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

纠偏西方“二战史观”，重塑中国“二战地位”

引言：

2025 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 周年。值此之际，俄罗斯、英国、美国、波兰、加拿大、德国、日本等国家纷纷举行纪念活动，铭记这段波澜壮阔却代价沉重的历史。

然而，美西方部分政治势力出于地缘政治利益与霸权维护的目的，对正确二战史观的态度不明朗。例如，2025年2月23日，日本天皇德仁在纪念战后80周年的谈话中从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责任，进一步强化日本的“受害者”立场。 3 月 4 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由中国和俄罗斯等 11 国提出的二战结束 80 周年决议时，乌克兰、英国、波兰等欧洲国家却提出异议。5 月 8 日，德国联邦议院举办二战结束 80 周年纪念仪式，将俄罗斯与白俄罗斯标注为 “不受欢迎者”，打破邀请驻德外交使节到场的惯例。

针对以上种种误区，5 月 6 日，在习近平主席受邀出席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 80 周年庆典前夕，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发布《纠偏：80 年来错误 “二战史观” 的综述与中国应对之策》报告（报告论文版此前刊发在《理论建设》期刊2025年第1期，作者：人大重阳院长王文，副研究员鲁东红，助理研究员韩家修）。该报告聚焦错误 “二战史观”，从其出现背景、成因剖析、应对策略等维度展开分析，致力于还原历史本真面貌。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未来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正文：

202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80周年纪念日即将来临，然而西方学术界和舆论界仍存在四大错误“二战史观”，严重影响了当今国际政治和大国关系。笔者通过梳理大量历史资料与学术著作，分析这四大错误史观的形成根源、表现形式、危害及背后的政治动机，揭示错误“二战史观”本质，并为维护历史真实性、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二战认知提供理论支撑。其中，其形成受冷战思维、国际政治格局、文化偏见等因素影响，导致中国、苏联等国二战贡献被忽视或抹黑，干扰国际社会对二战的正确认知。针对美西方部分势力持续推动错误“二战史观”，笔者提出针对性应对策略，以维护历史真相与国家形象，提升中国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一、症候与表象：四大错误“二战史观”剖析

随着美国政府将中国与俄罗斯定位为“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者”，部分美西方政治势力开始有意识地弱化中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贡献。这一政治行为引发了西方学术界及舆论界的几种错误史观——“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四大错误的“二战史观”。这些错误的“二战史观”不仅忽视了真实的历史背景，而且偏离了严谨的学术立场。

错误的“二战史观”形成有其深厚的历史和文化背景。首先，二战后的国际政治格局深刻影响了二战史观的建构。战后，美国及西欧等西方国家凭借经济、政治和军事优势，试图维护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这些国家通过强化自身在二战中的作用，塑造了一种有利于巩固其全球话语权和影响力的历史观。例如，美国长期将二战史观服务于冷战时期的反共宣传，以对抗社会主义意识形态^[1]。此外，欧美国家以“历史修正”为手段，通过重塑或篡改历史记忆，试图削弱中国和俄罗斯在软实力领域的空间。这种“叙事斗争”不仅体现了西方国家对历史的选择性利用，更是其国际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2]。其次，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经济利益也加剧了错误史观的形成。二十一世纪以来，随着中国崛起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快速发展表现出深刻的关注和复杂情绪。在此背景下，历史问题被纳入国际政治博弈的范畴。西方媒体和学术界在讨论中日历史冲突时，常通过塑造“中国利用历史问题谋取国家利益”的形象，强调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对历史问题的过度关注。这种叙事不仅为西方在亚太地区的政策提供了正当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全球对二战历史的集体记忆。再次，信息传播的障碍与隔阂导致对二战历史的认知存在偏差。以“忽视中国说”为例，由于当时中西方信息交流不畅，中国抗战的详细情况难以被西方全面了解。这种背景下，西方对中国抗战贡献的认识长期以来存在片面性。同时，在“二战六年论”中，部分历史学家因主要依赖欧洲地区资料，这种欧洲中心的视角导致了对二战整体时间与空间框架的偏差，弱化了对中国等亚洲国家抗战贡献的认识。最后，文化认同与国家利益的交织进一步加剧了错误史观的传播。在西方尤其是美国，对中国的历史认知通常带有单一化倾向，而对日本的战争责任追溯则相对模糊。这一现象不仅反映了冷战时期美日同盟对中日关系的战略考量，也体现了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中心与历史选择性记忆。此外，日本战后在历史教育中的“修正”政策以及对战争责任的“洗白”，进一步助长了错误史观的形成与传播。

