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雪莲 | 全球化的韧性特征与韧性建设

刘雪莲 | 吉林大学行政学院教授

本文原载《探索与争鸣》202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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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雪莲

冷战后，全球化经历了被称为“超级全球化”的迅猛发展时期。这种全球化进程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停滞，受危机的影响，一些西方主要国家的经济遭到冲击，使全球化的动力减弱。当美国等发达国家开始提出本国利益优先，并实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之后，“逆全球化”“去全球化”等浪潮兴起。然而，在现实中，全球化所建立起来的整体性联系很难割断，“再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出现，在“再全球化”的进程中，时代呼唤“充满智慧的全球化”，也更期待能抵御风险冲击的“韧性全球化”。

全球化面临转型：主体与结构的视角

在全球化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主体与结构的作用比较突出，形成了作为施动者的主体与结构之间的一种互构关系。作为施动者的主体主要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它们有自己的意志和目的，是具有主动性的行为体。结构主要指塑造国际体系的总体框架和条件，包括权力的分配、全球经济的性质、国际制度、规范和意识形态。结构设定了行为体运作的边界，并影响其行为。结构性因素主要包括国家间力量的均衡、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以及全球市场等现行经济体系。其中一些结构性矛盾始终伴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而存在，在“超级全球化”时期，这些矛盾就不断地集聚，使全球化变得复杂而危机四伏。

全球化的矛盾性最初是以“反全球化”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如1999年被称为“西雅图风暴”的反全球化示威是标志性事件。此后，在环境部长会议、西方八国首脑会议、世界经济论坛期间，都有反全球化运动出现，并逐渐从最初单纯的抗议活动发展到理性的对话与思考，同时提高了组织性。在现实中，反全球化一直是与全球化相伴而生，是“另一种全球化”。

从主体来看，反全球化的力量主要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层，由于工厂的迁移和人口的流动，发达国家的工人面临着失业压力和福利削减的困境，这激化了其国内的民族主义和排外情绪。此外，一些非政府组织是反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它们在各自领域内提出反全球化的主张。此时，以国家为主体来反对全球化的现象较少，比如埃及总统穆巴拉克批评“全球化为穷国带来了灾难”，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指责“全球化是一个骗局”。但他们也并非反对全球化本身，而是反对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均衡、不公正的方面。

在结构上，由于冷战后社会主义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改革开始融入世界并走上市场经济的道路，成为全球化的重要推进力量，增强了全球化的内在动力；而反全球化的力量与全球化的推进力量相比较为弱小。它们虽然拥有自己的国际论坛和组织，但大多零星分散、各自为战，缺少国家权力和财富的支持，因而反全球化的效果也是微小的。此时，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自由主义的规则和秩序成为全球化的主要规范。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欧等西方国家的国际地位与综合实力相对衰弱，并逐渐产生了对于资本收益分配不均与经济利益失衡的不满。曾经对全球化抱有极度热情的西方国家对全球化的失望情绪不断增长，保护主义、本土主义观念拥有了越来越多的支持者。特朗普上台之后，将美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归咎于全球化，在国家政策层面大搞“去全球化”的招数，同时在美墨边境地区修墙阻止移民进入。欧洲一些国家在全球化的整体发展中也出现逆流。在这种形势下，美欧参与国际合作的意愿不断降低。去全球化侧重于在国与国之间树立贸易壁垒，以邻为壑；而逆全球化是在去全球化运动的影响下导致各国经济政策的改变，最终形成逆转全球化的现象。从主体来看，无论是去全球化还是逆全球化，都是依靠国家的力量来运作的，国家的主体地位被凸显出来，表现出国家主义的回归。在结构上，逆全球化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对全球化发展所导致的力量对比关系变化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快速崛起，会削弱西方发达国家在全球化中的领导地位。因而，在总体结构上逆全球化反映了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矛盾，而大国竞争也从经济领域外溢到政治、科技乃至意识形态领域，在一定程度上撕裂着全球化的整体性。

然而，去全球化也好，逆全球化也好，都不表明全球化的消失，而是全球化的转型。逆全球化并不是全球化的全面回潮与衰退，而是某些国家在一些领域、一些方面对于全球化的成果进行否定或拆解；在另一些方面，这些国家则积极寻找出口渠道，比如以区域合作、跨区域合作来推进跨国的经济贸易往来。在大国冲突、地缘政治回归的形势下，西方发达国家也在不断调适着自身的政策来适应新形势的变化，做“有选择性”的再全球化；而新兴国家并没有颠覆全球化发展所遵循的原有规则体系，相反极力维系原有体系，它们想要改变的只是原有体系中不公正、不合理的地方，追求更有效、更公平、更持久的全球化。因而，我们看到的一种现实是：全球化呈现出韧性特征，表现在不同主体都在追求不确定形势下的适应性，在积极调适自己的政策；同时，各主体在“再全球化”过程中，探索不同方式和路径以维系跨国的经济联系。

