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对美国/西方的两种极端认知体系

来源：阜成门六号院

作者：王明远

（一）如何认知美国/西方，不仅是国家外交战略中最核心的话题，也是我们民间政治言论场中最核心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个世界是西方文明主宰的世界，自鸦片战争以来，如何跟西方处理好关系，不仅关系到国运，也关系到我们老百姓个人的前途命运。所以，我们谈政治必谈对美国/西方的认识，另外如何认识西方，也关乎到我们如何才能更好地认清自己。

笔者认为，目前中国人对美国/西方的认知，越来越呈两极化，大致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认知逻辑体系。

第一种，笔者称之为“民族主义认知体系”，它的思想基本来源是中国本土的以天朝-蛮夷观为核心的传统民族主义，19世纪末、20世纪初引入的西方激进民族主义，以及几乎同时从西方引进的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

其实无论是中国传统民族主义中的华夏-蛮夷观，还是近代反殖反帝思想，其根本都是否认西方文明的道德合理性和进步性，因此也就否认西方文明领导世界的合法性。虽然当下的“民族主义认知体系”，又揉入一些现代元素，但是其基本逻辑仍跳不出上述三种理论，总体来说是一种前现代的认知体系，是中国20世纪中前期形形色色民族主义的新变种。

它的主要观点是：

1.  西方的先进发达是因为他们坏，贪婪掠夺成性，忽略西方发展壮大中制度进步的原因。在这种语境下，整个西方文明都是道德负面的，肮脏的一个集合体。西方世界中英美最强大，所以他们最坏，现在网上流行“盎格鲁萨克逊邪恶轴心”的说法，叫英国是“阴国”，美国是“霉国”，此外，犹太人在金融、科技、学术等领域表现这么优秀，也是因为他们奸诈邪恶，甘为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附庸，因此又有一个词汇叫“犹盎邪恶同盟”。

2. 正因为忽略西方制度优势一面，缺乏对西方的完整了解，所以相信“西方文明衰落论”、“西方崩溃论”。西方国家稍微产生一点社会问题，或者西方国家之间稍微有些矛盾，就认为西方社会矛盾到了总爆发阶段，西方世界内部矛盾已经不可协调，其实都是过去的“帝国主义崩溃论”的新表现。

3.  喜欢用阴谋论来解释所有外交行为及国际热点事件。比如说，前几天的伊朗总统坠机事件，此事很明显是纯粹机械故障，伊朗官方也明确说是没有发现任何外部势力介入的迹象，而国内自媒体几乎都解读为美国、以色列的暗算。

再比如，亚非拉欠发达国家一旦出现反政府民间抗议，就被贴上西方指使煽动、“颜色革命”的标签，其实绝大多数是因为政治太腐败、官逼民反，如果马克思在世，他也会欢呼这是反剥削、反暴政、反压迫的革命行动。2022年初的哈萨克斯坦人民抗议事件就是一例，此后哈方调查明确现实是民众对前总统家族连续30年统治不满，以及有中亚宗教极端主义煽动因素，并未提及有任何西方指使的因素（新总统托卡耶夫是亲华的），但是事情刚刚起来的时候，国内舆论全都指向西方。

4.  矛盾不可协调论。即认为中国和西方文明之间不能共处，只有你死我活，双方必有一战，对于处理双方矛盾，认为应该以斗争为主，反对沟通、谈判，认为这既无用、又懦弱。又基于前面所说的他们相信“西方崩溃论”，因此，他们主张中国应该在斗争中主动出击，帮西方订上棺材板的最后一颗螺丝钉。

此外，这种思维逻辑论者，更倾向于国际竞争是由硬实力（主要是工业制造能力）决定论，因为中西方是一种零和游戏，所以一国经济只能是战备经济，战备经济的核心其实就是发展重工业，藐视文化软实力、金融、制度制度改革的对国家赢得国际竞争的作用。

总之，这种思维体系下，中国奉行外交思路的应该是封闭型、进攻型外交。

（二）第二种笔者称之为“新自由主义认知体系”，它主要是基于西方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国际关系的设想，以及对过去全球化历史的解构，形成的一种认知体系，它是一种较为现代的认知框架，这种认知体系曾经大流行。它的主要观点是：

1. 强调西方的强大是基于它的文明制度，主张要跟西方学习交流，这比较准确地把握了西方现代化的内涵，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跟外部世界处理好关系，并且实现现代化。中国近几十年的发展成就，说明了这种认识观的巨大价值。