（一）“忽视中国说”

二十世纪中期至冷战结束后的西方主流历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作用。这种忽视并非源自客观事实的缺失，而是受到当时冷战思维和西方中心主义影响的结果。具体而言，西方政界和传媒界的一些势力对于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以及抗战对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采取了忽视和矮化的态度与手段。这种观点常通过将中国描绘为“轴心国受害者”或“依赖盟军拯救的失败国家”，而非“重要的参与者”^[3]。这种倾向可以视为冷战期间美西方试图塑造国际舆论、边缘化苏联及中国的战略一部分。

秉持“忽视中国说”这一错误观点的群体，往往无端指责当代中国对自身参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视是出于政治目的而进行的历史歪曲、改写甚至篡改。他们毫无根据地将中国污蔑为试图重塑世界秩序的所谓修正主义国家。如美国右派组织“自由基金会”（Liberty Fund）旗下的媒体借评论牛津大学的印裔英国历史学家芮纳·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正义之战》，攻击中国抗战史观是“令人翻白眼的”。其主要观点包括“（中国政府）假定过去在正义事业中的胜利为霸权提供了有说服力的、持久的道德基础”“在抗战中进行大部分战斗的是国民政府，而不是今天统治中国的中共”“如果中国一直以来都承认国民党的作用；如果中国在应对日本战时暴行时规定并保护了人权；如果中国没有与联合国开战，那么或许可以提出‘创造时在场’的论点”^[4]。

持有此类观点的组织和个人，大多来自与西方政治体系紧密交织的媒体、政界以及国际关系等领域。他们通常带有预设的反华立场，或是热衷于鼓吹中美“新冷战”。美国“自由基金会”以及美国2049计划研究所主席、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美国国防部印太安全事务部助理部长薛瑞福（Randall Schriver）等，都是这类错误观点的典型代表。

（二）“西方中心说”

“西方中心说”在二战历史认知中过度凸显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和英国在二战胜利中的主导地位，却对苏联和中国在二战中的历史作用予以淡化或矮化。这种历史构建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冷战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也是西方国家为塑造战后秩序、抑制其他大国崛起所做出的战略选择^[5]。

近年来，随着苏联档案的逐步解密以及多国学者研究的不断深入，西方史学界对苏联及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作用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然而，“西方中心说”在大众传媒的历史叙事中仍占据主导地位，致使公众对二战的认知深陷单一的西方胜利论。例如，自2000年以来，在小布什、奥巴马、特朗普、拜登四位美国总统中，除特朗普外，其余三位都在二战相关的公开纪念场合明确宣称，由美国主导、其他盟国配合的诺曼底登陆是二战的转折点。美国政府也长期在欧洲胜利日的纪念文章中坚持二战由苏德两国发动的立场，同时谴责二战后苏联对东欧实施“铁腕控制”。

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美西方传媒界对俄不友好言论和著作的“市场需求”再度增大，一些丑化苏联观点的学术著作受到政治势力的吹捧与扶持。美国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Sean McMeekin）于2021年出版的《斯大林的战争》（Stalin's War: A New History of World War II）就是典型例子。在该书中，麦克米金夸张地指控斯大林和苏联是欧洲和太平洋二战爆发的始作俑者，还声称通过“获取俄罗斯档案”知晓了斯大林计划苏联对欧洲和亚洲的“征服”，以及如何利用《租借法案》“剥削”苏联的“天真”欧美盟友^[6]。这类著作因迎合了矮化苏联历史贡献的意图，得到众多西方右翼组织和保守主义倾向媒体的背书与宣传，成为反俄政治活动的工具，进而产生了远超其他主流学术著作的社会影响。

