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读《毛泽东年谱》之主席爱读书（刚读到1937年）

1929年4月5日，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复信：“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1929年10月21日，在苏家坡的一个多月里，毛泽东虽身体尚弱，但已渐渐能行走，贪婪地阅读当时所能找到的书籍，有一本《模范英语读本》，天天朗读一段课文。

1929年11月28日，致信中共中央，“除请中央将党内出版物（布报，《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我们一点都未得到）寄来外，另请购书一批（价约百元，书名另寄来）”。“我们望得书报如饥如渴，务请勿以事小弃置”。同日，致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立三，“我知识饥荒到十分，请你时常寄书报给我，能抽暇写信指导尤幸”。

1932年，红军攻克漳州，曾志后来回忆说：我从厦门那边到了漳州，见到毛泽东。我跟他到龙溪中学的图书馆找书，找了很多书，后来用汽车运到苏区中心的瑞金。

1933年11月前后，寄列宁所著《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936年9月11日，和周恩来、秦邦宪致电彭德怀、刘晓、李富春：同意富春办法，组织流通图书馆。明日开始寄第一次书十本，先交富春停三天，转寄彭德怀、刘晓停一星期。各同志务须按时寄回，以免散失。以后将一星期或十天寄一次。

1936年9月26日，致电刘鼎，提出不要买普通战术书，只要买战略学书、大兵团作战的战役学书，中国古时兵法书如《孙子》等也买一点。张学良处如有借用一点。

1936年11月—1937年4月，读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著、李达和雷仲坚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中译本第三版）三四遍，写了约一万二千字的批注。

1937年1月31日，致信李克农：请购整个中国历史演义两部（包括各朝史的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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