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反制是更加开放？

《用更大的开放应对关税冲击》

作者 | 赵燕菁

来源 | 公众号“存量规划前沿”

毫无疑问，特朗普的“关税风暴”短期内会对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在“投资、消费、出口”三个发动机只剩下“出口”还没有熄火的当下尤其如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的“闭关锁国”也给了中国一个空前的机会，使得中国高水平的“大开放”有可能提前实现。要理解这一点，首先要理解特朗普政府和拜登政府的政策目标差异在哪里。

1 全球化的死与生

简单讲，拜登政府代表的是金融资本的利益，无论“友岸外包”还是“小院高墙”，都是要设法把产业链移出中国，其目标是建立一个“没有中国的全球化”；而代表产业资本的特朗普政府则不同，其目标不仅要把产业链迁出中国，而且要让产业链回到美国。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就必须彻底放弃全球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不仅要对中国加税，而且要对所有贸易对象加税。

特朗普的政策的终极目标，就是将美国从一个贸易逆差国变为贸易顺差国，而实现这一目标不可避免会带来一个副作用，就是支撑全球化的底座——美元——将从国际贸易市场上回撤——这相当于主动让出了美元主导的金融霸权。没有了美元这个全球货币，全球化很可能在极短的时间里解体。

此时，能挽救全球化的就是出现一个替代美元的全球货币。在美元主导的全球化时代，美国金融资本是绝不允许出现这样一个潜在的竞争者，欧元不行、日元不行，更不要说人民币。但由于金融资本在与产业资本竞争中失败，特朗普开始对全球加税，这对全球商品贸易是一个灾难，但对美元的竞争者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表面上看，特朗普的政策对中国更为不利，因为这一政策把中国通过其他国家“二次出口”的路也给堵死了；但实际上，却给中国联合世界各国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提供了可能。在美元潜在的竞争者中，人民币是少数真正拥有主权的货币。无论经济规模还是生产能力，人民币都是世界货币有力的竞争者。一旦中国抓住机会完成货币内生，中国就可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完成阶级跨越，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

2 全球化是怎么形成的？

每个国家的财富（或者说经济规模）都可以用一个资产负债表表示。资产负债表的两端——资产和债务——必须相等。资产端上限由劳动规模决定，债务端上限由资本（货币）总量决定。两者较短的一端决定资产负债表的大小，资产债务两端的差值就是没有实现的“潜在生产力”。如果一个国家劳动过剩，另一个国家资本（货币）过剩，通过贸易，就可以实现两个国家资产负债表的共同扩张。

在实物货币（如金银）时代，世界各国都是劳动过剩、资本不足，贸易顺差（进口货币）一方就成为贸易中的获益者。虽然微观上，贸易的双方都会从中获利，但在宏观上，获得货币的一方（顺差）资产负债表会扩张，流失货币的一方（逆差）资产负债表则会收缩。直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美国率先摆脱金本位的约束，通过资本市场创造出空前规模的资本，世界开始进入信用货币时代。

随着资本市场的扩大，信用货币的数量超过美国劳动分工的需求，美元通过贸易逆差进入其他国家（特别是劳动过剩国家）的资产负债表——美国获得商品，其他国家获得货币，全球整体的资产负债表随着美元的增加迅速扩张——这就是所谓的“全球化”现象。在美元主导的全球化里，美国成为全球债务端，通过负债为各国创造需求；其他国家组成全球资产端，通过生产换取美国的货币。

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可以对其他国家加税，因为美国是所有国家的“甲方”，其他国家则是互相竞争的“乙方”，通过“生产者竞争”获得美国的市场准入，美国作为全球市场的终端，坐享“消费者剩余”。这意味着美国可以用全球最低的价格获得任何产品，反过来说，任何在美国以外生产的产品都比本地生产有更高的利润，巨大的“消费者剩余”使得任何本地生产都变得不合算。

3 美国为什么退出全球化？

看似双方共赢的全球化有一个巨大的Bug，那就是供给方和需求方严重的不对称。作为全球资产端，以中国为代表的全球南方（负责供给的“乙方”）远远大于以美国为代表的全球北方（负责消费的“甲方”）——只要能创造出需求，就可以毫无风险地攫取“消费者剩余”。

在现代经济里，需求是由债务端创造的，只要金融（股市、债市、不动产等）扩张，消费就可以源源不断创造出来。在“消费者剩余”的诱惑下，美国把各种金融工具发挥到了极限，以全球4.22%的人口，创造了全球36%的消费市场。但这样做的代价，就是美国资产端（也就是实体经济）的外移。因为全球生产者竞争会把商品的价格压到美国本地商品的成本之下，美国依然可以获得超级“消费者剩余”。

其结果就是债务端相对资产端的敞口不断扩大——美国债务对应资产部分持续外移——过度的金融虽然为全球化分工提供了美元这个公共产品，但却导致了产业的空心化，最终使得美国债务端变得非常不稳定且难以持续。这就是美国放弃全球化的原因。