美国政府的立场以及民间各种鼓吹西方中心、丑化苏联二战史观的行为，使得西方世界大众传媒在塑造民众认知时，将二战西线默认为二战文艺作品的核心^[7]。对于苏联在二战中的形象，要么选择无视，要么在艺术塑造时采取不负责任的考据态度。以2001年好莱坞电影《兵临城下》为例，影片将保卫斯大林格勒的苏联红军描绘成强迫士兵采用人海战术冲击德军阵线、对撤退的士兵进行枪决、手段残忍程度几乎不亚于纳粹德国的军队。此后，如电子游戏系列《使命召唤》《英雄连》等大众传媒作品继续沿用这些毫无历史根据的错误形象。

（三）“二战六年论”

“二战六年论”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点单纯限定为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这一事件，完全忽视了早在1931年日本就已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历史事实^[8]。这种片面的历史观反映出西方史学界对全球反法西斯斗争的理解存在极大的局限性，未能全面且客观地展现二战在多个维度上的起始状况。事实上，学术界普遍承认，二战不仅是欧洲的战争，它同样涵盖了亚洲战场，尤其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应被视为二战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诸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学术著作体现了“二战六年论”的观点。例如，根据《不列颠简明百科全书》的论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始于1939年。英国军事理论家、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一书中指出，1939年9月1日，希特勒命令德军越过波兰边境发动进攻。两天后，英法两国在要求德军撤退未果的情况下对德国宣战，这场欧洲战争随后演变为第二次世界大战。^[9]苏联学术界也曾受“西方中心论”影响，采取类似观点。德波林（Г.А.Деборин) 主编的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导言中指出，尽管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时，战争尚未达到世界范围的规模，但这一事件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从这一时刻起，战争因各种规律性的相互联系而不断升级，最终不可遏制地扩大至全球范围。因此，1939年9月1日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式起点。

关于二战起点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最早引起关注的是英国学者。1961年，英国史学家泰勒在其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源》一书中提出二战是从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开始的。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John Toland ）在《日本帝国衰亡史》一书中指出，九一八事变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开端，同时也是引发太平洋战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苏联学者弗·尼基甫洛夫的《世界史讲义》中，认为1931年日本侵略中国东北、1936年意大利与德国对西班牙的武装干涉、1937年日本对中国发动全面侵略战争等，都是帝国主义发动“二战”的起点。

国内学者也积极投身于这一讨论。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唐培吉先生率先提出，二战的起点应当追溯到中日战争的爆发^[10]。1995年出版的由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1卷（《大战的起源、酝酿与爆发》）在论述大战的起点时明确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分别在东方和西方先后爆发。其中，1931年9月日本在中国发动九一八事变，被视为在东方拉开大战序幕的事件。

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二战是一场由德、日、意三个法西斯军国主义国家与世界人民反法西斯力量之间展开的全球性战争。日本作为法西斯军国主义的重要一员，其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即中国的抗日战争，无疑是二战的重要组成部分^[11]。准确认识二战的起始时间，对于全面、深入地把握二战的历史脉络及其深远影响至关重要。它有助于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防止因片面的历史观而导致对历史的误解与歪曲，进而推动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与反思。

（四）“日本受害论”

“日本受害论”的广泛传播并非偶然现象，而是深深植根于战后日本右翼势力推行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之中，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西方媒体的支持。该理论完全无视日本作为侵略国所应承担的历史责任，其核心逻辑是片面强调广岛和长崎原子弹爆炸的悲剧性，妄图以此淡化和模糊日本在对中国、朝鲜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侵略行径和战争罪行中所扮演的角色^[12]。通过文艺作品、国际传播以及舆论操纵等手段，这种错误叙事对西方公众的认知产生了误导性影响。

在对侵华战争的认知方面，部分西方学者秉持双重标准。他们明确将德国的侵略行为判定为罪行，然而对于中日战争，却将其简单视为两国之间的“普通争端”。特别是在南京大屠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上，西方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程度的无端“质疑”，无论是关于事件发生的原因，还是死难者的具体人数。在构建二战史观时，西方往往将中日战争片面地简化为两国冲突，全然忽视了战争本身的正义与邪恶属性，这种错误的认知导向无疑助长了“日本受害论”的滋生与传播。

