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难以走通的道路：如何理解那十年（二）

三 他心目中的噩梦：既变修又走资还向帝国主义者屈服

上面的大背景讨论分析了他最希望避免的六件事。这里小标题说的就是其中的三件。另外三件是爆发（针对中国的）世界大战，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和政权垮台。

在他看来，爆发世界大战，由于外部安全压力而屈服于帝国主义以及两大帝国主义联手压制中国这三个风险可以通过他的外交路线有效控制：同美苏激烈对抗并逼得某一方大转向从而最终降低大战风险（虽然短期内会升高风险），解除被联手压制的风险，同时在政治上不屈服于人。事后看，他的这个高风险高上限的外交政策也的确最终取得了成功。所以如果对他的对外路线有信心（他自己应该是有的），那么他真正恐惧的噩梦前景就是中国既变修又走资和由此导致的屈服于帝国主义。

在他看来，出现这种前景无非两个结局：一是政权垮台，二是政权存续但已经是江山变色。总之，革命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要损失掉。

四 一条难以走通的道路

变修，走资，又向帝国主义屈服，这条道路真的是不可能走通的吗？世故之人会指出曲线成功的智慧。

比如上面分析过走资很大程度是在当时生产力条件下和国际形势下的顺势之举。你可以走一定程度的资，但总体上还保持社会主义的优势地位嘛。这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模式的优点都能利用到嘛。

而所谓的变修，其中有些成分很大程度上也是难以抗拒的人性。再说了，要组织好现代生产力条件下的大生产，官僚层级机构是不可避免的。技术官僚的地位高了，那难免会被人觉得有点变修了。但这未必意味着政治的僵化乃至腐朽，好吗？哪个工业化国家不是这个样子呢？如果这是工业化现代化以及坐稳政权的代价，那该付还得付嘛。

再有，向强者屈服可以是策略性的。一定程度的政治屈服换来大战风险和被联手压制风险的降低，或许是完全值得的。用政治让步换取外部经济资源也完全可能得大于失。哪怕是他，在革命斗争的道路上也有像抗战时国共合作之类的妥协或者建国后向苏联一边倒的阶段性安排嘛。最终证明他没有被国民党降服也没有被苏联降服。后人难道不能学习这种曲线成功经验吗？

对于这种“一定程度上变修，一定程度上走资，一定程度上屈服，但最终可以胜利”的想法，我认为他的判断是：很难行得通。“红旗落地”，“吃二茬苦受二茬罪”等评论就是典型例子。他的判断有没有道理？以当时的情势看确有其道理。

第一，这条路本身就是非常难的。

帝国主义又不傻，你向他们屈服了他们就不会给你套上各种枷锁？不会设置天花板？他们就不会渗透你吗？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思想持有者也不傻。你走资了，他们就不会腐蚀你？或者裹胁群众对抗你？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能够在一国之内并存吗？如果你只搞一点点资本主义，那从资本主义得到的好处也就很小了。而如果你把走资的渠道搞大了，那到底是资本主义占优还是社会主义占优？哪一方会甘心自己居于二等地位呢？斗争是不是可能变得很激烈呢？就算和谐相处了，难道不会是官僚和资本家勾连在一起吗？你走了资，你是不是要倒向美国？如果你又同时向美国屈服，那有了美帝国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支持的资产阶级及代言人会不会试图夺权呢？

还有那个变修的问题。你以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上级对下级具有极高权威的强势官僚系统之后人民群众就甘心接受吗？就算接受了，那这个官僚系统内部就不会因此自高自大吗？就不会私心过重搞权力代代传吗？

所以你看，绕来绕去怎么好像三座大山又要回来了呢？

还有，如果你倒向了某一个帝国主义而那个帝国主义自己混不下去甚至内爆了，你会不会被他拖下水？如果其中一个帝国主义和另外一个开战了，你有没有可能被绑上战车？

第二，虽然中国革命的胜利也是走通了一条几乎走不通的道路（我之前有长文“中国革命的近乎不可能之路”详细分析），但走通一次不代表能走通第二次。

前一次能走通，和他的带队作用有巨大的关系，而他对他的同事的能力是有认识的。比方说他的若干同事或者前同事在革命期间若干次把事情办砸甚至濒临大失败。又比如说建国以后，主管经济的同事们搞经济工作出现了大灾难（当然他作为最高领导也不得不负很大的领导责任）。在这种情况下，他如何信任自己的同事在他身后去走那条难以走通的曲线成功道路？

第三，这条道路所需要的时间之长远超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终究是一代人时间内完成了。而由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要走通上述的曲线成功之路至少要好几代人。这就存在着一个事业传承的问题。你能几代人都出现英明领导吗？假如你搞权力代代传又会怎样？只要有一段出问题，整个路线就可能崩塌。西方早就意识到这一点，所以早早就提出和平演变的战略了。

五  后来人的确选择了他判定走不通并想要避免的道路，但后来人硬是把那条路走通了

他的后来人选择的道路，按照六十年代中期他的认知，可以说是大大地走资了，明显地变修了。他的防修防走资的十年努力在政治上被彻底否定了。各种被定性为修正主义和走资的案子被翻案了，他认为群众该有的造反式的“大民主”权力被取缔，上级对下级建立了很高权威，阶级斗争的提法靠边站了，私有制经济成分巨幅增长，资本主义地区的很多经济模式成为了学习模仿对象。

至于说向帝国主义屈服这个方面，其实一开始并非如此或者就算有一点也不厉害。 但由于苏联衰落乃至意外崩溃，最后以韬光养晦为标志也不得不对美帝国主义屈服了。屈服的程度恐怕超出了预期。

但是这条“乍看起来变修，一定范围内走资，一定程度上对帝国主义屈服”的道路，最后竟然真的曲线成功了。在2024年的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取得了光辉的胜利。我们终究是社会主义，所以本质上没有走资（可以说新时代对这个问题具有一锤定音的定性效果）。我们终究没有变成中国古代封建式的修正主义者或者苏联式的修正主义者。关于前者你只要想想中国当今干部团的成分就知道；后者过于明显已经无需论述。而我们在长期屈服于帝国主义之后终于崛起为超越或者快要超越帝国主义的世界最强国家。

很多人都会问，我也想过这么一个问题：假如他不是去世而是休眠四十余年，那在他醒过来并了解情况之后，会如何评价这四十多年的道路呢？我想，只要他作为一个伟大唯物主义者的底色没有改变，他终究会承认后人选择的道路是成就辉煌的，只不过这条路是当初他不相信能够走通的。

他的确是误判了，但这并非一个低级错误。