4 两个美国之争

缩小“资产-债务敞口”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减少需求，把对外需求贪得无厌的中国排除在全球化之外；一个是增加供给，把产业链迁回美国（至少是迁出中国）。前者就是拜登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后者就是特朗普的全球征税。由于中国是最大的顺差国，和其他顺差国天然处于竞争关系，拜登的政策其实大部分国家都是乐观其成。

但在特朗普看来，美国以全球4.22%的人口和15.1%的制造业占比，提供了全球36%的消费，其债务端扩张已经超出极限，继续增加将会进一步压缩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失去平衡。没有中国的全球化，依然达不到资产端重回美国的目标，中国依然可以通过“二次出口”利用全球化体系。只有摧毁全球化，美国才有可能在主权范围内重建资产负债表。

拜登和特朗普之争的本质是要不要全球化。拜登希望通过排除中国，继续维持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而特朗普则希望彻底放弃全球化，退回北美大陆，在主权范围内重建资产负债表。而特朗普与全球为敌的政策，迫使世界做出选择——要不放弃全球化，重回列强争霸的丛林社会；要不建立一个没有美国的全球化，继续将人类结成一个互利的共同体。如果是后者，就必须有一个国家出来代替美国承担“全球甲方”的职责。

5 谁能接替美国的角色？

放眼全球，只有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有可能接替美国成为“全球甲方”。正是因为美国经济体量太小，无法在不产业空心化的条件下为全球提供足够的市场，而中国的人口规模远比美国更大，理论上可以形成的市场潜力也会更大；中国强大的实体经济，也使中国有可能承担比美国更高的债务。而债务创造能力决定了货币创造能力，货币之源就是消费之源。

随着中国加入WTO，曾经强大的制造业开始向以中国为中心的成本洼地迅速转移。中国如同成本黑洞，使得其他国家生产任何东西都无法同中国制造相竞争。全球制造业迅速向中国集中。中国以占全球18%的人口和30%的制造业，只创造了世界12.1%的消费。中国人均消费只需达到美国的四分之一，就可以提供和美国一样的全球消费。

实际上，中国的内需现在已经非常可观。以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例，截至4月4日，全球票房已超155.16亿元，其中，国内票房151亿元，占比约为97.3%。而全球影史票房高于《哪吒之魔童闹海》的影片都是依托全球市场的好莱坞大片。《哪吒之魔童闹海》惊人的票房证明，中国国内市场已经具有足以和全球市场匹敌的潜力。《哪吒之魔童闹海》传递给市场的这一信号，要远比其艺术水平和制作技术来得重要。

输出市场是作为“全球甲方”为全球化提供公共产品必须付出的代价。但中国扮演全球甲方的角色比美国扮演这个角色的副作用要小得多，这是由中国巨大的人口规模所决定的。美国之所以会过度金融化，乃是因为美国硬是以全球4%的人口提供了全球36%的消费，这种小马拉大车的结果，必然是债务端和资产端敞口极度扩大。

中国人口占全球18%，只需人均达到美国1/4的金融化水平，就可以提供同样的全球消费。2008年之前美国债务水平约为现在1/4，那时美国制造业占世界制造业产出的24%（Curious Cat Management Blog的数据），高居世界第一。理论上，即使中国消费达到美国今天的水平，也不会出现美国一样的产业空心化。

中国的实体经济也相对于美国更有潜力支撑更庞大的债务端。美国制造业只占全球的15.1%，股市市值却高达全球48%，而中国制造业占全球30%，股市却只占12%，中国只要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股市就应该是美国的一倍。同样，美国GDP占全球25.95%，债务却高达全球39.3%；中国GDP占世界16.88%，债务却只占世界的16.3%。这些都显示中国的债务端还有巨大的扩张空间。中美资本市场的落差，就是中国被抑制的消费潜力。只要这些潜力被挖掘出来，中国就可以轻松扮演美国现在在全球化中的角色。

6 如何抓住战机？

只有理解战场，才能抓住战机。多年来中国的经济传统，都是重生产，轻消费。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中国更懂如何生产，但说到如何创造消费，中国的认知就一下回到“小学生水平”。特别是对于信用经济，中国的理解还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对资本和金融的深度误解，是对中国扮演全球化新角色的最大障碍。

信用经济里最基本的特征，就是货币是依靠信贷创造的。而货币的多少，决定了消费的多少。也就是，生产是资产端创造的，消费则是债务端创造的。所有的消费都产生于债务。在一个供大于求、产能过剩的经济里，金融的发达程度，决定一个社会消费的总规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分界线，就是其创造的货币，能否满足所有劳动分工的需要。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最强大的国家，就在于其强大的资本市场可以创造出远超自身需求的货币。做不到这一点，美国就不可能成为世界的“甲方”。

对比美国和中国在股市、债市、房地产、保险市场的全球占比，就知道中国如果想扮演美国的角色还有多大的差距：1）股市（截至2025年2月），美国占全球48.6%（60.07万亿美元），中国占12.6%（15.58万亿）；2）债市（2024年），美国占全球39.3%（51万亿美元），中国占16.3%（21万亿美元）；3）房地产（2023年），美国占全球36%（44.8万亿美元），中国占33%（39.2万亿美元）；4）保险（2022年），美国占全球保险市场的36%（2.25万亿美元），中国占12%（5110亿美元）。