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定态度，与战后日本的现实需求紧密相连。首先，战后日本企图通过否定历史来逃避战争责任。昭和天皇在《终战诏书》中为自身及日本的侵略战争行径进行辩护，众多战犯也普遍否认自身罪责。此外，战后日本提出的“推卸天皇责任”这一政治口号，进一步加剧了对历史的否认。其次，战后日本政治呈现出保守化与右倾化的趋势，这一趋势极大地推动了对历史的否定。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美化侵略历史、否定战争责任的言论甚嚣尘上，修改宪法与教育基本法的呼声也日益高涨。最后，日本对历史的否定与它寻求大国地位、实现“正常国家”目标的战略需求息息相关。战后日本试图重塑民族自信心，提升其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渴望成为“正常国家”甚至政治军事大国。在这一战略进程中，篡改和遗忘历史成为其实现目标的手段之一^[13]。

“日本受害论”这种错误的二战史观，不仅是对历史事实的严重歪曲，更是对亚洲受害国家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它阻碍了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知，破坏了基于历史真相的国际信任与和平。因此，必须坚决抵制和批判这一错误史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维护历史的尊严与正义。

二、遮蔽与解蔽：错误“二战史观”的现实危害

在西方学术圈与舆论界，错误的“二战史观”呈现出多维度的态势。从中国抗战贡献在西方“二战史观”中的缺位，到对苏联二战贡献的负面评价，甚至引发“苏联引发二战”的理论争议，还有日本右翼势力的舆论操作，这些错误“二战史观”共同构成一幅复杂的历史图景，其背后夹杂着深层次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对当下中国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地位形成严重干扰。

（一）警惕中国抗战史在“二战史观”中的缺位

20世纪西方学术界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叙述体系中，中国抗战史长期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未能在其中占据应有的地位并获得足够的关注篇幅。以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 Toynbee）、约翰・基根（John Keegan）等西方著名历史学家编著的几部具有较大影响力的著作为例，诸如《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二战史》《二战始末》，从冷战初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直延续至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在这些著作中常常遭到忽视。即便有所提及，也只是在零散的几段文字中一闪而过，且描述方式多带有负面倾向。这些著作着重凸显国民政府的腐败与无能，以及中国军队士气的低落，将中国抗战的形象禁锢于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叙事模式之中。除此之外，在探讨中国抗战意义时，焦点常被错误引向国共抗战贡献对比。相关概念体系将 “中国抗战” 从 “二战” 范畴中剥离。这种不合理构建阻碍了在二战整体框架下全面客观地探讨中国抗战贡献，干扰对二战历史的完整认知与精准解读。例如，美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德雷尔（Edward L. Dreyer）所著的《战时中国：1901－1949》一书中，将 1941 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参战前中国本土对日作战定义为 “抗战”，而仅将 1941 年之后的阶段纳入 “二战” 范畴。这种划分方式人为割裂中国抗战与二战的连贯性，严重偏离了历史事实的整体性与客观性 。

在探讨日军战争罪行、抗日战争的关键战役以及日本战败原因等重要议题时，中国军民在抗日战争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与牺牲往往被选择性忽视，中国在二战中的关键角色与重要作用几乎从未得到应有的肯定与认可^[14]。这种历史叙事的缺失，不仅对各国学术界的历史研究产生了消极影响，还在西方大众传媒领域造成了中国抗战形象的文艺空白。

受这种错误历史叙事的影响，西方普通民众对中国在二战中的立场认知模糊不清，甚至无法准确辨别中国究竟属于同盟国阵营还是轴心国阵营。这种认知上的偏差进而对当前西方民众对华的整体认知产生了不良影响，严重阻碍了国际社会对二战历史全貌的正确理解与把握。