全球化的韧性特征

近年来，“韧性”概念在社会科学领域逐渐得到广泛的应用。从一般意义上来看，韧性包含了这样几方面的观念：一是韧性主要应对的是内外部的风险与挑战；二是韧性体现的是主体受外界干扰时所具有的适应性能力和回应性能力；三是韧性也体现主体受外界冲击后的恢复性能力和创新性能力；四是韧性往往反映在不同结构环境中。当前，面对社会的不确定性风险与挑战的加剧，关于“韧性”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界的关注。

（一）全球化中主体韧性的增强

在全球化发展中，主体的推动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全球化从来就不是一个纯粹自然的过程，它始终包含着国家、公司以及其他一些集团力量的积极推动。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时期，国家为了获得更大的收益，将权力向上转移给国际组织，向下转移给次国家行为体，同时将一些权力外包给企业或民间机构。国家权力的流散成就了非国家行为主体的作为，也使全球化主体变得多元化和多维化。在这一发展进程中，国家主体本身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国家经历了“超级全球化”的发展，各种壁垒已经被打破，国家已经是被全球化“洗刷”过的国家了，生存和发展方式已经被改变，敏感性和脆弱性在增强，国家存在于国际社会复杂的网络系统中。

应该说，在“超级全球化”时期，国家积极融入全球化，分散其权力，这本身就是国家韧性的一种表现，是国家主动适应全球化发展、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必然路径；而国家主义的回归仍然是在国际力量对比发生重大变化后国家回应力的一种反映，是国家能动性的凸显。在“逆全球化”形势下，国家要从原有全球化的全球经济连接、制度合作、文化交流的状态中走出来，来面对全球供应链中断、大国竞争、制度失效以及国内政治极化和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贸易战、科技战实质上是发达国家对全球化不平衡发展结果的反击，而制造业回归、阻止移民的大量涌入也是发达国家应对经济“空心化”和工人就业与福利受冲击的政策调整。

在逆全球化潮流下，中国显示出灵活的应对能力。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在开放的环境下继续推进世界各国贸易和投资的连接；中国坚定不移地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世界共同利益；中国支持世界贸易组织改革朝着正确方向发展，并积极参与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机制，推动加强贸易和投资、数字经济、绿色低碳等领域议题的探讨。这些举措都反映了中国在逆全球化的状况下的灵活应对和创新的韧性能力。

（二）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经历了“超级全球化”阶段的发展，国家已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深陷于相互依赖所编织的社会网络之中。在全球化的“冲刷”下，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整体中的个体，而且很难从整体中分离出来独立生存。新自由主义理论曾提出复合相互依赖的三个特征，即各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包括国家间联系、跨政府联系和跨国联系；国家间关系的议程包括许多没有明确或固定的等级之分问题；军事安全并非始终是国家间关系的首要问题，当复合相互依赖普遍存在时，一国政府不在本地区内或在某些问题上对他国政府动用武力，军事力量起着次要作用。从现实来看，地缘政治的回归并没有从根本上颠覆相互依赖的根基，国家间的普遍联系仍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延续着，环境、能源、资源、人口等全球性问题时刻威胁着人类的安全，这不是军事手段可以解决的。

由于相互依赖的存在，当今的世界依然是全球化的世界。但是，在全球层面，国际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国之间的竞争，改变了各国相互连接的状况，以及在全球化结构中排列组合的方式。为适应新的变化和有效抵御未来可能的风险，全球化在结构上出现了“区域转向”，即以区域化来协调全球化，从而抵消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从本质上来讲，全球化是超地域性的，它模糊了国家间的地域边界；而“逆全球化”试图割断全球化发展所构建起来的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以及全球范围的普遍联系。在这种情形下，区域化的连接是最可靠和最便利的替代方式：一方面，区域化曾经是与全球化发展并行不悖的趋势，有实际的经验可供借鉴。另一方面，区域化是地缘相邻国家之间的一种结构性连接，距离成本的降低和边际效应的呈现使区域化往往比全球化更有利于维持国家间的联系。全球化的“区域转向”不仅是国家主体的韧性选择，也是全球化结构的适应性调整。

