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的 “法律边缘游戏” 为何频频碰壁？

特朗普的 “法律边缘游戏” 为何频频碰壁？

撰文：雅礼学人

2025 年 4 月 26 日 星期六

 2025 年 3 月，特朗普政府以 “国家安全” 之名颁布的《联邦劳资关系计划的例外情况》行政令掀起了巨大波澜。这一命令意图剥夺包括退伍军人事务部、国防部等关键部门在内近百万联邦雇员的集体谈判权，然而仅仅过了一个月，便遭到了司法系统的强力阻止。4 月 25 日，华盛顿地区法院法官保罗・弗里德曼颁布初步禁令，以 “法律授权不足”“动机存疑” 为由冻结了这项行政令。这场权力博弈不仅暴露出特朗普政府一贯的 “法律边缘试探” 策略，更展现出美国宪政体制中司法制衡机制的关键作用。

一、国家安全外衣下的权力越界

特朗普政府在将矛头对准联邦雇员集体谈判权时，选取了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切入点：通过重新界定 “国家安全机构” 的范畴，把国务院、农业部甚至卫生部门等 22 个联邦机构纳入国家安全体系。这种操作手法延续了其常用的 “概念扩容” 策略，就如同 2020 年试图将疫情中的食品供应链企业纳入国防生产法管辖范围一样。但此次法官弗里德曼在听证会上一针见血地指出：“把农业部描述为国家安全机构，这种论断需要更实质的证据来支撑。”

 这种借助技术性概念操作来实现权力扩张的方式，本质上是对国会立法权的侵犯。根据 1978 年《文官制度改革法》，联邦雇员的集体谈判权属于法定权利范畴，行政命令无权单方面废除。美国国家财政部雇员工会（NTEU）工会的诉讼文书显示，被纳入 “国家安全例外” 的部门中，仅有 38% 的岗位涉及机密信息，而 62% 的普通文员、技术工人同样被剥夺了权利。这种 “一刀切” 的处理方式，暴露出行政令的真实意图并非像其宣称的那样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是出于系统性削弱工会影响力的政治考量。

二、司法制衡机制的三重防火墙

在此次事件中，美国司法系统展现出了成熟的权力制衡智慧。弗里德曼法官的裁决构建了三重审查标准：首先，依据 “雪佛龙原则” 检验行政命令的合法性边界，确认国会从未授权总统以国家安全为由整体废除集体谈判制度；其次，援引《行政程序法》审查决策程序的任意性，指出政府未能证明百万雇员的集体谈判 “普遍威胁国家安全”；最后，运用 “动机审查” 原则，采信工会提供的白宫内部会议记录，证实行政令出台前曾有 “削弱工会选举动员能力” 的讨论。

 这种司法审查的严密性，恰好针对了特朗普政府惯用的 “法律模糊地带突袭” 策略。从 2017 年试图通过行政令直接废除奥巴马医改，到 2024 年以紧急状态令调拨军费修建边境墙，此类绕过国会立法程序的 “捷径” 多次遭到司法阻止。数据显示，特朗普任内颁布的行政令遭受司法挑战的比例达 23%，远超近五任总统 15% 的平均值，这种高频次的 “法律碰撞” 恰恰凸显了其权力运作模式的特点。

三、制度性反制的政治涟漪

此次事件引发的连锁反应已经超出了劳资纠纷的范畴。联邦雇员工会联盟的应对策略呈现出两大新特点：其一，诉讼焦点从传统的劳动法领域转向宪法层面的分权原则，援引 “非授权原则” 质疑行政扩权；其二，建立跨部门信息共享网络，仅用 72 小时就汇集了 12 个州的地方工会举证材料。这种组织化的应对方式，为司法审查提供了更充分的事实依据。

 在政治光谱层面，该事件加剧了 “行政效率论” 与 “权利保障论” 的意识形态对峙。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近期报告称 “僵化的公务员制度已影响政府效能”，而布鲁金斯学会的民调显示，68% 的联邦雇员认为集体谈判权是 “防止政治报复的必要保障”。这种价值冲突在 2026 年中期选举临近时愈发尖锐，宾夕法尼亚等摇摆州已出现联邦雇员家属组织的 “权利守护者” 游说团体。

四、权力运行的法治边界再确认

纵观此次事件，特朗普政府试图通过技术性概念重构来实现权力突破的策略再次失败，这为理解美国宪政体制提供了生动的案例。司法系统展现的不仅仅是简单的 “否决” 功能，更是通过严密的法律论证构建起阻止权力越界的制度堤坝。联邦法官在裁决书中特别强调：“国家安全不能成为吞噬公民权利的巨兽，总统的应急权力必须止步于国会立法的明确边界。”

 这场博弈所揭示的深层法理在于：当行政权力试图以 “例外状态” 常态化来重塑制度框架时，司法审查通过激活 “禁止权力推定” 原则 —— 即政府主张的任何新权力都需要明确的法律依据，而非依赖对既有法律的扩张解释。这种法治逻辑的存在，确保了美国政治体制在面对 “法律边缘试探” 时具备制度性自愈能力。正如大法官布雷耶在类似判例中的警示：“紧急状态不能成为宪法休眠的借口，越是危机时刻越需要坚守权力制衡的底线。”

说得痛快！大法官布雷耶像给法盲授课一样教训了特朗普。

 参考文章：《法官叫停特朗普关于联邦工人集体谈判权的命令后，工会欢呼雀跃》载于《共同的梦想》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