（二）警惕西方学术界对中国抗战贡献再认识的攻讦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我批判逐步兴起以及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中国抗战史逐渐进入西方公众视野。美籍华人记者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以及其研究过程中发掘或带动《拉贝日记》《南京大屠杀中的美国活菩萨》等书的热销和来自学术界的认可，使得日本侵略者在华的战争罪行进入英文世界的公共记忆，同时也开启了在西方世界的一轮围绕中国抗战的舆论攻防。除了针对张纯如本人的骚扰和死亡威胁纷至沓来，时任日本驻美大使斋藤邦彦在1998年亲自在华盛顿召开记者发布会批评本书，并和张纯如在美国PBS电视台节目中激烈辩论。

斋藤以及一些西方声音指责张纯如的著作是“攻击日本”（Japan-bashing），而张纯如则反击称日本政府对于二战战争罪行的暧昧态度是东亚历史没能进步和解的原因以及她本人创作的主要动机。张纯如于2004年自杀身亡。她的去世被一些日本右翼势力利用，用来质疑其心理健康，并指控其著作“夸大其词”或“与事实不符”。2007年，日本右翼势力推动制作的电影《南京的真实》上映，全面否认南京大屠杀的存在。据公开信息和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获得了右翼媒体“樱频道”、十余名日本议会议员以及时任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的支持。

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一些对当代中国抗战贡献持正面或中立态度的著作开始问世，然而，这些研究在西方舆论场中逐渐被解读为对中国“修正主义国家”论述的佐证。历史学家芮纳·米德（Rana Mitter）的著作《被遗忘的盟友》（2013）和《正义之战：中日战争激发中国新民族主义》（2020）成为这一讨论的重要素材。这两部作品在西方学界和媒体中广泛传播，米德本人也接受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媒体的采访。在《被遗忘的盟友》中，米德主要对1931—1945年的中国抗战史进行了面对西方读者的阐述，同时基本客观地分析了抗战对其之后的解放战争国民党失败、当代中华民族主义塑造、东亚现代和当代国际关系等与当代政治领域的影响。其主要观点是，西方公共记忆和学界长期低估乃至无视了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和牺牲，西方与中国对抗战的认识存在巨大割裂：“对于西方盟国来说，中国是一个屈服者，一个跪在地上的受创民族，等待着美国人和英国人将其从日本人的毁灭中拯救出来”“如果中国在1938年屈服，那么此后的几十年里，亚洲格局可能完全不同。中国在二战中的角色不仅对于中国而言至关重要，对世界同样有重要意义”^[15]。

然而，在《正义之战》中，米德更多地聚焦于抗战研究在当代中国的变迁，认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和新一代中国公民的诞生，中国官方对抗战的纪念与重视逐渐上升，并开始重新评估中国在二战中的地位，将其视为战胜国及战后世界政治的重要组织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动的历史受害者。米德的这一论述，虽然揭示了中国抗战史观的变迁，但也在某些解读中被认为是对中国“修正主义”行为的间接批评。

此后，部分西方学者错误地将中国视为“历史修正主义国家”，将中国通过重塑历史记忆来塑造现代国际政治格局的行为视为对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这种批评往往忽视了历史事实本身，更多反映的是西方对中国崛起的政治性抵触，而非客观的历史判断。实际上，正如米德等学者所指出的，当代中国抗战史观的沿革是中国史学上正变得全球化和正常化的现象，与其他二战交战国对战争经历的解释的趋势相似。

因此，简单地将中国的历史修正与“修正主义国家”概念互相混淆，是西方学术界对中国崛起的误解与政治打压。这种解读并非基于历史事实本身，而是出于保护西方中心史观和忽视既有国际秩序不公正之处的立场。这种“攻讦”不仅曲解了中国的历史回顾，也掩盖了西方在面对中国崛起时的战略防范心理。我们必须警惕这种对中国历史贡献的再认识所带来的偏见与误导，防止其进一步演变为对中国崛起的文化和政治压制。

（三）警惕西方学术界对苏联二战贡献的抹杀

苏联解体前，西方学术界对苏联在二战中的贡献总体上持相对认可的态度。然而，自苏联解体以来，这一态度逐渐发生变化，其中抹杀苏联贡献的元素日益增多，甚至出现了二战源于苏联的荒谬说法。

