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富强，分配与公正

有一种观点：在专制体制下，民权不张，官权必然无限膨胀，巧取豪夺，强征滥拆甚至草菅人命之事屡屡出现。这就为各级官员腐败创造了大量资源和机会；人民的劳动成果遭到各级官员和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攫取与瓜分，人民收入的增长跟不上财政收入的增长，社会贫富差距不断拉大。

因此，只有在民主的政治体制下，国家经济才能得以长期健康发展。依据是民主机制与经济增长呈正相关性，这是因为民主机制能够有效地保护个人的财产权利，可以保证政府的行为限制在一定的范围，进而可以保障个人的财产不会受到政府的非法剥夺。同时，政府的行为也能够为人民所合理地预期，以此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进而实现对经济发展的促进。

这是能自洽的理论，但实际上缺乏历史实证。

1945年至撒切尔夫人上台之前的英国，1947年独立后至1991年改革时的印度，阿连德时代的智利，一些拉美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都采取了民主机制，经济上并未建立健康发展。事实上恰好相反，这些采取民主机制的国家，经济发展缓慢、停滞甚至倒退，英国、印度、智利就在上述时代体验了衰退。

相反，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老蒋小蒋时代的台湾，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甚至往远了说，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明治时代的日本，都是威权体制，甚至是独裁政权。但经济都取得了长足进展。

历史实证说明：民主并不自动带来富强。

另一种观点认为：经济自由才是富强的关键，而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并不互为条件。政治上的不自由实际上带来了强制的凝聚力和行动力，避免了社会的混乱，与经济自由相结合后形成强大的经济活力和增长。为了讨论方便起见，这里政治自由按西方定义，就是议会民主、言论自由那一套。

皮诺切特时代的智利、老蒋小蒋时代的台湾、朴正熙时代的韩国、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俾斯麦时代的德意志帝国、明治时代的日本都是经济自由但政治不自由的例子。

不过，美国、战后德国和日本都是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并举而经济发达的例子。

经济不自由、国家过度干预导致经济崩坏，津巴布韦是典型例子。

在1980年独立之前，津巴布韦还在殖民地经济的延续时代，被称为“非洲的面包篮子”，为非洲第二富国。在第一次民选中，穆加贝得到黑人选民的广泛支持而上台。只得到白人少数族裔支持的穆佐列瓦的落选代表了反殖民的历史正义，但穆加贝的经济政策最终把津巴布韦带入灾难。

独立之初，津巴布韦全国80%以上的可耕地被占人口不到5%的白人占有。在这个黑人族裔占绝对多数的国家，政客为获取黑人族裔的支持，以白人持有土地是在殖民时代从黑人手中非法取得为由，进行土地改革。1992年，政府修宪，强制赎买和征用白人土地，然后分给占人口绝对多数的黑人。1996年，穆加贝宣布将在五年内强行征收白人土地。

2000年刚过完新年，“革命老战士”一举强占1200个白人农场。津巴布韦政府还曾对全国的外资企业下了“死命令”——要么服从本土化法律，将至少51%的股份转给津巴布韦黑人公民，要么关张走人。此后大量白人农场主出走，带走了管理技能和农业技术。拿到农场的黑人喜悦过后，却发现自己没有能力管理农场、种好庄稼，农业生产每况愈下，经济陷入混乱。

穆加贝与欧美的政治敌对招来严厉制裁，进一步加重津巴布韦的困难。如今，津巴布韦的通胀已成传奇，2009年1月津巴布韦央行发行的新津元面值高达100万亿元，可见一斑。

津巴布韦土改政策的功过是非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但证明了一个事实：在穷人占多数的时候（不管是国家本来就穷，还是贫富分化形成大面积的新贫），不须要自己付出劳动只须付出选票的话，那为何还要通过生产而分享蛋糕而不是通过分配而分享蛋糕呢？

也就是说，基于人性，一个贫富悬殊、穷人占多数的国家，选票意志必然会倾向于分配，国家必然会民粹化，经济政策也必然强调国家干预和政府分配。结果是经济停滞，制造更多穷人，政治进一步民粹，最后为穷人专制到独裁铺平道路。

在当今中国，回归社会主义的呼声高涨，但回归社会主义到底意味着什么，似乎并不清楚。很多人坚信分配不公是当前的主要矛盾，只有国家干预才能回归分配公平。“中国现在有钱了，为什么不能给普通人更大的一块蛋糕？”

按劳分配是中国写进宪法的分配原则，但“劳”是按照付出来衡量，还是按照效益来衡量，付出和效益如何界定，这些都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从哪里“分配”是另一个问题。

很多人喜欢以华为作为例子。华为是高利润、高薪酬的典型。华为产品质优价高，高毛利才有高工资、高研发投资。华为作为旗舰产品，公众愿意支持一把。但要是什么都需要支持一把，公众就有是不是支持得起的问题了。公众的追求还是质优价廉。华为造车不做低成本的，也是因为毛利不足，亏死了。但中国电车的主体和竞争力还是在于低成本，这是回避不了的现实。

羊毛出在羊身上，质优价廉必然意味着产品里的劳动和研发开支要降低，包括原料和半成品的整个供应链里的劳动和研发开支要降低，这意味着相关产业从业人员的收入天花板较低。这是回避不了的矛盾。在作为消费者的时候要求质优价廉，在作为劳动者的时候要求收入丰厚，这是没法两者兼得的。

另一个思路是从国有资产里以各种社会福利的形式多分配一点给公众。这里津巴布韦的先例更有借鉴意义。经济大面积国有化是一个思路，但国有化本身不解决做大蛋糕的问题，没有更大的蛋糕，就谈不上分到更大的一块。国有经济的获益要大笔拿出来分给公众，必然意味着国有经济的从业人员的劳动收入要压低，研发、再投资也要压低，影响发展。国有经济不拿出主体收益分给公众，那和特大私企没有本质差别，只是换一个老板而已。

绝对公平是不存在的，在计划经济、平均主义年代，还有特权问题，只是现在的人选择性地无视这一历史上曾经导致严重不公的问题。

说起来，中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如何协调好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是一个具有极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课题。

不管什么主义，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民富国强，贫寒的理想主义不是理想。好的平均主义是先富带动后富，坏的平均主义才是“我不富所以你也不能富”。

改革开放中有很多灵机一动的时刻，但所有有用的灵机一动都是为按劳分配多开一扇便利之门，而不是通过什么主义按动“泼天富贵”的开关。换句话说，沉迷于“分配公平”可能不是解决当前问题的万灵药。

更好的分配是为了更大的公正，但不发展才是最大的不公正，津巴布韦就是先例。

什么才是呢？提高按劳分配中“劳”的质量，以提高同等付出的含金量，这就是新质生产力和教育、科技的作用，但这是题外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