但是持有这种论点，也往往选择性忽略西方几百年来的侵略霸权的一面，用二战后的高度文明化了的西方，倒推西方近现代长达500年的全球扩张史，选择性摘取一些和善普世主义者的文明行为，而忽略了背后更为广泛的血腥屠杀、掠夺历史，是一种唯心论和形而上。

甚至美化侵略，认为发展中世界接受殖民的时候，比独立后要好的多，发展中世界没有能力治理好自己，比如认为非洲之所以发展不好，就是因为摆脱殖民而独立。还发明出各种“历史虚无”的说法，比如鼓吹作为殖民城市的近代上海，远远比当代上海发达，也远远超越东京；鼓吹伪满洲国是“全球第四大经济强国”等等。

2. 过于迷信或高估西方制度的自我修复能力和西方的实力优势，认为西方文明无人能够战胜和取代，西方文明是可以解决所有人类问题的文明，以至于产生“历史终结论”这种说法，只要大家都接受了西方文明，就可以解决人类发展基本问题。

这其实与人类史以来任何宗教或主义的历史终结论本质一致的，也与他们所批评的，我国过去认为苏联制度是人类最理想制度，认认真真跟苏联老大哥学习，就有远大前途，没有本质区别，都是一种放弃本我的“西方中心论”。

3.  在道德、效率等各方面贬损自己的文明，对自己的创造力、实力不自信，热衷于营造“中国崩溃论”。在他们的认知里，中西是一个二元严重分化的世界，西方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好、都不行的想法，动辄归结为“中国文化劣根性”，中国经济一有衰退趋势，就会说中国要崩溃（同时喜欢夸大亲美国的日本、越南、印度的经济发展速度）。这种意识倾向，在改革初期有助于克服我们盲目自大的保守意识，但是在当代复杂国际竞争中也是有害的，就像一个人如果处处否定自己，极端地自卑，他也会错失机遇，一事无成。

4.  基于这种认知体系，他们过于相信西方对中国的友好。认为西方是文明的、自律的，中国如果与西方出现了问题，一定是中国的错，是野蛮愚昧误解了文明。甚至把对西方现实中一些霸权行径的合理反抗或争论，视为狭隘民族主义、抗拒现代文明。

对于目前中美关系的困境，他们认为中国只要老老实实跟着美国，一定会能实现现代化，美国是一个文明的国家，真心想让中国强大，真心想帮助中国，中美关系的问题在于我们的狭隘。

所以，这种认知体系的对美国/西方外交观可以归结为：尽可能对他们开放，尽可能与他们妥协。这是一种完全相信别人，放弃自我的和平依附型外交。这种认知体系，在目前经济不好，中国国际环境趋劣的情况下越来越有市场。但是这也是一种枉顾了国际社会复杂现实的，一种幼稚的，归因简单化的认识体系。

（三）那么如何客观认识西方，以及定位我国的外交呢？

笔者认为西方现代文明是新航路开辟后，在500多年全球化历史中形成的，它具有多面性，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种族主义、自由主义、基督教普世理论、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都深度影响了西方社会。

所以，西方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元素构成的“文明”，诚如某位资深国际问题专家用“自由帝国主义”来形容美国那样，文明民主和霸权是西方文明的一体两面，只不过有时候文明是显性的，有时候霸权是显性的。上述两种认识都是极端的，如果把两者结合起来，可以形成更客观的认识。

1.  西方强大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先进性。西方的制度和文化，成功解决了人类的很多致命困境，它是一个尊重个人基本权利的机制，一个可以让社会保持长期稳定的机制，一个可以持续释放创新活力的机制。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也是目前人类最民主化，最具有包容性的机制。其他非西方的体制和国际秩序，对于普世权利的尊重，以及对其他文明的包容性，肯定不如西方文明。

不过尽管西方制度非常包容、民主，但是仍具有很强的排他性和霸权征服性。大概在亚伯拉罕一神教文明里面，都具有强烈的排他和文明同化别人的基因（尤其是伊斯兰与基督）。近代西方的全球殖民，虽然有经济掠夺动机在里面，也有强大的文明征服动机，尤其天主教国家的殖民，有明显“文明和宗教圣战”的色彩。即便是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今天，西方仍然具有根深蒂固的文明霸权意识，比如它们明显不可以接受非西方文明的日本和中国的崛起，动用一切手段（当然是不符合西方倡导的国际关系民主化、自由化原则的做法）阻止这两个国家的技术进步。排他这是人类最顽固的本性，西方在这一点并没有过人之处。