西方史学界最初的主流观点认为，二战欧洲战场在战术层面上始于德国入侵波兰，而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对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至关重要。苏联的抗争挽救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许多国家数十万甚至数百万年轻人的生命。事实上，多数当代西方史学界学者在探讨“谁赢得了欧洲战场”这一话题时，倾向于认为苏联发挥了关键作用。在牵制和消灭德国的有生力量与装备方面，苏联投入巨大，自身牺牲也极为惨重，远远超过了西线。在1944年6月美英于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之前，苏联一直独自与纳粹德国军队进行激烈交战，并取得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胜利。苏联在这场战争中死亡人数高达2700万，其做出的牺牲之巨大可见一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苏联人民的英勇牺牲和艰苦卓绝的斗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东欧、中欧的解放都将难以实现^[16]。

然而，苏联解体后，西方史学界对苏联在二战中角色的看法发生了显著转变。随着俄罗斯对苏联档案的公开，西方史学界部分学派提出欧洲二战爆发的主要责任应由德国和苏联共同承担。美国历史学家西恩・麦克米金就是典型代表，他在相关著作中宣扬此类观点。对此，墨尔本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可・艾德勒（Mark Edele）通过长篇书评，运用交叉查证的方法指出，麦克米金的著作“为了彻底抹黑苏联的战争努力”，无视了一些不符合其论调的第一手史料，并且多处明显地对斯大林具体言论的发生时间和动机进行了张冠李戴。

需要指出的是，从麦克米金2021年出版的否认苏联贡献的《斯大林的战争》和艾德勒同年出版的为苏联正名的《战争中的斯大林主义》这两本专著的销量对比来看，后者仅为前者的1/10左右。而且，相比于《斯大林的战争》充斥着政治游说机构和伪史学家的推荐人名单，《战争中的斯大林主义》的推荐语几乎全部来自西方各国的严肃学术机构和期刊，其中不乏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乔治城大学等名校教授以及这些院校所管理刊物的推荐。

从两本著作的针对受众、获得的公共组织支持等角度分析，可以发现西方社会在对苏联二战贡献的观点上出现了明显分野。一方面，西方当代学术界部分学者倾向于认可苏联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做出的贡献，尽管其中一部分派别可能对苏联是否参与或促成了二战的爆发存在不同观点；另一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政治力量在竭力渲染“苏德皆为加害者”的理论，推动矮化苏联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贡献，宣扬剔除二战中非西方战胜国的扭曲史观，以此为美西方政界扭曲和丑化当代俄罗斯在西方社会形象的政治目的服务。这种倾向在美国政府的公开言行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7]。

实际上，美国政府对“二战史观”的重塑尝试已持续了近80年，其长期目的在于将反法西斯斗争胜利的主要功劳据为己有。1947年，美国国务院组织官员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纽约时报》合作整理了美军战争期间发现的德国外交档案，由记者约翰・雷斯顿（John Reston）统稿成文章《纳粹与苏联的关系》。文章中将英、法、波兰和日本归为因纳粹与苏联密约而遭受“背叛”的三组主要受害者，并在盟军与德国关于和平协议的谈判结束后出版。约翰・雷斯顿不仅是《纽约时报》的外交记者、主编和专栏作家，后世历史学家、同为《纽约时报》外交记者的斯蒂芬・金泽（Stephen Kinzer）认为他还是美国中情局影响全世界民间舆论行动的重要成员。

（四）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舆论操作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逐渐沦为政治斗争的重要领域。部分右翼势力妄图通过淡化乃至美化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行径，将日本的侵略行为粉饰为“自卫”性质，以此歪曲历史真相。具体表现为将南京大屠杀表述为“南京事件”，将慰安妇问题的相关内容置于脚注中，或弱化“强行征用”的表述，这些都成为常见的历史修正操作。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主导的宣传与纪念活动不断强化日本的“受害者”意识。例如，在每年八月的广岛、长崎核爆纪念日、东京大轰炸纪念日以及神风特攻队纪念日等活动中，频繁突出其作为受害者的立场。这种集体纪念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日本社会对“受害者身份”的片面认同，通过传递“战争不再发生”的和平理念，刻意回避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给其他国家带来的沉重灾难，误导大众对二战历史的正确认知。