（三）技术助力全球化的韧性转型

从全球化发展历程来看，全球化每一次的“排忧解困”都离不开科技的力量。当全球化早期资本受困于狭隘的领土范围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船坚炮利”将资本推向了全球。当全球化的发展需要向一体化推进的时候，以计算机为基础的数字化光纤网络通信和卫星远程通信技术革命，为全球交往提供了技术支撑，减少了长距离的交易成本，使得空前规模的资本流动成为可能，极大地助推了一体化的进程。当“逆全球化”潮流涌动使全球化面临碎片化风险之时，以数字化和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直接促成了全球化的韧性转型。可以说，技术进步为全球化添加了韧性的翅膀，赋予了它在困境中重新崛起的力量。

在数字化技术的基础上，全球化呈现出新的韧性特征。数字技术创新了全球互联互通的方式，开启了万物互联的新时代。数字化让更多的企业和个人参与到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中，形成了更加多元化的主体结构；数字技术重塑着全球价值链，促使企业的技术研发功能不断提升；数字经济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引擎，“2021年全球47个主要经济体数字经济规模为38.1万亿美元，较去年增长5.1万亿美元，数字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当然，数字技术的进步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新领域的大国竞争、新的全球不平等现象以及新的治理规则，给“再全球化”带来新的矛盾。

再全球化进程中的韧性建设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并没有消除地缘政治，相反，全球化进程中的不平衡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了地缘政治的复归。反过来说，地缘政治的回归也不可能使全球化消失，全球化在主体、结构、技术等层面上有其内在的韧性，推动着全球化跨越现实的危机而走向“再全球化”。未来，我们需要在观念、主体、结构等方面有意识地进行韧性建设，以便更好地推进全球化的持续发展。

首先，人们需要在观念上树立韧性思维。自全球化启程以来，各类风险始终和全球社会与国际关系的运转相伴而行，全球相互联系加深与全球化嵌套发展又成为这些风险的放大镜，强化了国际风险社会的不确定性与不安全性。“远距离的关联性或耦合、非线性变化过程以及突发性的特征，将不确定性提高到我们毫无历史经验的地步。”在不确定性的背景下，“韧性”的概念提供了一种新的思维与方法，用以适应复杂性、偶然性和不确定性所导致的种种问题。

其次，韧性建设需要调和再全球化中的结构性矛盾。从主体结构来看，目前的全球化是多元性与大国性并存的，既有多元行为主体的协同参与，又有西方发达国家与新兴国家之间的竞争。未来的“再全球化”不仅需要在主体关系上进行协调，而且更需要包容与接纳，因为“再全球化”要建设的是一个以发展为主导的、包容的、平等的、相互依赖的世界，而不是以权力为主导的对抗的、冲突的、“极”的世界。在全球化的“区域转向”中，区域化结构可以体现出对“逆全球化”危机的适应性，但未来的“再全球化”还需要将区域层面重新提升到全球层面，以实现真正的全球化。因而区域化的韧性建设需要有全球化的目标指向，同时还需要有区域间的协同共进。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新的结构问题中，如何弥补数字科技所造成的“全球数字鸿沟”问题，也将是“再全球化”要回答的一个重要课题。

最后，要构建韧性时代的新的价值取向。美国未来学者杰里米·里夫金在其《韧性时代：重新思考人类的发展和进化》一书中提出了“韧性时代”的概念，他认为，以往追求“效率”的进步时代已经让位于个体适应性的韧性时代。在进步时代，空间是被动的自然资源的代名词，治理则是把大自然作为财产进行管理的代名词；而在韧性时代，人们需要以谦逊、正念和批判性思维重返大自然的怀抱，让人类和生物大家庭再现繁荣。从进步时代到韧性时代，就是从让自然适应人类到让人类适应自然的巨大转变。全球化的发展不仅带来了人类的巨大进步，同时也给人类的生存带来了挑战，面对诸多全球性问题的不断出现和加剧，需要人们在“再全球化”的进程中寻求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

在《韧性时代》的中文版序中，杰里米·里夫金写道，一场伟大的世界性变革即将来临，中国很可能是先行者之一。西方文明所打造的进步时代延续了近200年的辉煌已逐渐走向没落。无论人类在短期内取得怎样的进步，很大程度上都是以全球变暖和许多物种灭绝为代价的。现在，中国正在改变历史的走向，他洞察到了韧性时代和生态文明的来临。总之，在全球化的韧性建设中，最终人们必将以“类生存”的全球意识和生态系统思维来规范自身的行为，以使人类在全球化所打造的整体性世界中长久地延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