2.  西方制度是人类历史以来自我修复完善能力最强的制度，英国本土能够保持长达300多年的和平繁荣，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的奇迹。西方的政治、科技、经济、文化的主宰力也是其他文明无法挑战的。

但是也没必要去对西方进行神圣化想象。西方制度时常会在内部遭到严重挑战，过去的法西斯主义差点让西方文明毁灭，今天的特朗普主义为代表的各种右翼主义，也让西方民主制度再度面临严重危机，所以，西方制度本身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坚不可摧。

西方文明更大的挑战来自于人类文明自身的周期性演变。固然很多文明自身有优越性，但是历史发展总有周期性，既有的统治文明最终不免被边缘文明的成长壮大所颠覆。现在西方文明面临两大外部挑战，一是人口方面的，西方白种人在全球人口占比重持续下降，尤其是穆斯林和有色族裔深刻改变美国和欧洲的内部人口结构，白种人有变成少数族裔之虞。过去很多古典文明的终结都是由文明之间人口对比不可逆转的变化导致的，西方文明也很可能难逃脱这个宿命。

二是经济科技方面的。过去300多年西方是垄断了所有顶尖技术，最伟大的发明、企业都出自西方，但是1970年代以后，中国、日本成功挑战了西方，未来还有印度、印尼等等。估计到2050年前后，非西方世界的经济总量就会超越西方世界。以上国家的强大虽然都是通过依附于西方体系，但东方文明总有自己独立性和独特性，最终会反蚀西方的优势地位。

总体来说，虽然我们无法判断西方文明何时走向彻底衰落和劣势，但是东升西降是事实，这个“东”不仅包括中国，包括日本、印度、印尼、越南等，并且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3.  近代西方与中国数百年的接触史上，总体是西方主导主动，中国被动应对，在这过程中西方既有侵略，也有文明输入；既有野蛮侵略者，也有善良的传教士，它具有分裂的两面性。在二战结束后，西方世界对中国的侵略破坏性减少，而文明正向输入增加，不过西方坚持其主导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立场没有改变。

现实中的中国与西方，不像伊斯兰与西方之间那样存在严重的文明冲突，势不两立、水火不容，但是存在天然的利益竞争。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已经在科技、经济等领域严重冲击西方优势，这是西方不可接受的。所以，中西之间可以和平共处，但是存在严重竞争，甚至西方为了赢得竞争会越来越倾向于采取非常规手段。

所以，西方文明本身就是复杂矛盾的，任何极端理想化的或者情绪化的倾向，都是有害的。中国既不可能摆脱西方，孤立发展达到现代化，因为这是西方全面占优势的世界，目前中国经济科技进步的基本动力，仍来自于西方先进技术和管理制度的输入，中国采取与西方妥协未必会达到预期的战略目的，但是与西方决裂肯定会葬送现代化前程。

中国也不可能完全被西方接纳，在和风细雨中实现民族复兴。或许有人会援引四小龙现代化的例子，证明对西方依附型外交是可行的，中国体量太庞大，新加坡、韩国能走得通的道路，中国未必走得通。中国崛起必然根本改变全球秩序，牵动各方利益，必然不可能被诸多国际力量接纳接受。中国必须做好准备应该更激烈竞争，放弃过去的那种幻想。

中国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表明，东亚文明有独特的一些优秀元素，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为汤因比等很多人类思想大师所肯定的，中国人的学习和创造力至少不输于他人。中国也不应该妄自菲薄，丧失自我，应该有一个符合现实又伟大的战略目标，为人类文明做出更大影响力，而不能亦步亦趋充当从属地位。

但是这个过程又是艰难复杂的，中华文明必须彻底深刻改革自己，增加制度、文化、意识形态的普世接受性，只有为人类提供一个超越西方的制度和意识形态替代性方案，才真正具备国际竞争力，成为领导性力量。

因此，笔者认为中国外交应该是以“和平现实主义”为指导，即与西方尽量保持和平友好交往的关系，克服排斥仇恨外部先进文明的倾向，但是要避免理想主义、丧失自我，清醒认识到大国竞争的特质，最终要靠实力说话，清醒大国崛起涉及的利益复杂性。或许笔者本文表达很拧巴，充满了“既要、又要”，“一方面、另一方面”，让人觉得很分裂、首鼠两端。不过，现实就是这么复杂拧巴，人性本来就是这么复杂拧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