2025年2月23日，日本天皇德仁在纪念战后80周年的谈话中从未提及日本的侵略责任，仅表达了对世界各国有许多人失去宝贵生命的“悲痛”，并进一步强调了日本的“受害者”立场，直言“我们的国家也有许多人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轰炸、东京和其他城市的空袭、冲绳的地面战、硫磺岛和海外的激战中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更为严重的是，西方社会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历史偏差。2024年，诺贝尔和平奖将奖项颁发给了由日本资助的“反核”NGO—日本原子弹氢弹爆炸受害者团体协议会（被团协），表彰其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所作的努力。该奖项的颁发无视了日本在二战中的侵略责任，公然为战争发起者、二战战败国翻案。这种西方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立场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受害者”叙事的全球影响力。此外，部分西方媒体在相关报道中，对日本的战争罪行更多采取淡化处理，甚至将日本的侵略行为诠释为“无奈之举”，为其侵略行径开脱罪责。这种错误的叙述方式，进一步塑造了日本在战争中作为“被迫反应者”的虚假形象，严重弱化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应承担的责任。

通过以上的梳理可以看出，美西方内部对于抹杀他国历史贡献的行为认同并非完全一致。美西方部分政府，包括波兰、法国等，有着强烈的动机矮化中国、苏联在亚洲和欧洲战场的贡献、地位以及牺牲。相关的舆论战和认知战已持续长达数十年。鉴于美西方政府目前对中国、俄罗斯采取的强硬、对抗性态度，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们在这方面的宣传基调大概率不会改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日本右翼势力的持续舆论操作，以及美西方部分势力的错误导向，坚决捍卫历史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防止错误历史观的传播与扩散。

三、综合施策：对四大错误“二战史观”进行反制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特殊节点为国际交流带来新契机，也为美西方部分政治势力矮化中苏二战贡献提供了可乘之机。在此背景下，中国需从多方面着手，纠正“忽视中国说”“西方中心说”“二战六年论”“日本受害论”等错误史观，争夺国际话语权，维护历史正义与自身国际地位。

（一）构建系统性历史叙事体系，强化国家层面发声

构建一套完整的关于抗战历史的外交话语体系，通过制定相关的政策文件、发布官方声明等方式，明确中国在抗战历史问题上的核心观点、基本立场和价值取向。中国要改变以往多在学术界探讨抗战史的局面，国家领导人应在国内外活动中反复提及中国对二战的贡献，从官方层面强化抗战历史叙事，彰显中国在抗战中的地位和作用，让国际社会更清晰、全面地了解中国抗战的真实历程与伟大意义。同时，加强对国际舆论的引导和回应。针对国际上出现的关于抗战历史的错误观点和言论，及时进行驳斥和纠正，维护中国抗战历史的尊严和真实性。通过共同撰写历史教科书、联合举办历史专题展览、国际学术会议、文化交流活动、开展中国抗战故事外译工程等，将中国人民的抗战记忆转化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二战记忆。以“文明守护”替代意识形态对抗，挖掘抗战期间中国救助犹太难民、与东南亚反殖民运动联动等跨文明互助案例，塑造“人类共同记忆”。创新设立“人类文明守护者勋章”，表彰揭露历史真相的国际人士。

（二）借力多边平台主动发声，抢占国际话语高地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等重要纪念节点，为我们借助多边国际平台提供了有利契机。要充分利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举办研讨会和纪念活动，全面展示中国在二战中的卓越贡献，旗帜鲜明地反驳错误史观。通过主动发声，逐步树立中国在二战历史叙述中的话语权，防止中国在二战中的贡献被无端弱化。同时，在国际舞台上，推动关于历史正义、和平与发展等相关议题的讨论和决议，使中国在抗战历史叙事中的话语权得到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保障。例如，推动联合国设立相关的历史研究项目或纪念活动，如“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真相维护日”。推动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或要求国际刑事法院重启对日本战争罪行的补充调查。提出关于维护二战历史真相、反对历史修正主义的议案和倡议，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通过概念重构，将抗战精神提炼为“全球反霸权主义”的象征。在联合国框架下推动设立“战争历史教育基金”，资助发展中国家开展反殖民、反侵略主题研究，瓦解西方历史解释的“道德优越性”。