中国要取代美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并不需要有更大的产能、更高的技术，而是要有一个和美国资本市场相当的债务端。在中国资本市场规模超过美国之前，中国不可能替代美国“全球甲方”的角色。中国之所以成为“世界工厂”，从负面来讲，就是因为自身创造的内需严重不足。只要中国不能像美国那样为其他国家提供净需求，中国就仍然是一个与其他国家竞争美国市场的“乙方国家”。

7 可能性与必要性

紧接着的一个问题就是时机。很多人认为“中国要想取美国而代之，现在还为时过早”，并以美国取代英国为例，认为“美国是在经济规模超越英国之后，才取代英国的世界霸权”“中国现在还是应当韬光养晦”。在金本位时代，货币和实体经济是一体的，一个国家的生产超过另一个国家，消费也就同时超过这个国家。但在全球化时代，资本与劳动在国家间是分离的。

当世界消费不足时，美国经济的上限，就是所有国家的上限——当世界只有一个“甲方”时，任何一个“乙方”的供给都不可能超过“甲方”的需求。在这样的全球化规则下，中国不可能等到当年美国经济总量超过英国的那一天。乙方国家超过甲方国家的唯一机会，就是处于垄断的甲方国家自动放弃为全球提供消费的义务。而现在特朗普对全球加征“对等关税”，不再接受大规模逆差，就是这样一个机会。

那么为什么是中国接手这个“烫手山芋”而不是别的国家？首先，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处在接过美国全球化大旗最佳的位置，无论是欧盟还是日本，都不够格；其次，中国自身的经济增长已经到了一个关口，如果不能像所有发达国家那样实现债务端超过资产端，就无法实现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的阶层跨越。

1930年6月17日，时任美国总统胡佛签署了《斯穆特-霍利关税法》。法案对两万多种进口商品加征高额关税，将美国应税进口产品的平均税率提高到40%以上。1929年至1934年间，全球贸易暴跌66%。世界一夜之间重新回到列强争夺市场的丛林世界。如果因为美国退出全球化世界陷入大萧条甚至触发战争，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此时就算中国没有完全准备好，也值得为了人类的命运下场一搏。

8 最好的反制是更加开放

应对脱钩、封锁最好的办法不是退回到闭关锁国，而是更加开放。特朗普对所有国家以去逆差为目的的征税，必定导致美元流动性的枯竭，此时谁能提供新的全球货币，谁就可以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中国的目标也应立即从自保，转向出击——从建立不依赖美国的内循环经济，升级为建立没有美国的全球化。用进一步开放，应对美国的孤立主义：

1）进口。在对美元结算的所有进口实行对等报复的同时，对以人民币结算的进口实行零关税；

2）出口。逐步取消美元结算出口的各种补贴和退税，鼓励贸易对象使用人民币；

3）汇率。既然顺差不再重要，稳定汇率也就不再重要，人民币结算的增加，也使得外储也就变得多余，人民币可以逐步扩大浮动区间直到完全自由浮动；

4）回流。放开离岸人民币进入中国购买股票、国债和不动产，开放资本项目下人民币的自由进出。

5）投资。除了逆差外，要通过直接投资、扩大货币互换等方式输出人民币，提升保护投资安全的战略投送能力。

6）机构。推动建立脱离美国控制的世贸组织，建立人民币主导的国际清算、结算机制。

7）债务。动员国家信用超常规举债，修复不动产、股票、地方债等权益市场。

总之，全球化时代美国怎么做，中国就怎么做。中国只需接过美国曾经的剧本，饰演美国的角色，成全美国加入“全球乙方”愿望。中国要用更加开放的市场，接过全球化的大旗，用中国的内部市场，为全球乙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货币）。全球化角色的大互换，如同地球南北磁极的掉转，对中美两国都将是一场深刻的观念和制度变革。

9 结语

最后需要指出两点：

第一，不要指望在同美国的博弈中，全球“乙方国家”会形成一致行动——只要“全球甲方”只有一个，那么不管它多么“蛮横”，众多“乙方国家”都会争相“跪舔”以获得相对其他乙方国家更好的市场准入条件。在市场总体供大于求的条件下，“生产者竞争”就一定是全球化的基调。

第二，中国并不需要“打败”美国，不仅是因为四年后的美国仍有可能掉回头来重新争夺“全球甲方”的位置，更是因为就算中国这样的人口规模也不足以独立承担“全球甲方”的职责。由多个国家共同提供全球化所需的市场，不仅可以避免单一国家的产业空心化和过度金融化，也可以抑制单一“甲方国家”随意对“乙方”进行压榨和制裁。

特朗普的关税冲击对于中国既是风险也是机遇。美国主动让出“全球甲方”可能是一个稍纵即逝的窗口，一旦错过，中国就会被继续锁定在“乙方”的位置。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只有站在更高的维度，才能理解特朗普给中国带来的历史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