚至她自己一场演讲数十万，作为教授作为专家的收入不菲，而这些收入，又和上文所述的“三大不平衡”息息相关。本质上，她顺从着自己的利益。

再继续深入拆解，美国运行成本高企，是整个社会充斥着各种“租”所导致的，而这些“租”如果简单当做“百万曹公衣食所系”就有些片面；它的另一面，是金融化和产权，是方方面面的环节进行了产权确权，而产权进行了资产化和金融化的结果。

原本政治权力是规范市场运行的，当某一部分成本过高、显失公平的时候，“看得见的手”、“有为政府”应该及时介入，纠正其滥用市场支配性地位、利润率畸高的情况。但如果这个环节已经进行了产权明确呢？如果这部分产权已经抵押和资产化、ABS呢？如果抵押和资产化的有价证券已经变成了国家金融市场的底层，所谓的安全抵押物和信贷派生的锚呢？这问题，比2021年中国房地产问题还要棘手的多（刺破泡沫，则必然导致金融危机，结果我们今天也看到了；不刺破泡沫，那么最好的情况也是社会运行成本高企，房价越来越贵，民怨沸腾）。

而历史的长河里记下来的，是2021年夏秋之际，中国以绝大的政治勇气与担当，以三道红线刺破了房地产市场的泡沫，以及随后接下来3年里持续的危机，乃至到今年仍然需要不断的化债、化债，要进行12万亿人民币规模的国债置换。而大洋彼岸，其联邦国债规模已经达到了36万亿美元，笔者不知道，大洋彼岸要用什么办法来走出这样的困境。

或许，特朗普政府是对的，因为只有不断用短期注意力问题让舆论无从思考，才能安全渡过他这4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