（三）创新传播机制与加强技术赋能

中国应创新传播形式，如开发“数字外交官”AI系统，针对不同受众推送定制化历史内容，在发展中国家强调“反殖民斗争”叙事，揭露美国在菲律宾、越南的殖民历史；在发达国家则突出“共同价值”，如宣传飞虎队合作精神，弱化意识形态对立。在TikTok也可发起如Never Forget 1931等话题，吸引Z世代参与记忆重构。与国外企业合作拍摄相关抗战影片，从国际视角出发，讲述中国的抗战故事，用商业影视突破西方“信息茧房”。可参照张纯如以记者身份主笔，邀请芮纳・米德等历史学家参与著作评审以保障专业性的成功经验，依托丰富的中国史料，向西方大众输出基于中国视角的抗战史观，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有效避免受到错误历史观的误导。

（四）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对冲西方话语霸权

中俄作为二战主要战胜国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肩负捍卫二战胜利成果的重任。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契机，深化中俄战略协作，共同举办大型纪念活动，每年常态化纪念，逢十举行大规模阅兵，在国际舞台上坚定弘扬正确二战史观，以实际行动回击错误言论，向世界传递捍卫和平与正义的坚定信念。中俄两国主流媒体应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打造“二战历史真相宣传联盟”，共同制作高质量的纪录片、专题报道、访谈节目等，多维度展示中俄在二战中的英勇抗争和巨大牺牲。以中俄合作为核心，联合其他曾遭受法西斯侵略的国家，如韩国、朝鲜、越南、波兰等，建立“二战历史正义国际联盟”，定期召开联盟会议，共同商讨应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策略和行动方案。推动抗战史研究的国际化，联合韩国、东南亚国家学者共同编纂跨国史观教材，揭露日本侵略的系统性罪行。加强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共同分享抗战历史经验，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形成合力，共同维护历史正义。此外加强与国际非政府组织、民间团体的合作，鼓励他们参与到宣传抗战历史、维护历史正义的活动中来，形成广泛的国际社会共识和舆论支持。

（五）借鉴犹太人对纳粹追责模式，推动国际司法行动，抵制历史修正主义

针对与日本在抗战历史叙事上的冲突，通过外交渠道，严肃、坚定地重复表达中国的立场和观点。积极与日本民间和学术界开展交流，在日本举办历史文化展、学术研讨会等活动，向日本民众展示真实的二战历史，纠正日本国内错误历史观。加强对抗战史相关史料的整理与宣传工作，坚决对抗“日本受害论”等错误叙述。支持出版学术专著、制作纪录片，以坚实的证据链揭露日本右翼的虚假宣传。邀请美国典当行店主埃文·凯尔、法国马库斯·德雷特斯等国际友好人士参与对抗战史实的解读，让更多人了解历史真相。强化对日本右翼文化输出的监控与批评，加强与国际社会在二战历史研究领域的合作，构建“国际共同话语”，促进不同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相互理解与信任，从意识形态层面推动国际社会形成正确的二战认知。

借鉴犹太人对纳粹追责模式，建立“国际诉讼快速响应机制”，针对日本教科书篡改、政客参拜靖国神社等行为发起跨国诉讼。此外，中国将历史叙事权争夺与经济合作深度绑定。例如，在RCEP框架内，对承认侵华史实的企业给予贸易便利化优惠，而对资助右翼团体的日企实施供应链审查。这种“历史合规性”标准，迫使日本经济界在利益与意识形态间权衡。

总而言之，针对西方流行的四大错误“二战史观”，2025年是中国采取系统性学术与舆论反制策略的绝佳时机。通过推动国际学术合作，加强大众传媒传播与文化交流，能够确保历史真相得到尊重与广泛传播。这不仅是对历史负责，更是关乎中国在国际社会未来地位和影响力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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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王文、副研究员鲁东红、助理研究员韩家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